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经典《东晋门阀政治》笔记

江海鸿牛

　　田老在本书中论述了一系列中国大洪水时代的南岸：短暂的去中心化政治阶段诸问题。

　　（一）“划江而治”与“王与马共天下”是一种政治延续：

　　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进入吃鸡决赛，成都王颖的复仇大旗由匈奴刘渊（前赵）、羯族石勒（后赵），以及给赵打工的氐族符家（前秦）、羌族姚家（后秦）接手，东海王越则引鲜卑段、慕容（各种燕国），故东晋不与刘、石通使，而与北魏（鲜卑拓跋）称南北朝。“五胡乱华”在初期更多表现为政治站队而非民族互怼。琅琊王越并非司马炎、司马惠一系，宗室王缺少统治合法性，只能更加依赖士族支持，琅琊王于是故与琅琊王氏的王衍等深度绑定，娶河东裴氏女为妃。琅琊国在东海国边，琅琊王导与琅琊王司马睿在东海王越授意下前往东吴旧地主要从事种田工作，但东海王越和琅琊王衍谋划的“三窟”本是山东、湖北、洛阳，无奈均被刘、石冲破，东晋皇室“五马渡江”，与东海王越相近的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和太原王氏作为侨居士族，自然具备了“共天下”的入场券，而关系近的河东裴氏等主体没有南渡，便没有了后续资格。

　　（二）北方流民帅和三吴士族的觉醒：数次决定东晋历史进程：

　　不愿生活在胡人政权下的关东百姓，在关东二流士族的带领下形成了失去故土的流动大军。中原乱战，楼台丘墟，东晋深陷门阀斗争泥潭，除了刘琨独守晋阳、祖逖据豫州多次北伐，大部分流民帅因自身能力有限只能南撤，又因为不是一流士族不被接纳，滞留淮南江北，只有郗鉴能游走于不同势力间，也在王敦、苏峻（流民帅）之乱，和陶侃（非一流士族）杀郭默（流民帅）与王导矛盾间调停，为东晋的稳定做出巨大贡献。同样是流民出身的刘裕（北府军本质上也是流民军中的精锐），对于东晋则是另一种结局。

　　三吴士族的沈、钱、孔、周和顾等，虽然在此时被北方侨居一流士族压制，但他们对会稽、吴、丹阳等原本贫瘠地区的精耕细作，坚强支持了建康城多次被胁仍不失九鼎的格局。表现为“王马斗争”的王敦之乱，流民帅反叛的苏峻之乱、刘宋建立，“东西之争”即长江上游压制下游的王敦之乱和陶侃进军压王导庾亮，年轻的三吴士族将如河南山东大家士族在三国时期的押宝一样参加两个阵营，逐渐从左右东晋政局到隋唐五代建立自己的王朝。

　　（三）郗鉴对京口的经营奠定其京畿重镇地位：

　　京口周遭非三吴土著农耕区，流民至此加固了已有孙吴的石头城，郗鉴在此经营使得其虽未进入首都统治核心圈，但事实上掌握了首都咽喉。虽然郗鉴后各路士族轮番主政，郗氏的影响力仍保持了很长时间。京口处长江入海口，大江如海，北边入侵者不会选择此地渡江，十分安全；京口又是会稽等地粮草运河输建康的必经之路；最后利用京口堡垒，使得建康有了与长江上游士族势力抗衡的本钱，北府军和刘裕也是依京口打下基业。

　　（四）庾氏和王氏对江州和襄阳的争夺：

　　江州随着吴和晋的开发而发展，襄阳则是南北交通重镇，两者都可威胁荆州。温峤、陶侃后，庾氏和王氏开启对荆、江、梁的争夺，虽然庾氏在维护一流门阀打击流民帅和其他次级士族时和王氏有共同利益，但终在庾亮王导去世后步步升温，庾冰最终赢得了对王允之的压制，琅琊王氏被逐出统治核心。而庾氏并未能如王、温、谢等深耕根据地，所以于核心圈又只是昙花一现。

　　（五）“政由桓氏，祭则寡人”与王、谢对桓温的制衡：

　　谯国桓氏与晋皇室有尴尬前情：桓氏曾站在曹爽一边反对司马懿，因此被清算的桓氏剩余终西晋并未有闻达者。渡江后，桓氏相较于其他士族，家族人少是很要命的问题，就算桓温个人能力再强军事影响再强，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都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获得优势。桓温擅长欲取先予，此时的皇权也到达极低点。为了占据豫、徐，桓温授人权又以北伐失职夺之；废海西公立简文帝，两人都无可奈何。桓温三次北伐，尽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江左政权的可悲之处，但桓温终未能代马，也证明了门阀政治仍然强大。门阀政治存在的第一要义，就是防止有任何挑战皇权颠覆门阀政治平衡的个人出现，王敦、桓玄身败名裂，桓温也只能永居第二。桓氏对长江中上游的深耕经营稍稍抚平了桓温的遗憾，直至桓玄哪怕朝廷任用谁来荆州，都无法撼动桓氏在此的盘根错节。

　　（六）儒学到玄学：南渡士族思想转变的必然要求

　　司马氏本儒学大家，但在玄学潮流中也只能从不反对逐渐到皈依；相较于诸葛、阮、荀等汉魏名族尚有“冢中枯骨”以凭，南渡的二三流士族以儒入玄比立战功更能高效进入门阀核心圈，而坚持儒学正统的家族则久久不能高升。玄学不仅误国，还饲养了一帮闲人，但哪怕丞相如王导，也须精通玄以结士。谢、桓发家的其中一原因就是谢鲲、桓彝由儒入玄，取得成为名士的必要条件。遵儒家之教，履道家之言，即“内圣外王”，是晋门阀世族的学术之道。

