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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
李白是仙，杜甫是圣。仙是超凡脱俗的，圣是超凡入俗的。仙出世，李白一生都在作浪漫的想象飞行；圣入世，杜甫一生都在现实的荆棘与泥水中行走跋涉。
李白是侠，愤世嫉俗，快意恩仇，醉眠酒家，笑傲王侯，飞扬跋扈，挥金如土，一付豪客形相；杜甫是儒，书生意气，匡济情怀，仁民爱物，悲天悯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一片菩萨心肠。
李白近道，故有仙灵气，得天人之妙相；杜甫近佛，故有慈悲心，生般若之智慧。
孔子曰：“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李白是狂，杜甫是狷；李白是狂中有狷，杜甫是狷中有狂。
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与杜甫一生都在燃烧，李白是天上的陨石，杜甫是人间的火种。
在读者眼里，李白是超时空的，他不受时空束缚，不需要任何舞台背景。他以天地为庐，独来独往，“孤帆远影碧空尽”，“骑二茅龙飞上天”，他离你渐行渐远，只能望着他高唱远去的背影喝彩。杜甫与你是同时空的，他以具体的生活时空为舞台，不但身入，而且心入，每一首诗既是时代实录，又是心灵告白，“堂前扑枣任西邻”，“隔篱呼取尽余杯”，他与你近在咫尺，不能不为他的诚挚和热情深深感动。
李白属于黄河，黄河一泻千里、奔腾咆哮的性格，显示他的伟力；杜甫属于长江，长江茫茫九派、深沉壮阔的形象，显示他的襟怀。
李白更爱山，“一生好入名山游”，几乎半生都在山中度过。他从西蜀来，北上幽燕，南下吴越，东极齐鲁，简直无山不登，无峰不攀，峨眉山、泰山、庐山、华山、徂徕山、嵩山、天台山多次留下他攀登的身影。《庐山五老峰》诗云：“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处巢云松”，不就是山之灵秀独钟么？而杜甫则更爱水，在长安时常游曲江，到成都后面对锦江，卜居浣花溪畔，日夕与水为邻。“一夜水高二尺强”，“新添水槛供垂钓”，“舍南舍北皆春水”，真是写尽了临水居的乐处。杜甫从山路入川，又从水路出川，在夔门滞留两载，阅尽巫山云雨，长江风物，然后出三峡，经汉水，入洞庭……《登岳阳楼》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正是水之气象万千么？
然而，李白的诗是流动的，行云流水，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流动变化中显示他的桀傲个性与飞扬神采。他的《江上吟》通篇都是行进的节奏，江水流转，日月流转，历史与人生都在不断流动转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那种巨大的推进力与震撼力只属于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与风暴海啸。杜甫的诗是沉稳的，山耸岳峙，有万笏朝天、博大深沉的气概。无论是读他的歌行或者律诗，都有一种特别的稳定感、厚重感。如《秋兴八首》，虽写社会颠沛流离，时代风雨飘摇，历劫沧桑，仍不失雍容大度与宏伟气象。“蓝水远从千涧落，两山高并玉峰寒。”大气磅礴，那种山岳般的伟岸、峻峭的风骨、气质岂是其他诗人所能望其项背？
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杜甫：“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两者的区别可见端倪。
李白是仓颉造字，鬼神夜哭；杜甫是嵇康操琴，广陵散绝。
李白是敦煌壁画的飞天，明眸皓腕，长裾广带，曼妙飘忽，如嗔似喜，缤纷花雨中幻化出一片空灵的艺术天地。杜甫如汉墓唐陵的翁仲（石俑），峨冠象笏，仪容肃穆，风骨凛然，威不可犯，在森森松柏中描画出十分浓重的历史氛围。
李白诗是开放的，是内敛的开放；杜甫诗是内敛的，是开放的内敛。
李白诗秀在神，杜甫诗美在骨。
李白诗是天山雪莲花，杜甫诗是湘江木芙蓉。
李白诗如川江上行船，异峰奇岩，山花竹海，扑面而来。忽而岚雨飘洒，薄雾缭绕；忽而满天彩云，气清日朗。顺流而下，听不尽两岸猿声，看不完屏风迭嶂……杜甫诗似蜀道间跋涉，崇山峻岭，连天蔽日；羊肠小道，盘曲纡回。有时是“枯松倒挂倚绝壁”，有时是“石水 崖转石万壑雷”。逆行而上，虽然惊心动魄，却是志坚胆壮。
