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理学家到文学巨擘：埃内斯托·萨瓦托——《毁灭者亚巴顿》

书呆熊

　　文/田大安

　　“作家应当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公正见证者，应该具有说出真相的勇气，敢于起身和任何被个人利益蒙蔽、无视人类神圣性的官僚主义做斗争。作家应该时刻做好准备，迎接‘见证者’一词的词源学释义赋予他们的身份：‘殉道者’。对作家来说，前方的道路满是荆棘：为忍饥挨饿、无依无靠的人伸展正义时，有权势者会认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在要求自由、尊重人格时，其他人又会给他们贴上反动分子的标签。在这种巨大的二重性中，作家将活得撕心裂肺、伤痕累累，但他们必须尖牙利齿支撑下去。”埃内斯托·萨瓦托晚年在其回忆录中饱富深情地如此写道。

　　埃内斯托·萨瓦托出生于1911年6月24日，他刚出生时另一个叫埃内斯托的孩子刚刚死去，于是他就沿用了这个婴儿的名字，他的母亲一直叫他“小埃内斯托”，而无人能够意识到这个名字带来的悲剧色彩，这使得埃内斯托陷入身份的怀疑中：如果不能自视为前一个埃内斯托的重生，则就必须笼罩在前一个埃内斯托死亡的阴影里，由此被一种怪异的力量所控制。童年时期的埃内斯托·萨瓦托时常感到恐惧，深受梦游症的困扰，却又受制于父亲的严厉却不敢哭，于是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一直没能摆脱那个感到被抛弃的孤僻小男孩的影子，我的焦虑与佩索阿的很像：‘我将永远是那个依靠在没有门的墙上，等待着别人给我开门的人。’”

　　19世纪末，阿根廷跻身到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行列，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波兰人、阿尔巴尼亚人、俄国人、德国人、犹太人来到阿根廷，而当时的阿根廷政府将大草原无偿地送给这些来到阿根廷的移民。但在经济成功的背后，则面临着种种威胁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稳定因素，其间就包括克里奥约人与移民的矛盾、蓬勃发展的城市工商业有产者与落后草原牧民的矛盾，社会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也不断出现，这使得随后的阿根廷陷入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埃内斯托·萨瓦托的父母是在阿根廷发展黄金期混在移民的人潮中来到了潘帕斯草原的。他的父亲来自意大利的山区，母亲则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古老家族；他们在那不勒斯相爱，然而来到阿根廷，在一个叫罗哈斯的村落定居下来。

　　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家庭，父亲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则成为丈夫“那种严厉又冲动的个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只能保持克制，但她依然肩负起养育十个孩子的重任。家庭教育的严厉，一方面对孩子的心灵成长构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另一方面，则培育了他们务必尽责和严格律己的性格。

　　埃内斯托的一个名叫佩佩的兄弟对戏剧有着巨大的热情，参与了村里人的剧团，为此，他拥有许多易卜生和托尔斯泰的剧作，这使得小学时期的埃内斯托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图书。但这位叫佩佩的兄弟出于对家族的反叛，有一天跟着一个马戏团离开了，并从此失去与家庭的联系。而埃内斯托的另一个叫翁贝托的兄弟热爱冒险，虽未接受高等教育，却极善于团结人，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尊敬他，人们在遇到难以抉择的问题时也总会征询他的意见，后来却因为胃癌而离世。

　　十二岁时，埃内斯托在哥哥潘乔的护送下，到毗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拉普拉塔市上中学。可在他刚到这所陌生的城市不久，就受到了打击——一次，他在去森林的途中，遇到了一群比他大一些的孩子，他们夺走了他的一个调色盘，并踩碎了颜料，折断画笔，把水瓶丢得远远的。在拉普拉塔，埃内斯托·萨瓦托上完中学继而又上了大学，然后又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这儿成了他“灵魂扎根”的地方。

