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不死，只是凋零 ——《王道剑》

十万个为什么

　　前几年看到过一篇文章，讲一帮作家去精神病院看望诗人食指。食指的精神状态不错，还拿出了自己新近的作品读给大家听。这些诗的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还有个大概的印象，就是这些诗的表现手法很陈旧。我不是一个懂得诗歌的人，但诗歌发展成了什么样子我还有所了解，和如今的诗歌相比，食指的诗还押韵呢。当然，跟不上潮流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判断一个艺术家的价值也不在于他是否能赶上时髦，而在于能否把自己的东西推向极致。而对于他的受众来说，这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之所以发这些思古之幽情，是因为最近看了一套武侠小说，台湾武侠小说家上官鼎的新作《王道剑》。还是一样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我这个年纪的人，最初的阅读体验基本上都来自港台的武侠小说和日本的漫画，如果你和我差不多年纪，这两样居然都没有涉猎过，那你活着还有什么劲？不过除了我这样的武侠小说迷，似乎也没多少人关注传统武侠了，除非重出江湖的是金庸。

　　一

　　在我们聊上官鼎之前，得先说几句金庸和古龙。小时候看金庸和古龙，说废寝忘食，都只能算是状态不好的时候。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我少说看过二十几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古龙的《欢乐英雄》，没事就看一遍。和金庸小说不一样，找古龙的小说是一件挺费劲的事儿。金庸自己弄了一副对联防伪，你只需按图索骥就行了。古龙呢，就没办法这么干了，在浩如烟海的署他名字的作品中，你得仔细分辨哪部是他写的，哪部是冒充的，甚至哪部中的哪部分是他写的。因为有很多小说，都是他写了一半，然后就放弃了，于是找其他作家代笔完成。比如《白玉老虎》《名剑风流》这两部，都是这么个状况，好像《圆月弯刀》也是。

　　上官鼎就是从给古龙代笔出道的。话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其实也是初出茅庐不久的古龙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剑毒梅香》，刚挖个坑就“太监”了，应征续写这部作品的就是上官鼎。上官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名字是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兄弟三人共用的笔名，取三足鼎立的寓意，其中刘兆玄是主要执笔人。而刘兆玄那个时候，才十七八岁，和写《三重门》的韩寒一个年纪。从《剑毒梅香》开始，武侠小说界就有了上官鼎的一席之地。但这名字就好像流星一样，仅仅出道9年之后，1968年，因为刘兆玄要出国留学，于是上官鼎宣布封笔。那时候他才25岁，这个年纪宣布退役的运动员都不多啊。

　　而在封笔46年之后，上官鼎居然杀回来了，只不过这次，上官鼎的笔名只属于刘兆玄一个人。而此时的江湖，大侠们或隐退或逝去，传统武侠小说也如同骑士小说一样，仿佛是石器时代的东西了。所谓传统武侠这个概念，还真不好归纳，用年代来框定也好，拿写作风格来划分也罢，按我的观点，它是以金庸、古龙、梁羽生这拨作家为代表的那个年代的武侠作品，也算是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后来的温瑞安算，再后来的黄易算不算就不好说了。提出这个概念，主要也是跟如今的网络玄幻、仙侠小说区分一下。其实要是和民国那会儿的还珠楼主、王度庐们相比，金庸和古龙就是新派武侠了。总之读者们心领神会就行了。

　　书归正传，《王道剑》这套书，讲的是明朝初年靖难之役前后的故事，走的是敷衍历史的路子。这个路子，是梁羽生和金庸的拿手好戏，而古龙的作品，一般都是架空历史的。从早年的《剑毒梅香》到如今的《王道剑》，五十多年的时光没有改变上官鼎的旧派武侠小说作家的文笔和风格，但显然改变了他的三观。早年间少年英雄行走江湖，续写古龙那种狂放不羁的风格最好不过。到了如今，这作品更像金庸，讲究中正平和，演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道理。

