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大致同意，蒙古人于13世纪前半期对东、西方世界的持续拓展，势必使其涉入各地区地方性事务的程度日趋加深；蒙古帝国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愈来愈面临着一种“地方化”（或谓“在地化”）的趋势。美国蒙元史学者T. 爱尔森（Thomas T. Allsen）在针对蒙哥汗时期蒙古帝国在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统治政策的比较研究中指出：“考虑到帝国疆域的广阔和文化的差异，蒙哥与其大臣们所制定的管理制度广泛综合了诸种不同的要素，这点毫不足奇。帝国的赋税制度融合了蒙古与中亚突厥的税收惯例，户口检括则采纳汉地的经验，军事机构则遵循具有悠久草原传统的模式。尽管帝国的管理制度具有某种匀称性，但绝不意味着整个帝国尤其是其基层制度上的无差异性。它不可避免地要适应当地的实际和传统。由于蒙古人既无统治经验，自身又缺乏必需的官僚人员，他们不得不依靠熟谙当地状况和语言的臣民来充当各级统治官员。尽管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采用各种地方传统的管理方法，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对于控制和开发新征服的领土而言，乃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事实上，美国学者舒尔曼（H. F. Schurmann）也较早观察到，在华北汉地，地方基层保留着汉地因素，而在上层则大量地是蒙古（或外来）因素。换而言之，越接近基层则当地因素越明显，越往上层则蒙古因素越凸显。姚大力对此亦曾写道：“在越低的行政层次，被征服地区原有的行政组织形式以及其他相应制度，保留得就越多。蒙古对这些地方的统治，实际上是依赖于来自草原体制以及从当地传统政治体制中保留下来的两类制度损益变通，使之互相耦合、同步运转来实现的。所以，在被征服地区，我们到处都看见蒙古政治体制或紧或慢地朝着‘地方化’的方向发展。而整个过程的显著特点之一，亦即这种地方化更多地是从较低的行政层次逐渐巩固并且向上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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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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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 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