　　拉普拉塔大学雇佣了许多来自欧洲在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也有很多来自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的学生。这所大学在整个西班牙语美洲都富有盛名。拉普拉塔大学保持着纯朴、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大学图书馆的墙上就有着杰出科学家埃米尔·博西说过的一句话——“拿起真理，把它带给世界”。学生们还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家印刷厂。在这里，埃内斯托·萨瓦托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人文主义者佩德罗·亨里克斯·乌雷尼亚的指引，从而让他对语言文学产生出浓厚兴趣。大二时，堂埃德尔米罗·卡尔沃在讲解牛顿第一定律时，突然启发了埃内斯托·萨瓦托的联想，让他找到了文学之外的另外一座避难所。“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发现了那个柏拉图式的宇宙，它远离人类生存境况中的种种恐怖；不过，我的确真切地感觉到，那些定律就像是一座座雄伟的大教堂，是屹立在我青年时期那些被摧毁的塔楼废墟中的美丽雕像。”

　　在大学的图书馆中，埃内斯托·萨瓦托得以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席勒的《强盗》、夏多布里昂、歌德、卢梭、易卜生、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以及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等人的作品。埃内斯托·萨瓦托甚为迷恋的是《罪与罚》、王尔德和爱伦·坡品，以及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的犯罪心理小说《布朗神父探案》，从他后来的“心理主义”的代表性作品《隧道》《英雄与坟墓》《毁灭者亚巴顿》中，依稀可以看出这几位作家作品的影子。契诃夫曾说，艺术不必解决问题，它只需要正确地呈现问题，深入地去感受问题，而不是去否定问题的任何部分，这种文艺创作观点显然也包含在萨瓦托的“心理现实主义”之中。

　　埃内斯托·萨瓦托的阅读凌乱而广博，脱离体系化的指引，但是他总是怀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态去书中寻找对自己的启示；在阅读中，他既是在寻觅自我，也是在塑造自我。

　　除了沉浸于阅读之外，面对社会不公，富有正义感的埃内斯托·萨瓦托时常与一些来自工人阶层和移民家庭的孩子进行辩论，他们都热切地关注着阿根廷的社会现实。因此，十六时他开始和无政府主义者及共产主义团队产生了联系。在一次在由德国地质学教授瓦尔特·席勒女儿组织的、以古希腊传说中的女英雄命名的“阿塔兰忒”的群体聚会中，埃内斯托·萨瓦托遇到了自己的终生爱侣玛蒂尔德·库斯明斯基·里切尔。

　　1927年，正是阿根廷处于新一轮的政治动乱之时，当时的总统马尔塞洛·托尔夸托·德·阿尔韦亚尔的任期即将结束，根据宪法规定阿尔韦亚尔不能再连任。在新一轮总统候选人中，他的前一任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呼声最高。但伊里戈延是一个支持分裂而富有争议的人物。在他之前的任期内，激进派首次进入国家主管部门，他为了犒赏追随者随意增加政府部门的职位，为此，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公共开支，从而造就高通胀和工业动荡，也导致他的下台和激进派的分裂。而当伊里戈延再度要当选总统时，这让掌管着出口经济的保守派大农场主们产生了恐慌，而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也激发了新生代作家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一些人转向了左派，支持社会主义和新生的共产党，另外有一些人支持右翼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阿根廷共和国正处于党派政治和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各种煽动行为的威胁中。民族主义者们开始接近和他们持相同观念的军官们，以鼓动他们先发制人，阻止伊里戈延再次当选。然而，在伊里戈延执政初期非常顺利，但是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跌引发了一场波及甚广的经济危机，这使得他很难再维持政府这么高的公共支出。随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猛涨，伊里戈延失去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同时由于未能阻止政府部门的腐败，学生和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1930年9月6日，何塞·F·乌里武鲁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伊里戈延的统治，甚至伊里戈延的住所也被抢劫一空。这是阿根廷在二十世纪的第一次政变，从而也成为此后众多政变的先声。

　　那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论和冲突，而埃内斯托·萨瓦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浪漫光辉的影响而加入了共青团，并中断学业，远离了大学课堂。他和同伴一起来到位于拉普拉塔市郊的一家肉制品包装公司——那里的工人生活状况极为悲惨，他们住在简陋的锌皮屋里——他鼓动他们起来进行斗争。埃内斯托·萨瓦托因此遭到反共产主义特别行动部的追捕，他逃到了工人运动中心阿维亚内达（Avellaneda)。

