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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改问题上，国民党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无力为。国民党内有清醒人士很清楚土改是一道国家工业化绕不过的必答题。国民党也搞过土改。主持者是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 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张静江土改失败后，痛心疾首道：“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 认识到土改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国民党人士，不乏其人。一生强烈反共、至死不渝的胡适说：“我反对赤色主义，主要是反对他们废除民人资本和建立完全国家垄断这两点。具体到土地改革，甚至阶级之间的冲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无论其善恶，都注定被历史洪流所淹没。这是后进的工业国的必须选择，便是痛苦，也要做……”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说：“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保留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1961年4月有一个《和老友们的心里话》，其中说：“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就是这样，国民党在大陆不土改，不是不欲为也，是不能为也。是因为动了“我等老贼”、“满堂守财奴”的蛋糕，受到强烈的反抗，欲为而不能为。 自张静江主持浙江土改失败后，国民党只有动嘴，而再未有动手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着看共产党完成此等伟业。等蒋介石跑到台湾后，国军军官和国府官员都没了土地，来自上层的阻力消于无形，终于可以放手发动土改了。 | 
发表于 2020-11-11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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