李白诗如横笛，清丽浏亮。有诗为证：“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杜甫诗似直箫，深沉悲怆。有赋为证：“客有吹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余光中写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我套用写杜甫：“行吟万里，八方布满了荆棘，瘦弱的两肩披挂风雨，赤脚踩过便一部史记。”
李白是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李白诗有复古倾向）；杜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此处指长安、洛阳）。
李白诗如高度烈酒，俗称“烧刀子”，一饮入喉，便有酒精刺鼻，热力入肺，胸胆开张。但不宜浅斟，而要痛饮；不宜小杯，而要大盅，需有量者方可。酒酣耳热，一醉陶然，便飘飘有凌云之概。杜甫诗如百年陈酿，初入口便有香气扑鼻，不甚刺激，只觉甘醇，如逢知己，难舍难分。但不宜牛饮，而要细品；不宜俗人，而要与雅士共酌。酒酣最易伤感，过量转为苦涩，唏嘘啼哭，似醒如梦。
同是写江行即景：“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李白）“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杜甫）李白比杜甫更单纯而明彻，杜甫比李白更复杂而丰富。
李白是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杜甫是川江石桥，“南浦清江万里桥”。
李白诗以气氛拟虚景；杜甫诗以实景画气氛。李白说：“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是虚晃一枪；杜甫说：“关塞萧条行路难”，是大实话。
李白与杜甫都憧憬、向往光明。李白的诗多写日光（而且是“白日”），杜甫的诗多写月色（而且是“迷离中的月色”），这自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环境有关，但也显示他们不同的个性色彩。李白从光明中看黑暗，直面黑暗的丑恶行状，横眉魑魅魍魉，故愤世嫉俗，嬉笑怒骂，锋芒毕露，不留余地；杜甫从黑暗中看光明，渴望光明的熹微曙色，倾心丽天白日，故忧时伤乱，忍辱负重，美刺比兴，止之微讽。
李白以主观写客观，客观为我所役，以我观物，物亦着我之色彩。杜甫以客观写主观，主观寓客观之中，推物及我，我亦著物之色彩。李白的主观是“万物皆备于我”；杜甫的客观是“我与万物同一”。
李白是唐朝的贾宝玉，天生异相，一付叛逆性格，不谙世务。贾宝玉衔石而生，李白死于采石矶，都是石头命。杜甫写长安与洛阳是荣宁二府的豪华版，开元天宝与康乾盛世何其相似乃尔！
李白是大鹏，在云天高飞；杜甫是骏马，在大地奔驰。但是，大鹏也有飞不动的时候，李白的《临路歌》写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骏马也有中箭受伤的时候，杜甫《白马》写道：“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临路歌》与《白马》都写于他们逝世前几天几月，大鹏与骏马是他们的自画像，是对于英雄末路的预感竟成了诗谶！
楚国衰有屈原，西汉衰有司马迁，东晋衰有陶渊明，唐衰有李白、杜甫，宋衰有苏轼、陆游，清衰有曹雪芹……大作家必生于时代盛衰的转捩点，无盛何以见衰，无衰不能写盛。
“是真名士自风流”，后人学李白，往往是假名士。“长使英雄泪满襟”，来者学杜甫，倒出了几个真英雄。
李白是不可学的，止于欣赏。你可以学鱼在水中游，学鸟在树丛飞，你能够学夭矫海天的龙么？杜甫是可以学的，止于模仿。篆隶行楷草你都可以学，你能超越王羲之、张旭、颜鲁公、米芾么？
写饮酒的诗很多，李白的《将进酒》，古往今来只能有这一首，不可能再有第二首；写悲秋的诗也很多，杜甫的《秋兴八首》，天上人间只能有这一章，不可能再有第二章。“上穷碧落下黄泉”，难道还会有第二部《红楼梦》？
读李白可以化解许多俗气，伧夫气，小鸡肚肠气，匹夫匹妇气，卑琐气，穷酸气，乃至怨气，戾气；读杜甫可以增强仁心，爱心，同情心，慈悲心，事业心，自信心，责任心，乃至雄心，天心……
李白写幻想，杜甫写现实；李白写过往未来，杜甫写当今时事；李白写梦中世界，杜甫写梦醒时分；李白多好梦，杜甫多恶梦；李白多开心事，杜甫多失意事；李白写复杂为单纯，杜甫写单纯为复杂；李白是传奇，杜甫是编年史；李白是天之骄子，杜甫是国之人杰；李白是喜剧演员，杜甫是悲剧演员；李白是帕瓦罗蒂，杜甫是莎士比亚；李白是庄子作逍遥游，杜甫是孟子见梁惠王；李白是狂草，杜甫是行楷；李白是小李飞刀，杜甫是独孤九剑；李白是摇滚、迪斯科，杜甫是歌剧、狐步舞；李白是飞碟，杜甫是“神舟5号”；李白是如来，杜甫是观音……
很长时间以前，在诗人中，我就喜欢杜甫，以至到了崇拜的地步。不光是崇拜他的诗，更崇拜他的为人。读一读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相信任何人都会为之感动的。