　　埃内斯托不断更换名字和住所。在忍受贫穷、躲避追捕而时刻冒着丢掉性命危险的岁月中，1935年埃内斯托·萨瓦托失望地发现，自己不仅受到敌人的监视，还受到党内同志们的监视，仅仅因为他在和自己亲密的同志谈话中曾坚持认为，辩证法适用于精神领域而不适用于自然领域，说“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就是矛盾的。于是，组织认为他的思想与革命实践相分离，变得不可信任并且十分危险。多年以后，他的这种观念得到萨特及其他多位哲学家的认同。但在当时，组织上显然并不信任他，便决定送他到莫斯科的列宁主义学校学习两年。在那里你要么全盘接受斯大林的思想观念，要么就被送到古拉格或者精神病院；而萨瓦托知道自己不可能不经质疑而接受某种思想观念，为此他大概率会被送进集中营。

　　在去莫斯科之前，埃内斯托·萨瓦托要参加一个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组织者安排他与一个化名为皮雷的人住在一个房间，他是法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盲目信奉一切理论。因为他的想法与自己差异甚大，这引起了萨瓦托的警觉。有一次在睡前聊天时爆发了一场争论，他将自己关于辩证法的认知讲了出来，但很快萨瓦托意识到这是自己所犯下的极为危险的错误，于是，他偷偷收拾好行李，乘火车逃往巴黎。

　　在巴黎，他联系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个看门人，他允许萨瓦托睡在他的房间里。房间没有暖气，除了床单再无铺盖，而天气极为寒冷，他们只好把《人道报》（L'Humanité)摊开盖在身上。萨瓦托变得很迷茫，直到有一天下午，他蹩进圣米歇尔大街上的吉伯特书店，偷了本波莱尔写的数学分析类著作，把它藏在外套里逃出了书店。于是在信仰崩塌之后，他感受到了“数学圣光”的招引，返回阿根廷之后，他便一头扎进物理-数学学院，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业。

　　在“文学爆炸”时期，埃内斯托·萨瓦托受到了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指责，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忽略他曾经冒着牺牲的危险投身革命的历史。事实上，在行动上他走得比任何人更远；而真正的背叛者正是那些以肮脏和恐怖手段摧毁人们纯正理想的人。但那些仅躲在舒适办公室高谈阔论的人最终却成为了文学世界和政治上的“成功者”。面对那些打着保卫人类的旗号而进行的酷刑与谋杀，令埃内斯托·萨瓦托极为厌恶，活生生的现实促进了他的思考：酷刑本身没有残酷与善良之分，独裁者不管信奉何种主义思想，它们同样可恶。可是，人们总是善于为缺乏勇气寻找借口，而埃内斯托·萨瓦托内心始终坚守着对真理、正义和自由的追求。

　　普遍存在的一种谬误是，人们总是习惯认为人的反抗精神是由社会怨恨积郁而成；事实上，反抗精神更可能来源于人崇高的理想与深刻的理性，比如众多并未深受社会迫害、而出身良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的反抗精神就来源于这种理想与理性。在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中，就包括巴枯宁、托尔斯泰、雪莱、圣西门伯爵、蒲鲁东、尼采、惠特曼、梭罗、奥斯卡·王尔德、狄更斯、建筑师劳尔德·赖特、诗人T·S·艾略特、阿尔贝·加缪、易卜生、萧伯纳、贝特兰·罗素以及《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无数崇尚“个人主义”理想的人，他们否定一切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从而成为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正由于和无政府主义接触的经历，埃内斯托·萨瓦托喜欢独来独往，与任何团体保持着距离。

　　在他读完物理-数学的博士后，阿根廷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得主伯纳德·胡赛向他颁发了奖学金，他也因此得以到巴黎大学的居里实验室工作。1938年，埃内斯托·萨瓦托与夫人马蒂尔德和儿子豪尔赫费德里科来到了巴黎。居里实验室是物理学家们心中的圣殿，但埃内斯托·萨瓦托却渐渐陷入“信仰缺失”所带来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尽管他依旧坚持着在实验室的工作。

　　“因为我的灵魂一向做的都是摇摆运动，在光明与黑暗、秩序与混乱、太阳神与酒神间不停摆动，我那躁动的灵魂如今正在理性主义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数学——和非理性最暴力、最具戏剧性的表现形式之间摇摆。”在科学的抽象世界与由各种有血有肉的人所构成的昏暗的现实世界之间，埃内斯托·萨瓦托并未能一心投入到更为单纯的物理研究的事业中，而选择了文学创作，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观，而他的《英雄与坟墓》正是60年代问世的“文学爆炸”第一序列的作品。