　　（七）门阀统治的巅峰：陈郡谢氏

　　谢鲲完成了一个大族由儒入玄的思想准备、谢尚完成了其军功的准备、谢万则完成了居放镇掌权势的准备。不似汉魏旧族诸葛、阮等凭“冢中枯骨”计门资，要想真正保障家族的权益，“论势位”有人在朝或封疆大吏是必须，因此谢万被罢前后谢安持续关注政局，并在家族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谢氏代言人。谢安与王导、庾亮、桓温都不同的地方在于，如王夫之所言，“族盛而远嫌，不私其子弟”，从而能在权力间游刃有余，也最大程度保障了谢氏在地方的权益。但是谢家在地方上与其他士族、百姓的矛盾也不小，谢道韫等人死于吴会多次叛乱可知地方反叛矛头直指当地掌握土地等利益的谢家。此外，谢氏为建康皇权威慑长江中上游桓氏的威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谢安领导的反击淝水之战、谢玄所建北府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皇权的回归奠定了权势、军事上的基础。

　　（八）淝水之战：作为民族入侵和统一双要素并存的南北间战争，体现着民族融合的进展程度

　　苻坚一统北方后，在民族融合远未达成之时，未能采纳王猛临终建议，以人数占绝对少数的氐族，面临氐族贵族、鲜卑和羌族反叛的威胁中，毅然推动征南战争。虽然战略部署上苻坚学习了晋灭吴战争，但不同于赤壁和晋灭吴，民族入侵战争性质仍占主导地位，即使苻坚赢得淝水之战，只不过是把北方民族间的动荡进一步扩张到南方。民族融合的进展历经苻坚、拓跋焘、宇文泰，直到隋灭陈之战才最终得天时地利人和，唐代隋北方也没有发生新一轮民族的互相替代登场乱战。

　　（九）门阀政治的终音：太原王氏作为司马皇室皇权和相权斗争的工具参与到为门阀政治掘墓进程

　　孝武帝即位，谢玄退让中枢，使得皇室司马道子掌握了相权的力量。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的不和，使得以女性家族成员为皇室妻的太原王氏两派大打出手，王恭跟随孝武帝皇权，王忱跟随司马道子相权。太原王氏相较于其他门阀世族，最大问题在于自王坦之以后未有大能者，不能独立地维护家族利益，只能依附于某种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一旦依附的力量不复存在变会面临外无援手的灭顶之灾。孝武帝死后，王恭失去依傍，只能屈尊与次等士族北府将刘牢之称兄道弟，许以高官厚禄，试图以北府军为依靠，但仍不能摆脱刘牢之反投司马道子、兵败身灭下场；长江中上游的桓玄协荆州殷仲堪、弘农杨氏流民帅杨佺期等讨伐司马道子，王忱一派也在相权倒台后覆灭，太原王氏便从此失去了参与中枢游戏的资格。

　　（十）襄阳之于江陵，正如京口之于建康：“堡垒城市”的作用

　　北方沦陷后，大批北方侨民南渡，东晋的门阀士族入主生活条件较好的建康、江陵，武装流民和次等士族便进入附近的次好区域，聚居形成了京口、襄阳这样的“堡垒城市”。堡垒城市一方面成为征募兵员的主要来源地，也成为了制衡/支持首府的关键堡垒，因此要掌握建康中枢，京口的控制必不可少（郗、谢和北府军）；桓氏长期经营长江中上游，牢牢控制襄阳，即便朝廷任用刺史郡守前往江陵，也无法真正掌握长江中游的军事。

　　（十一）北府军的历史：从依附皇权的军事力量到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演变

　　北府军起自郗鉴、桓彝献策制王敦王导而揽流民，苏峻之乱后上下游70年无内战，北府军成为抗北胡中坚，奠定了淝水之战的胜利。然而桓氏的争霸图谋迫使北府军再次卷入内战，刘牢之、乐安高氏凭战争实力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为朝廷和桓玄忌而拉拢，虽未能终成逐鹿中原的力量，其政治遗产为刘裕继承，成为造宋代晋的核心力量。

　　（十二）道的造反：二流士族争霸的另一条路

　　东汉魏晋南北朝的民间道教多重“术”，以各种怪力乱神符术蛊惑民心，这与同时期佛重“理”形成鲜明对比。南渡晚和吴地原生的二流士族，因缺少入仕机会，要么从军，要么当起神职。道教领袖钱唐杜氏有门徒孙泰，孙泰弟子孙恩，孙恩文化素养高，但只能依靠道教发迹，其妹夫卢循乃范阳卢氏南渡者。司马元显征发三吴乐属，结果是地主和农民一块造反，本地豪族和流民一起造反，这就给道教二流士族争霸创造了机会，孙卢海贼王造反直接消灭了东南沿海包括谢氏在内的大批门阀世族力量，直至刘裕平叛这股破坏潮流才终结。刘裕凭借北府军、孙卢凭借道教力量，都是二流士族颠覆门阀政治、希望进入权力核心的机遇，孙卢和刘裕的斗争其实就是当时真正实力派对皇权恢复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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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Obersold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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