　　这本书看着还真有点向金庸致敬的意思。主人公傅翔，出身是明教余孽。这个明教自然就是《倚天屠龙记》里朱元璋出身最终又背叛的那个教派。到了这部小说里，明教终于葬送在朱元璋手中，只剩下小猫三两只继续搞风搞雨。小说中还有我们熟悉的全真道士，而搅乱江湖的，正是《天龙八部》里鸠摩智大师的老乡，来自天竺的高僧。武当、少林、丐帮这样的大牌就不必提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表达，就像书名传达的意思一样，小说的中心思想，说白了就是王道和霸道对抗的故事。在江湖的较量上，中原的武功，讲究的是堂堂正正，博大精深；而天竺的武功，则内力诡异，招数狠毒，剑走偏锋。前者是王道，后者是霸道。而在庙堂的较量上，代表王道的是建文帝朱允炆，而代表霸道的自然是明成祖朱棣了。虽然无法改变朱允炆失败这个历史事实，但作者传达的只有行王道才能长治久安的观念却清清楚楚。而“王道剑”这个书名也容易让人联想起金庸的《鸳鸯刀》，而鸳鸯刀上分明刻着“仁者无敌”四个字。

　　二

　　就好像食指的诗歌，这部小说无论是写作手法还是观念传达都堪称陈旧，和现在流行的那些玄幻、仙侠、穿越小说相比，这部作品的情节推进慢极了。这让我想起当年王朔对金庸的评价：“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这话送给现在的网络小说，我觉得更恰当，要讲速度感，现在的网络小说基本上就是高铁了。

　　如今的网络文学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价值观的丧失，完全成了意淫的产物。当年那拨武侠作家，小说里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情怀，未必对，但是真诚。可能如古龙一般，不大看得起写武侠小说这个营生，不敢以作家自居，但在创作的过程中绝对是充满神圣感的。还记得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里，男女主人公窝在旅馆里干什么吗？创作武侠小说。可见那个年代，写武侠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一种雅致。而这个载体，也承担了文化传承和推广的功能，这一点在上官鼎的这部新作里仍能感受到。上官鼎希望通过武侠小说的形式来探讨历史，他在序言里津津乐道于对建文帝最新历史研究的使用。当年金庸在创作了《碧血剑》之余，也意犹未尽地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

　　所谓文如其人，武侠小说作家们往往也表现出如其作品一般的意气和性格。这里面比较典型的代表，要算是金庸和古龙了。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如萧峰，如郭靖，往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基本上属于儒家人物，或者用倪匡的话说，不是人，是神。相比之下，古龙的人物更加自我，更像是道家人物，或者是人性解放的个人主义。更重视个体感受，个人奋斗，当然还有醇酒美人的享受。当然，金庸的人物有着儒家的克制隐忍，古龙的人物也有着道家的绝望悲观。这两位作家作品中，渗透着他们自己的影子。

　　出身在海宁望族的金庸，从一开始就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从最初渴望加入新中国外交部而未果，到后来创办《民报》撰写社论，再到晚年积极投身香港立法，这个武侠小说名家从来都是入世的，积极向政治靠拢。终于把自己锻炼成了“金大侠”。古龙的人生则放浪形骸。自己就是陆小凤、就是傅红雪，除了长相之外。他既有陆小凤的风流不羁，又有傅红雪的自卑绝望。如果说金庸是个大侠，那古龙从来就是个真小人，像王家卫说的，一个有才气的流氓。所以他的人物都是浪子，更鲜活，更无拘无束。