　　一个物理—数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如何写出《英雄与坟墓》这样疯狂的虚构文学作品？埃内斯托·萨瓦托对此的问答是：因为书中的可怕的景象都像梦一样从自己的潜意识中浮现出来，他本人对此也充满疑惑。也许，这就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自身的二重性——人本身就是矛盾体，而笛卡尔“也正是从三个梦境出发才创造处他的理论原则。”

　　驱动他从事文学创作的“魔鬼”是什么？埃内斯托·萨瓦托写道：

　　“许多人都会在纷乱的内心中寻找隐秘天堂的光辉，像诺瓦利斯这样的浪漫主义者是这样，曾当过工程师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其他许多最终投身艺术的人也中了同样的魔咒。同他们一样，我也借助文学来表达灵魂中的那些可怕而矛盾的东西，在这个模糊、阴暗，但却永远呈现真相的世界里，那些东西就像死敌一样不断对抗交锋。后来，它们在我的小说中被表达了出来，表现出了我的偏执或极端——往往很不光彩，甚至可憎；但它们也背弃了我，因为它们比我的良知责备自己的程度还要更深。”

　　在那样一个状态不稳定的时期，埃内斯托·萨瓦托经常去一位叫奥斯卡·多明格斯的西班牙画家的画室，与他聊“乱七八糟的东西”，并不停的喝酒。奥斯卡经常劝埃内斯托·萨瓦托放弃实验室的工作而投入绘画中去，正是这种胡言乱语为萨瓦托开拓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在一个多雨的周日，画家竟然不断地怂恿萨瓦托自杀。画家放纵的言论让萨瓦托产生了最不可思议的想法——从事文学创作。就像画家醉心于雕刻的技巧，想让作品成为某种“实质编年史”——让米洛斯的维纳斯拉起了小提琴。于是，萨瓦托意识到自己应该有个计划。多年以后，画家奥斯卡本人则割腕自杀，“鲜血染红了画架上的画布”。

　　埃内斯托·萨瓦托在离开居里实验室后，曾到波士顿的麻省工学院工作了一段时期，并在世界上刊载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论文最多的期刊《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宇宙射线的文章，但是他对科学研究却难以上心，而不断感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召唤。在迷茫中，他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拉普拉塔大学教授了一段时期的量子理论和相对论课程。20世纪40年代初，他做出了放弃科学而投身文学创作的决定。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他放弃了一家人既有的优渥生活，在另外一个领域从零起步。这自然地招致了众多科学家的严厉抨击，乃至当初推荐他去居里实验室工作的胡赛博士断绝了与他的交往；好在他的妻子支持他，让他遵从自己的内心意愿。

　　在萨瓦托30岁那年，在科学已经许给他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之后，却选择放弃在大学的教职，一家人住进了科尔多瓦山区潘塔尼略村（Pantanillo）的一间茅屋里。这间茅屋的窗户上连玻璃也没有，这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但有着绝对的宁静。到了冬天，室内会达到零下十多度的低温，只能用照明用的火光取暖。所以，晚上一家人会早早地钻到床上。在此情形下，埃内斯托·萨瓦托感到自己“就像棵生长在瓦砾和碎石间的杂草”，内心深处所产生的疑惑、不安和愧疚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纷乱的内心状态下，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个人与宇宙》（UnoyelUniverso)。这显然就是其内心挣扎的一份见证。

　　一些科学界的朋友对他选择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感到愤怒，尤其在国家最需要科学家的时候，科尔多瓦天文台的负责人加维奥拉博士和爱因斯坦的弟子物理学家吉多·贝克登门劝说，他们都认为科学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创造，而难以理解他对文学的喜爱。贝克将萨瓦托的决定归因于南美人轻浮的性格，而加维奥拉博士则说如果萨瓦托能够写出《魔山》那样的作品，他才会原谅他；但加维奥拉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当托马斯·曼读到《隧道》后对这本书赞不绝口，并将之写在自己的日记中。