提到杜甫，就不得不提与他同时代的李白。与李诗相比，杜诗似乎更有一种魔力，他从不以那种“白发三千丈”或“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般的颠狂之语使人振撼，而是以发自内心的深情感染人。在读杜诗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杜诗很浅，浅得能看到底儿；然而杜诗又很深，深得足以将你淹没。通俗点讲，杜诗的字面意思一读就懂，然而字里行间的意味却深长得很，值得你读一辈子。
李杜处于同一时代，然艺术风格迥然不同：杜甫笔下是一派民不聊生的凄凄惨状，而这些在李诗中却连一点儿影儿都没有。用当今的两个电视节目作比的话，李诗就像《神州丰采》，专挑好的说；而杜诗则像《焦点访谈》，天底下哪黑就把镜头往哪摇。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流派问题。然而我更愿意从其思想角度去看待李杜艺术风格的差异。因为我认为诗人之所以分属不同的流派，正是思想性格不同的外在表现。这里的差异我想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性格，二是人生经历。
李白从骨子里就有一股子傲气，也正是因此才诞生了那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可是气归气，李白那句话说过就拉倒。杜甫却事事认真，杜甫为了那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誓言，在动荡的年月忠实地追随肃宗，委委曲曲地在朝廷里“打杂儿”，真是苦了一代大师了。这大概得算是李杜的性格差异。
杜甫的为人，用现代一点的话说，是很有点共产主义意识的。自己在寒冷的雨夜受冻之时，居然还吟出了“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的忘我，何等的高尚！尽管有人指出他的“寒士”一词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仍掩饰不住杜甫其人内心所固有的高尚思想与一个人民的诗人的光辉形象。这一点在其后期的作品《三吏》、《三别》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而这种基调和这种风格，大概就源自于他的凄苦经历了。早年的杜甫虽学识广博却不被重用，使其意识到社会的衰落，（从这一点上看，可以说杜甫是很有点超前意识的）中年的杜甫正逢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目睹了安史之乱（755-763）的长安城那潇条破败的景象，深深刺痛了爱国忠君的诗人。晚年的杜甫虽看到了叛乱的平定，然而自己的悲苦生活却再也难以激起他心中的豪情了。那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763年春）恐怕就是杜诗中最豪放的一句了，然而比起李白那句“君不见长江之水天上来”，就显得平实得多了。
李白则与杜甫经历不同，他的经济条件要好得多，因此并不稀罕朝廷的那几两赏银，也不必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辗转，所以他就有眼福饱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在这种自由生活中，自然会诞生浪漫的诗篇的。即使在其受牵连而入狱时所住的监狱，也比杜甫的家要温暖得多。因此李白也就永远不会体会到“多年布衾冷似铁”的感觉了，更不会有“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感叹了。
由此看来，人生的经历本身就是诗，而诗就是人生的写照，不曾看到李杜的性格差异与人生经历的差异时，是难以理解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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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4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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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5 0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