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的兴衰

江海鸿牛

　　作为皇权政治的变态，东晋门阀政治的诞生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世家大族自汉代以来不断壮大，至魏晋时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但在西晋永嘉之乱前，皇权依旧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永嘉之乱，胡族驰骋中原，政治格局的剧变为门阀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门阀政治，顾名思义，拥有一个成熟强大的士族阶层是其首要条件；同时，与之相配的皇权则需处在一个式微但尚存号召力的状态；再次，尖锐的民族矛盾亦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永嘉乱后共同孕育了东晋一朝独特的门阀政治。

　　八王之乱结束后，作为的最后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由于血脉疏远，不具皇室近属的名分，只能选择与当时的士族合作，利用其社会力量进行统治，而当时负有盛名的琅琊王衍则被看中，成为了司马越的合作者，并由此派生出琅琊王司马睿与王导的合作。虽然此时士族已正式进入了权力中心，但司马越所代表的皇权依旧是主导的一方。直至永嘉之乱，司马氏宗亲几被屠戮一空，留守在江左的司马睿逃过一劫，却又因其缺乏法统、事功甚少，只能依靠士族助其登基，从而催生出门阀政治。

　　终东晋一朝，皇权与士族、士族与士族间的矛盾贯穿其中，皇帝不甘心受制于士族，多次尝试伸张皇权，但大多都受到士族的强烈抵制，引发了诸如王敦之叛等动乱，多以失败告终。同时，掌握大权的士族内部，也存在着对立与纷争。在东晋百余年的历史中，王、庾、桓、谢各族轮番登场，他们彼此间对于权力的争夺，在地理上即体现为上下游之争，位于上游的荆州对下游的建康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这便使得江州——这一上下游间的缓冲之地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作者田余庆先生在书中便针对庾、王两家对江州的暗中争夺做出了缜密的推论。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其正常运行依赖于各大士族间的权力平衡，一旦有任一士族权力过大，其余各大家族的便会群起攻之，以求回到均势。王敦的第一次起兵，正是打着诛刁协、刘隗，维护士族利益的旗号才得以势如破竹地攻入建康。等到他第二次起兵时，其篡位的野心已昭然若揭，琅琊王氏的权势隐有登顶之势，因而招致了士族们的反对，最终兵败。在此之后的龙亢桓氏、陈郡谢氏的遭遇，也多次印证了这一道理。

　　与这一权力平衡相伴相随的，便是时人将北伐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的现象。北伐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恢复中原，而是用以获取政治资本，增加政治威望，借以压倒竞争对手，如庾亮的倡言北伐、桓温兵至灞上而返。

　　归根到底，门阀政治只是一种非常态，受压制的皇权迟早要回到自身应有的位置上。随着东晋后期门阀士族的人才逐步凋零，多数人沉迷于清谈玄言中，无人有足够的能够执掌权柄，保证家族的权位不堕，司马氏的皇权也得到了伸张。孝武帝依靠宗室司马道子，逐步重建皇权的威势，令当时的士族代表太原王氏只能依附于自身。然而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一个是昏君、一个是乱臣，主相争立使本来应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失去了成效，遭遇了士族的反弹。桓玄的兴起，代表了士族力量的又一次反扑，但他代晋立楚的行为，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政治均势，令中下层士族的代表、北府武人集团的刘裕以讨伐桓玄为旗号，乘势而兴，最后一举终结了有百年历史的门阀政治，使国家回归到了传统的皇权政治中。

　　刘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百余年的门阀政治的终场，揭开了南朝皇权政治的序幕，笔者在此权引书中的总结作为收场，“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以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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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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