　　萨瓦托曾经对热力学的基本定律产生过质疑。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同意每周参加一次他们组织的学术活动，活动地点就是位于科尔瓦多山区最高处的阿莱格莱森林天文台。在科尔多瓦山区生活一段时间之后，萨瓦托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兰生物学家诺文茨基（Nowinsky)推荐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于是，萨瓦托只身前往巴黎。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巴黎变成了一座令人哀伤的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办公大楼曾是盖世太保的总部，这给萨瓦托一种奇怪的感受，再加上联合国种种官僚式的手续，令他对这个“卡夫卡式的世界”感到厌烦和失落，在塞纳河畔，他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但超现实主义作品给予了萨瓦托诸多启发：它能够跨越虚伪的理性边界，抵御现实存在的荒谬，而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发现真实的自我。

　　伟大的文学作品犹如精神郁结而成的宝石。正是在这种痛苦、失落和迷茫之中，一部深沉的小说的构想得以浮现，“抵抗住焦虑后，我入魔一般，开始用便携式打字机写起了一个绝望地寻求沟通之道的画家的故事”，这便是萨瓦托的处女作《隧道》。

　　人类所生存的真实世界并非是柏拉图所描绘的纯净的精神世界，而是一个信仰迷失，却充实着欲望、情感与狭隘理想而令人感到焦虑与绝望的混乱世界。《隧道》可以视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供状”，借助一个画家的故事，将作者内心最隐秘、最难以解释的执念释放出来。《隧道》在开篇中写道：“我想只要说出我的名字——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是杀死玛丽亚·伊丽巴内的那个画家，大家就能够回忆得起这桩案子，对我这个人也就无须多做解释了……”故事叙述的语气看以平静却富有紧张感，以一个杀人凶手的“君子自道”，讲诉了一个画家与窥见其画作所隐藏主题的那个姑娘陷入情感与心理纠缠的故事——她是唯一看到画作中那个不起眼的小窗并明白其中深意的人。这让画家激动而好奇，在一番寻觅与跟踪之后，他们成为了恋人。但是她的神秘、疏离与不可捉摸，惹起了画家的猜疑、愤怒和胡思乱想；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之后，画家对这个姑娘痛下杀手。由此杀死了一个真正理解他的人。

　　但是，在《隧道》完成以后，阿根廷国内所有的出版社都拒绝了出版它，包括《南方》杂志的创办人维多利亚·奥坎波。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慷慨帮助下，由作者垫付了一些钱，《隧道》才得以在南方出版社出版，首版很快售罄，次年，在阿尔贝·加缪的热情提议下，《隧道》由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了法文版。

　　根据埃内斯托·萨瓦托的自述，他是一个做事充满矛盾的人，时常自我否定和犹疑不决，因而养成了焚烧手稿的习惯，一些写好的短篇小说、文论作品、戏剧作品、长篇小说在未发表前就化为灰烬，甚至《英雄与坟墓》也险遭此噩运。当然，他的这种性格与习惯，也影响到他已经出版的作品的前途，比如，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曾想把《英雄与坟墓》改变成歌剧，但因为内萨瓦托的想法过多而作罢。

　　1963年，萨瓦托在其《作家及其幽灵》中阐释了一个与巴尔加斯·略萨在其《弑神者的历史》一书中相似的观念：作家的写作就是将萦绕于脑海和盘桓于灵魂之中的东西驱除出去，这个东西被萨瓦托称为“幽灵”，而略萨称之为“魔鬼”；写作就是一种驱魔行为，从而能够消解痛苦。

　　埃内斯托·萨瓦托认为仅有艺术才能实现其自我救赎，写作被看成是一种源自作者内心的叙述与记录，从而释放灵魂中的魔鬼。埃内斯托·萨瓦托的精神困扰并非仅仅来源于其对自我的关注，而更多来源于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对人类悲惨命运和诸多不公正的现象的关注。他将文学艺术本身看得过重，寄寓着某种信仰的力量，因而变得更加挑剔且不能忍受失败；即使创作出杰作，也依然疑虑重重，就像贝多芬在写下最壮丽的乐章时依然有着巨大的孤独感，就像凡·高画出最为夺目多彩、富有生命热力的画却选择了自杀。而埃内斯托·萨瓦托总是很欣赏那些性格怪异的艺术家——因为他们能够“将战斗精神和严重的精神思虑结合起来，而他们创作时的那种赤裸和撕裂的风格是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

