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与异化 ——读契诃夫短篇小说《第六病室》

书呆熊

　　有思想是一件令人疲惫的事情。知识分子们历来为自己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感到庆幸，从而在内心为自己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完整哲学，以此来看待各种现象。然而在某些境况之中，思想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念大相庭径，却又难以改变，他们最好放下自己那套理论，或干脆做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如果不这么做，往往只能陷入深深的苦海中去。

　　伊凡·德米特利奇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出生贵族，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理性的头脑。而命运的作弄刚好让他沦落入社会底层，直面沙皇统治时期最黑暗、丑恶的现象。这使他立刻认清了残酷的现实，同时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文中交代道，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过着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生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的面目，感到震惊才好。由此可见，伊凡眼中的社会已经糟糕到了极致，与小说开头对于六号病室的环境描写有所重合。在这种意识下，他很快就感到了惶恐与不安。总觉得有人要来逮捕自己，因此患上了受迫害狂，被送入六号病室接受治疗。

　　为什么伊凡会觉得有人要迫害他？我认为是由于他过分清醒的头脑与对社会的极致反对显得和旁人格格不入。当下时局中压抑的氛围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囚笼，令他想要逃脱却无处可去。再加上敏感多疑的性格，他于是就将这种“想逃跑、反抗”的冲动幻想成自己将要遭到逮捕。“精神错乱”的行为导致他被送入专门接收疯病患者的第六病室进行治疗。但实际上，第六病室正是监狱的写照。那里环境破败肮脏,患者生活得没有体面，基本的温饱难以保障，还要遭受看门人尼基塔的打骂。病房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连一支温度计都没有，根本无法提供治疗，不过是一个关押病人的处所而已。仅仅为了防止他们的行为影响到被人们普遍遵守的秩序。

　　而这也恰好证明了伊凡患上“受迫害狂”的合理性。换言之，他的心理疾病是一个征兆，预示着当伊凡与秩序发生了分歧，他就注定会被囚禁。而伊凡的性格真诚热烈，直言不讳，因此他的反抗方式激进而强烈，从他的言谈与透着焦灼不安的举止中能够看出。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安德烈·叶非梅奇·拉京同样是一位正直、乐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医生，他的地位与他的头脑十分相称。与伊凡极为不同的是，安德烈性格温和善良，待人过于谦和甚至有些懦弱。尽管安德烈将哲学与思考看做一件必需的事情，也意识到了新接手的医院遍布种种危害性现象，但他仍选择了视而不见。因为凭一己之力，他难以改变这种局面，与他共事的人早就习以为常。为了免受良心的谴责，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并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哲学。通过书籍、信奉神灵等方式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淡化自己所受的社会侵染。但现实与他的思想相互厮杀，虽然他的行动已经表现出了他对社会的妥协，但他的内心始终饱受煎熬。

　　作为医生，他将伊凡诊断为精神病，送进第六病室。此时他还站在秩序的角度例行公事，麻痹自己的内心。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非常危险，安德烈的行为无异于明哲保身。然而面对伊凡的质问，他却没有做出什么反驳，而是默认了他话中“多数人都疯了”的前提，甚至与他耐心的解释。换做普通的医生，会将精神病人的话看作无稽之谈。但是伊凡·德米特利奇说的话与安德烈的内心达成了共识。尽管他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让观点显得更加含蓄、模棱两可。

　　刚开始，安德烈对伊凡表露出欣赏的原因是他“有自己的信念”。作为同样有思想的灵魂，伊凡的独特在于他敢于高谈阔论自己的想法，不像那些行尸走肉般的活死人。安德烈之所以能欺骗自己，并不是他没有看清丑恶的本质，而是他用话术催眠了自我，不断贬低“社会黑暗”一事的重要性，从而放弃纠结于此。他的观念大致是：既然人难免一死，那么医治疾病也没什么必要；痛苦只不过是关于痛苦的印象；对世界的感官取决于内在而非外在，只要内在充盈而满足，就能成为幸福的人。因此，痛苦不值一提，不幸福也不能归咎于遭受的磨难，而是自身造诣不够。

　　然而伊凡狠狠地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除非是亲历过所有苦痛和安逸的圣贤，否则无人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他明确指出，安德烈的观点不过是懒惰、消沉、自暴自弃的托词。上帝给予人躯体和血肉，就是应该对外界做出反应，适时发动抗争。

　　倘若这个社会将与秩序不符的人看作“异化”，以此为由将他们关入疯人院去，那么伊凡可以算作天生的异类。安德烈则是一个处在割裂时期的物种，他内心呈现着异化的趋势，却又站在“医生”的身份中检讨异类。这让他逐渐怀疑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意义。尽管安德烈和伊凡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有着唯心和唯物的区别，他们能够达成一个共识：社会是不正常的，人们受着蒙蔽，呈现病态的则是谢尔盖·谢尔盖依奇、叶甫盖尼·费奥多里奇、霍鲍托夫等等所谓的正常人！

