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康熙帝的世界观

江海鸿牛

　　清代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评价一直比较复杂，其中不乏质疑者，如他们以为：这种历史成就本质上是故步自封的产物，因为彼时西欧已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而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将西方带入一个新的时代，但清朝却因“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外界主动隔绝，从而错过融入世界的良机，为其近代弱国的命运埋下伏笔。

　　清朝的封闭与开放，逐渐成为历史学界一桩公案，但在孙立天所著《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书中，我们却看到了清代中国并非与全球化绝缘的另面。康熙继位初期，正值清王朝定鼎中原未久，南疆藩王叛乱、北方向黑龙江流域咄咄紧逼的沙皇俄国、西北地区的准噶尔蒙古更是一度将兵锋推进至华北平原，给清王朝的统治腹地带来不小的震动。与此同时，自晚明以来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积极活跃于儒家士大夫或满族权贵身边。康熙王朝的历史，从一开始就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17世纪中国与外部世界不断交往的格局形成，更是促使身为统治者的康熙帝逐渐超越八旗的部落传统和儒家士大夫极力营造的“华夷之辨”，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构建自己的世界观。

　　在康熙帝所接触的各种内外势力中，欧洲来的传教士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从康熙少年时代便对其思想世界开始产生一定影响。从为宫廷提供治疗疟疾的南美洲草药、制造便捷的生产和运输工具，到深奥的代数几何与地理学等知识讲解。传教士的出现，让康熙帝看到了四书五经之外的新世界。而传教士所带来的这些新颖的知识，又与康熙帝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秩序的现实需要结合在一起，逐渐塑造了他在清朝诸帝当中所独有的国际视野。

　　例如，康熙朝在与西北地区的准噶尔蒙古作战过程中，沙俄殖民者对东北边境的渗透不断加剧，为了安定东北边境，使其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准噶尔部这个心腹大患，康熙帝在调兵遣将的同时，积极地从来自西欧的传教士方面了解俄罗斯的情况，并指派南怀仁等亲信传教士参与到具体的边界谈判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在传教士提供的各种信息支持下，康熙帝在谈判桌外摸清了沙俄的底牌，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外交策略。或许是知晓西方的礼仪传统，在后来接见俄罗斯使团的过程中，康熙帝并未执着于对方行跪拜礼节，而是特意绕过礼部和理藩院等国家机构，由负责皇家事务的内务府来负责接待沙俄使团。在与俄国使节的接触中，康熙侃侃而谈，俄国与瑞典之间的交战、彼得大帝爱好航海、《圣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与中国传说的相似性等话题简直信手拈来，此外，康熙还邀请俄国使节参与皇家狩猎和观看烟花，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康熙帝在外交上的灵活措置，与后来乾隆接见马戛尔尼使团的傲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康熙帝之所以会有如此眼光，正是他与身边传教士长期互动的结果。

　　康熙愿意给予在华传教士高度信任，甚至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国家政策，一方面是文化自信使然。在其看来，传教士的活动并不会削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中西文化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当康熙与教皇特使多罗辩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时，即使对方从教义出发不认可儒家经典支持的血亲复仇，康熙帝也不会拿出专制君主的派头来强力压制，而是引经据典进行耐心解释。另一方面，康熙在少年时代便接触到了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即使他当时对于这些也是一知半解，但由于西学的种子早早在康熙心中播撒下，使其能够在成年后能以一种较为平等理性的眼光审视外部世界的变迁。传教士对于康熙而言不只是老师，更是关系亲密的主仆，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也使得传教士逐渐卷入到清廷内部的权力角逐中，最终被更偏好佛教禅宗的雍正帝所驱逐。

　　但是，也应看到，康熙帝和传教士的交往在影响其世界观的同时，并没有让他全面认识到传教士背后那个加速蜕变的西方世界，传教士为他带来的代数几何知识，更多是停留在满足康熙父子的兴趣方面，没能走向民间，至于康熙帝邀请俄国使节去参观他的动物园和玻璃制造厂，也更多是展示君主既有威严又不失人情味的姿态，并未由此带来两国互派大使等突破性进展。而随着西欧民族国家兴起，耶稣会组织遭到欧洲普遍抵制，传教士来华的源头被切断，此后，虽然仍有像郎世宁这样的传教士活跃在乾隆宫廷，但倾慕祖父功业的乾隆却并未超越康熙对西学的兴趣及认识，而是沉湎在天朝无所不有的迷梦中，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陷入被动。

　　字数：1592
　　转自：寒江阁读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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