　　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曾说，历史并非一直在进步，它时而会出现倒退；但在纯粹的思想领域，进步的脚步从未停歇。然而，在科学与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的时期，埃内斯托·萨瓦托却认为人们依旧处于灵魂的黑暗之中。他在书中显示出对科技的不信任与担忧，为此他遭受了许多“进步人士”的抨击，以致丧失出书的欲望。但是他曾经在书中展现的很多想法，如今，却已经成为了可悲的现实，即人的非人性化。

　　如今由我们承受了这种悖论最后的也是最悲剧的结局，那是两种非道德的驱动力碰撞的结果：金钱与理性。人们利用它们获得了世俗的权力，但是——悖论的根源就在这里——那种征服是通过抽象观念实现的：从金锭到票据，从杠杆到对数，人类对世界的统治力不断增强的历史，也正是抽象观念连续出现的历史。现代资本主义和实证科学是同一种现实的两张面孔，那种现实缺乏具体特征，是由抽象幻觉组成的。而人也是那种幻觉的一部分……他们最终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却变成了“物”。

　　在工业革命的引擎启动后，所有人都被迫乘上了这时代的列车。对于绝大多数的凡夫俗子而言，他们难以选择自己的方向，更无力决定列车的速度，而最终绝望地发现自己变成了被科学和技术所挟持的“难民”——他们无法决定科技列车将他们带往哪里。而萨瓦托的书中的象征意义令人毛骨悚然。

　　《隧道》《英雄与坟墓》《毁灭者亚巴顿》萨瓦托的心理小说三部曲，此三部作品相互关联，并由共同的脉络和主题贯穿，其中的人物总是限于孤独、焦虑、绝望和某种疯狂之中。

　　在《英雄与坟墓》中，男主人公马丁是一个驼背，因为母亲多次堕胎未果而生下了他，因此他不得不背负起一个逐渐长大的包袱，而马丁却爱上神秘迷人的亚历杭德拉，可是，亚历杭德拉对马丁忽近忽远、若即若离，这令马丁备受煎熬。亚历杭德拉有一天杀死了父亲并纵火自焚，骇人的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父亲费尔南多对亚历杭德拉的不伦行为。费尔南多自幼孤僻，对瞎子的世界充满好奇，为此撰写了一份《关于瞎子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隧道》中有关画家卡斯特尔的杀人事件，而费尔南多认识被害的玛丽亚，并知道玛丽亚的丈夫阿连德是一个瞎子。而将这部小说串联起来的是一个叫布鲁诺的角色，他是费尔南多的童年好友，并与马丁和亚历杭德拉有着跨龄之交，他还爱过亚历杭德拉的母亲，却在怀有身孕时被费尔南多所抛弃。

　　在《毁灭者亚巴顿》一书中，埃内斯托·萨瓦托所展现的正是“人类世界宗教、哲学、历史之永恒的忧思”。《毁灭者亚巴顿》由三条看似不相关的主线事件构成，这三个事件均发生在同一个日期：1973年1月6日。这天发生的三件事分别是：一、“疯子”巴拉甘目睹了一只有着七个脑袋的巨龙盘踞夜空，鼻孔喷火而眼睛沥血。二、十七岁的纳乔看见姐姐阿古斯蒂纳从房地产公司总裁鲁文的敞篷车里走出来，而后进入一间公寓楼，可是再也没有出来。三、马塞洛因因与一名游击队员的友谊而遭到警察的迫害，被折磨致死后沉尸河中。在此三条主线之外，书中穿插了不同人物的对话、回忆、信函、会谈记录和新闻报道。曾在《隧道》和《英雄与坟墓》中出现的人物、以及作者本身（萨瓦托）也成为了其中的角色。萨瓦托曾对此解释道：“小说中应该包括小说家本人，不是指虚构小说中的作者，而是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即小说中的作者就是真正创作小说的那个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新闻记者、一个目击证人。他是小说中的又一个人物，跟从他灵魂中产生的其他角色相同；是一个发疯的主体，与他的分裂物共处。但这样写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能够更深入蒂了解那巨大的奥秘。”

