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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光中散文
余光中是台湾著名作家,以现代诗闻于文坛,迄今已出版了十余部诗集,得到海内外一致推崇。余光中自称“右手为诗,左手著文”,意谓散文造诣不如诗。不过我个人认为,余光中散文的价值实应在其诗之上。十年前,即一九九七年,大陆出版了余光中的诗、文选集,共七册,算是大部头了,遂购置了一套。当时便读过一遍,而近来重读,感思甚多,忍不住妄评一番,聊记于此。
余光中笔下涉猎很广,几乎囊括了所有散文形式,叙事、议论、说明、抒情等都有不少篇幅,均不乏佳作。而在所有形式中,当以游记与评论为重。在散文写作理论方面,余光中主张文章应感性、理性并重——即作家论述人情世理时固应明白透彻,而在景物描绘、情节叙述方面亦应鲜活生动,不能一味以成语敷衍了事,也不能干巴巴一味说理,只有在感性方面拥有深厚功力,才算得上当行本色的作家;对于日趋严重的中文西化问题,余氏也甚表担忧,多次发表评论文章进行阐释说明,意图纠其弊端,力倡“纯净的”中文;而对于中国古文——即文言文,他主张取其精华,在文章中适当进行引用,可使文章言之有据,亦增添了风格变化,同时反对所谓的纯白话文。
应当说,余氏这些主张都是十分有道理的,而他本人亦身体力行,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严格要求。余氏散文几十年来风格屡变:早先“以诗为文”,即将诗歌的笔法用到散文之中,如《鬼雨》(指后半部分)、《莎诞夜》等,结果不甚成功,虽文思活跃,意象丰富,但“感性”得有些过头,未免不诗不文,似非文章正道,余氏后也扬弃了这种写法。随着年岁递增,其笔法日臻成熟,渐呈炉火纯青。余氏之游记无疑是其散文的代表。余氏游踪遍天下,似乎除了非洲,其余六大洲都有过他的行踪。每至一处,或以诗、或以文,记录其时其地的观感。相对诗而言,我还是比较看好他的文,即游记。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余氏有意要在游记中作到感性与知性并重,力求曲尽其妙,写景用词鲜明绮丽,说理则言之有据,并借鉴了古代游记大家的行文特色,颇富感染力。余氏游记佳作比皆是,尤以旅欧旅美的部分为上品,香港、高雄部分亦甚可观。余氏的游记除回忆文章外,绝少涉及大陆山水风物,当然这是几十年两岸隔绝造成的,也算是一种遗憾吧。余氏散文对日常生活、家庭情趣方面的描写也较细腻生动,每有好文章,如《花鸟》、《我的四个假想敌》、《沙田七友》等,都很不错。
而余氏的评论文章则是其散文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他的评论文章涵盖甚广,文学评论当然是主要部分,此外还包括绘画、音乐、影视、歌舞、民风民俗等。具体说来,从早年的现代诗论战文章,到后来的对古典诗、现代文、校歌民谣、摇滚爵士、西洋绘画、台湾画派等的全面评论,大都论证充分,文采斐然。不过余氏对民初作家的评价似嫌苛刻。余氏对诸如俞平伯、朱自清、郁达夫、闻一多等的诗文都进行过细致的分析,认为瑕疵甚多,笔法稚嫩,语法也很不成熟,并认为文学史对他们有些过誉了。而民初之时,正值古文废止未久,白话文的写作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既没有前人之作可资借鉴,也没有相应的文学批评用以铺助,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路探索而行,因此民初的作家可谓新文学的先行者,他们的作品属于实验性质,笔法稚嫩、语法不驯在所难免,不宜强求。而余氏本人,也可算得上现代散文的先行者之一,其笔法亦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当然,余氏认为不应将民初作家推崇过甚,乃至以其文为楷模范例灌输给学生,是有道理的。
余氏出身外文系,英文功底深厚,广泛涉猎西学,西方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文艺理论、音乐、绘画诸方面,显然都进行过悉心研究,腹笥甚广,翻译过《凡高传》及不少西方诗歌、文章,并用很大篇幅介绍西方文艺;而余氏自幼便对中国古典文学潜心研读,也有相当造诣,并曾赴美国讲授过中国古典诗歌。由于学兼中西,故提高了文章的深度与广度,使之更具学术价值。余氏在文章中经常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致力于将西方文艺理论应用到中文写作之中。不过我认为,中、西语言规律迥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冰炭不同炉,要将二者完美地谐调起来大非易事。余氏的努力值得称道,效果则见仁见智吧。
余氏关于文学的理论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诗歌一道。余氏一生力挺现代诗(亦称新诗),几十年创作不懈,写下不少评论文章,甚至每每为现代诗的地位问题与人论战。余氏坚信,现代诗是中国诗歌唯一合理的正统形式,而古典诗歌形式则不合时代要求,已被淘汰,且轻视古典诗歌的作者,动辄说“平平仄仄诸公于事无补”之类话,未免武断轻率。他一方面极赞中国古典诗词(限于古人之作)的意境与语言造诣,并为此写过不少赏析文章,却又认为这种形式在现代已经僵化死亡,没必要对之进行继承,这实在矛盾牵强。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学形式都应有它的继承者,为什么古典诗词就该例外呢?我无意对现代诗进行评论,但如今现代诗的处境如何可谓一目了然:作者、读者越来越少,文学评论也愈发寥寥可数,余氏本人在后期似也基本上中止了对现代诗的评论。为什么不试着研究、学习一下古典诗文的写作,做到古今兼擅呢?以余氏的文才,应该并非难事,这是令我感到奇怪的地方。当然,这与昔时的文学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几十年前现代诗方兴未艾,蔚然成风,得到大多数作者、读者的追捧,余氏“从善如流”也可以理解。而余氏经营现代诗数十年,身为教师,授课诲人之余,竟能写出十几卷诗,这份苦心与毅力值得钦佩,可谓“择善固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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