　　这样的直面现实的交流让安德烈的内心稍微得到解放，尽管他没有下定决心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也不得而知他在伊凡的影响下是否改变想法——因为他的异化还来不及作出什么表示，就被被动诊断了。人们见他与一个疯子相谈甚欢时，断定异种像能传染的病毒一般植入了医生体内。

　　在人们认为他犯病之后，安德烈终于不能以从前那冷静的哲学家态度催眠自己了。在他辞去工作同朋友疗养期间，情绪开始阴郁异常，因为他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向往让他鄙夷周遭朋友的庸俗生活。然而他温和谦逊的性格又让他不得不迁就朋友，心中的怨愤不断累加。发作后，他被顺理成章地送入第六病室。荒谬可悲的是，他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来到这里的，以为有什么新的病例等待治疗，却被永远留在了这里。人们早已将他视作疯子，他却还把自己当成曾今那个受人敬仰的医生。

　　安德烈在第六病室度过的夜晚可谓是小说的高潮。当他在窗前看见那被石墙围起来的白色房屋时，终于难以说出慰藉的话了。“圣人”头一次尝到了苦难的滋味。他强烈地感到一切的不公，被没有医学证据地诊断为疯子、被欺瞒、被囚禁、失去自由和尊严。而对于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他既没有办法惩处，更不能指望他们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正义的。那一刻，伊凡的现实主义彻底打败了安德烈那套纸上谈兵的苍白理论，安德烈感受到无能为力的绝望，自己的微不足道。这让他放弃了“正常人”的伪装，变成异类，奋起反抗。他和伊凡歇斯底里地要求离开第六病室，并不断重申他们没有权利关押。这对于安德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曾经的他一味顺从别人，和蔼温驯，竭尽所能的不与旁人发生争执。即便有什么不合之处，他也是第一时间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抗”的情节被这样一个角色演绎，给予读者很大冲击力。

　　然而终于迈出反抗第一步的安德烈随即被尼基塔一拳打倒，揍了一顿。第二天，小说随着安德烈的死戛然而止。对于伊凡和其他病人，后文没再提及，他们仍然被囚禁在第六病室饱受折磨。

　　这样的情节设置令人有些不知所措。契诃夫描述了一个人从麻木到矛盾最终走向反抗的过程，在反抗还未彻底进行时就宣告了它的失败。他究竟为了表达什么？

　　首先，契诃夫所支持的必然是伊凡和安德烈，而不是以尼基塔为代表的煞有介事的正常人。《第六病室》写于1892年，是库页岛上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俄国的缩影。这一时期，俄国农奴制已开始解体，但苟延残喘的沙皇政府为了阻止这一进程更加强化了专制统治，正是由于时代处于动荡不安的变革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俄国黑暗、腐朽、令人窒息。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有着道德、思想、良知的人是会疯的；即使他们内心再强大，也会被贴上疯子的标签，扔进疯人堆里，从而真正的疯掉。

　　契诃夫赞赏伊凡、安德烈这样能够醒悟、勇于抗争的人，一手将安德烈推入深渊。但小说的大背景却注定了他要成为牺牲品。我认为，契诃夫更多的目的在于揭示现实社会中的不堪。第六病房代表的就是沙皇专制下的恐怖环境。尽管作者相信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一定会被摧毁，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指出通往光明未来的具体道路。由于作家看不到出路，所以在猛烈批判时，流露出忧郁低沉的调子。

　　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词。谁被送入其中完全取决于大部分人的意向。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其实被“异化”的是绝大多数人，而那些“出淤泥而不染”的个例反而成了被攻击的靶子。小说看似是在讲安德烈如何“异化”，实则是安德烈如何不被“同化”的过程。即便艰辛而坎坷，最后还是成功了，因为他作出了反抗。只是一两个人的势力终究不能与主流抗衡。契诃夫在小说中借伊凡之口流露出对光明未来的一线期望，他坚信清醒的人会越来越多，终有一天扭转局面。

　　最后，如果安德烈没有遇上伊凡，他的结局会更好吗？虽然安德烈有头脑，倘若他继续按照性子行事，那他仍然乐于麻痹自己，和大众们接受荼毒并深以为然。但最起码他做着一份体面的工作，也绝不至于丢了性命。反之，他虽然作出了伟大的抗争，或许能成为后人的良好范例。然而在当时，就像石子投入海里一般，并没能引起社会一丝一毫的不同，仅仅是个牺牲品罢了。

　　我认为这取决于人的不同态度。是像屈原一样遗世独立、坚守内心，还是像渔夫一般随波逐流。这两种做法都有各自的道理。诚然，大部分人会选择成为渔夫，庸俗而安逸。但是世界上总得有屈原投江，哪怕只是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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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落蝉 评论 《第六病室》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7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