　　人的灵魂世界既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域。萨瓦托的心理小说并非是纯粹的个人意识和心理活动，而是现实世界在人心灵中的投射，同时将神话故事、寓言故事蕴藏其中并加以编排、裁剪，以及加以想象力的再创造，体现的并非是对现实生活的逃离，而是对现实的转化与升华。比如，在他的这三部代表性作品中，为何总是要凸显“瞎子”这一主题？显然，“瞎子”本身具有深刻的寓意，既代表着黑暗中的探索，也代表着黑暗中的偏执。而萨瓦托无畏于个人的痛苦，却害怕社会的混乱与黑暗；他对黑暗充满恐惧，为此才会对科学产生兴趣，以追求一个昌明而永恒的世界。他常常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宗教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政治观念。依照萨瓦托的观念，早在史前时期，撒旦在被逐出天界之后就打败了上帝，他把真正的上帝关押在地狱，却对外谎称是上帝击退了魔鬼。撒旦以上帝身份自居，统治着人类，在人间降下灾难，使人间充满着不幸。为此，每个人必须逃离一切外来的强力，追求精神的自由，由此实现灵魂的自治。

　　“萨瓦托认为人是二元的物种，每个人身上都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如果哪一天这个星球发生了可怕的灾难，只有一个孩子幸存下来，那他依然会繁衍出与现在相同的、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种族。但危险和愚蠢的是，从苏格拉底起，人类黑暗的一面就被禁止，而在那些伟大的原始文明中，黑暗力量却是被崇拜的。现在的人们大谈特谈新人类，但如果不先把人类复原，是不可能造出新人类来的。因此，作家的职责就是书写现实，而唯一的现实是人类与他的神明、他的魔鬼之间的关系。甚至于当所有的哲学家想要触及绝对的时候，都不得不借助于某种形式的神话或诗歌，比如柏拉图的神话，还有黑格尔在作品中借鉴《唐璜》或《浮士德》中的神话故事。”

　　从生活经历和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萨瓦托是一个有着极强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人。他曾经明确表示反对庇隆的民粹主义政府，也许正因为他对底层受苦百姓的同情，使他后来又转而支持埃娃·庇隆的行动。埃娃·庇隆是一个极具煽动力和表演才干的女性，她懂得如何抓住底层民众的心理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正因为政治观念的不同，萨瓦托与博尔赫斯产生分歧，而博尔赫斯对庇隆主义的危害看得更为清楚和深远。事实上，晚年萨瓦托与博尔赫斯一样更多地信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所体现的是全世界一家的理想，最后要建成一个以通情达理的合作为基础，并消除政府、军队、教堂和旗帜等一系列设施的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联盟。”而政府仅是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得不存在的一种恶，它向人民收税，需要人民供养却给人民带来管制。

　　1983年10月30日，庇隆分子在第一次在选举中被打败，激进党候选人劳尔·阿方辛赢得了总统选举。新总统上台后便开始处理“肮脏的战争”所遗留的问题，12月15日，在阿方辛上任五天后，就成立了一个由埃内斯托·萨瓦托领导的委员会，专门调查失踪人员事件，以试图将那些秘密绑架反对者的军政要员逮捕归案。但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CONADEP）并没有司法权，它的人物就是收集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1984年11月，委员会公布了一本调查结果白皮书，书名叫作《永不》，萨瓦托为这份调查报告撰写了前言，白皮书的后面附录了所有失踪人员的姓名，根据这份名单，失踪者一共有两万之多，这激起了公众对军事集团的愤怒。

　　通过这份调查，萨瓦托更为深切地接触了普通老百姓的苦难以及社会“精英阶层”的疯狂，为此，也更能够让人们理解他为何要抛弃物理学，而去面对内心的“幽灵”。萨瓦托的作品始终如一地关注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和生存现状，展现了作者对人的存在与个体命运这一主题的探索。

　　参考文献：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终了之前[M].侯健.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隧道[M].徐鹤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年。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英雄与坟墓[M]申宝楼、边彦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毁灭者亚巴顿[M].陈华.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

　　（英）埃德温·威廉森.博尔赫斯大传[M].邓中良、华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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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雪朝 评论 《毁灭者亚巴顿》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497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