　　而刘兆玄呢？如今重出江湖，可能没了初出江湖时的意气风发，却也多了近半个世纪对人世的感悟。而在武侠小说家这个身份之外，他又多了几个头衔，学者、政治家。早年间的刘兆玄，就已经是个学霸了，他是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然后赴加拿大深造。也正是这个时候，“上官鼎”宣布封笔了。在学术圈里，他一度做到了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位置。之后投身政治，也远比金庸走得更深。1993年以台湾清华大学校长身份出任台湾“交通部部长”，到了2008年，受马英九的邀请，出任了台湾“行政院院长”。对于刘兆玄来说，相比于台湾清华校长、“行政院院长”这些身份，上官鼎这个名头其实已经不是最著名的了。但对他自己而言，这个名字可能才是他人生中最为珍惜的。创作武侠小说也可能才是他最舒服的姿态。如今回归老本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作过程十分顺畅，一张稿纸都没有撕掉过。“写小说有半年的时间都活在明朝里面，过得非常快乐。”这让我想起丘吉尔，不知道对他而言，一生中最感荣耀的身份是英国首相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创作态度可能正是现在这些通俗小说写作者所缺失的。其实又何止是通俗小说写作者，就像编剧述评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说的：“在中国，有兴趣沉浸在编剧的乐趣里的人不是很多，都是忙着在干活。有兴趣在里面，是创作，没兴趣在里面，是干活。”为稻粱谋是一个理由，但也并不很有说服力，说到底，写作者丧失了表达的真诚。这真诚能真到什么程度？在刘兆玄身上，已经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了。积极入世的刘兆玄，在现实中身体力行地展现了大侠风范。

　　三

　　刘兆玄退出政坛缘于一场天灾，2009年发生的台湾“八八水灾”。为负起“八八水灾”所衍生的政治责任，刘兆玄选择辞职。他说：“所有政治责任由我一肩挑起。”在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引咎辞职并不是一个惯例，而往往是个人选择。刘兆玄的选择，政治家担当的背后是大侠的风骨。刘兆玄自有一套风格，不妥协、不低头，大侠一出手就是迥异于小兵小卒。当他在记者会上宣布总辞时，不少媒体都以“一条汉子”来形容，赞其下台身影漂亮。而知情人士指出，以刘兆玄的“大侠”性格，既然提出请辞，对职位一定不恋栈。台湾学者邱毅说：“过去那个有大侠之风的上官鼎又回来了”。敢于承担责任，不恋栈权力，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易了。

　　类似的风范，我们还能在古龙身上看到。倪匡在文章《想起古龙》中写道：“或许有人认为他的性格行为不足取，但刚强抗争，可以把命豁出去，如果化为民族精神，可以断言，必无暴君可以得逞！”人做到如此，其作品就可想而知了。古龙在小说里反复使用“有所不为”这个词，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活得像个人。而金庸用整整一部《飞狐外传》来表达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含义。这些东西，才是这类通俗读物中最重要的东西，而正因为是通俗读物，所以传播够广，影响够大。

　　作家木心说中国的文学是月亮文学。意思是不阳刚，阴柔隐忍。在他眼里，苏轼、辛弃疾这种大江东去的豪放，也都是装出来的。的确，我们没有酝酿古希腊那样的太阳文明、酒神文明的土壤。似乎中国文人所有的兴高采烈，全都葬送在了先秦的慷慨悲歌之中。只是抽冷子出来了一个嵇康。我觉得吧，主要是木心他老人家不读武侠小说这种俗物，否则他会在里面看到中国文学少见的阳刚的东西。或者即便仍旧是月亮文学，也有像古龙这种朗月当空，明灯一盏。对于我们这个把“沉默是金”挂在墙上当座右铭的民族，需要武侠文化来提供一点刚度和烈度。

　　当然，我的这些溢美之词无法掩饰武侠文学没落的尴尬。上官鼎的新作不温不火，而媒体对他的采访，显然也对他的政治生涯更有兴趣。而作为通俗读物，高雅之士恐怕未必认可我把武侠文学上升到文化载体的高度，实际上这么多年也只有金庸勉强登堂入室。年轻的读者也已经不待见这老气横秋的表达方式，或许就剩下我们这些有武侠情结的70后、80后们在这里自我陶醉。这种情结，卡尔维诺有过精准的描述：“哪怕我们已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些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但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所以在我这俗人心中，武侠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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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贝果在唱歌 评论 王道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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