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肮脏：《最蓝的眼睛》中的奴隶道德

丑土妹

　　50多年前，托尼•莫里森还在兰登书屋从事编辑工作时，突然开始想要写点什么。那时候她已经39岁，离异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每天清晨5点多起床，得提前挤出一点时间搞创作，毕竟孩子起床以后就得投入另一种生活了：洗刷、做早点、整理衣服。所以，在天还没有亮起来之前，托尼•莫里森会以一种仪式性的方式开始工作：煮一杯咖啡、在打字中等待晨光浸入房间。多年后，她对《巴黎评论》的编辑说，那片刻的时间是她的“非世俗性空间”。她乐于把自己耕耘的一方小桌子比作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写作时的小桌子，大概也不会拒绝将这个黑夜与白昼彼此让渡的屋子称为“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her own）。

　　整个写作的过程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莫里森自己也并不觉得写了什么充满技巧和深度的东西，有时候一个句子改了“六遍，七遍，十三遍，正好改到要死。”只是因为那段时间（1968~1969）似乎很多黑人在写作，所以自己写一本估计也能卖出去，况且，找个出版社出版也不是多么大的风险，唯一没想到，这本被命名为《最蓝的眼睛》的处女作最初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收获了满满的恶评。后来，风评才慢慢扭转，多亏纽约大学把这本书列入了最新的黑人研究系列的阅读书目，学院的推动使得市场销量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读者也意识到《最蓝的眼睛》中所饱含的那种精确、诗性乃至残忍。

　　《最蓝的眼睛》确立了莫里森今后一以贯之的某些创作法则与美学主题，一个黑人女作家所应当具有的抱负也慢慢清晰。和那些拒绝被“贴标签”的作家不同，莫里森明确地将自己的身份归为“黑人作家”，这种主动认领的身份背后有明确的政治意图——“黑人写作必须承担别人的欲望，而不是艺术的欲望，而是社会的欲望。”在后来接受《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的采访时，莫里森又把黑人写作细化为黑人女性的写作，与其他肤色或者性别的作者相比，黑人女性作家必须背负某种“舍我其谁”的重量：“因此，我认为与以往不同的是，黑人女性似乎是唯一写作的人，他们并不将白人和白人女性（白人世界）视为文本的中心。白人妇女对白人感兴趣，因为白人是她们的父亲，恋人和子女，家庭；黑人对白人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他们进行对抗的地方，但黑人妇女似乎对这种对抗不感兴趣。”

　　那么，如果不写同肤色的丈夫、恋人、如果不写不同肤色之间的对抗，一个黑人女性能写些什么？《最蓝的眼睛》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在2015年莫里森最后一部小说《上帝帮助孩子》（God Help The Child）中，我们仍听到了这个回答遥远的回声——那就是自我探索时肤色带来的永恒困惑。

　　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最希望拥有的就是一双白人的蓝色眼睛，她最后在发疯中实现了这个愿望；而在《上帝帮助孩子》中，母亲生下了一个肤色极深的孩子，她不由自主地想用毯子捂死婴儿，虽然这动作只持续了几秒钟——所以，对莫里森来说，重要的不是将白人树为黑人的对立面，用外在抗争的形式展现种族对正义、平等的渴望，而是转向内在，自曝其丑，自审黑人意识最深处那些不易察觉的自我矮化、顺从、憎恶、撕裂。毕竟，我们更容易做到前者，因为在其上方飘荡着显而易见的悲壮感与崇高感，却往往怯于拉开自己黑色的胸口，带着点黑色幽默的自嘲声，看看里面心脏那丑陋的形状。

　　《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选取了肤色与性别鄙视链最低端的生物：一个黑人小女孩佩科拉，透过她来呈现“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的有害的内化。”莫里森通过佩科拉被父亲强奸这一极为惨烈的结局将整个故事推进了深渊，同时在深渊的入口埋下了无数地雷，所经之人，无一幸免。

　　其中一枚地雷，关于肮脏。

　　小说的开篇章节《秋》，莫里森就向读者甩来了“肮脏三连击”。叙事者克劳迪亚回忆自己有一次生病以至于不小心吐到了床单上：“呕吐物从枕头缓缓地流到床单上——灰绿色，还夹杂斑斑点点的橘黄色。这团东西像生鸡蛋一样流动着，顽固着黏成一团，拒绝破碎。”母亲见状极为生气，干脆用“呕吐物”来称呼女儿；第二次肮脏袭击是克劳迪亚讲述自己厌恶洗澡，当身上的污垢被粗糙毛巾一点点洗掉时，那空荡荡的感觉令人恐惧；第三次肮脏则来自于更隐秘与更禁忌的现象：月经。寄居在克劳迪亚家的佩科拉突然来月经了，“献血顺着她的大腿流下来，台阶上已经滴了好几滴。”女孩子们被这场面吓坏了，惊慌失措。

　　月经在许多传统民族文化中都代表着不洁禁忌，来月经的女性往往被排斥在宗族活动之外。在《圣经•利未记》中，记载了“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 ，所坐的物件也不洁净。”诞生于公元73年的第一部拉丁文百科全书甚至将月经的不洁性魔法化了：“与月经血接触会使新酒变酸，被它接触的农作物变得贫瘠，嫁接死亡，花园里的种子变干，树上的果实掉下来，钢铁的边缘和象牙的微光变钝，荨麻疹蜜蜂死了，甚至青铜和铁也被锈蚀抓住了，空气中弥漫着可怕的气味。”而在黑人的故乡非洲，月经更是一种诅咒。小说中的姑娘们眼见佩科拉来月经，认为她将会死，也是一种极为自然的月经污名化联想。

　　有时候，女性的肮脏可能来源于青萍之末小小的玷污。《最蓝的眼睛》里，布里德洛夫曾太太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丈夫乔利的情形，“那是在一次葬礼之后，我们所有孩子去捡浆果，果子挤烂了，染了我的屁股。整条裙子都染成了紫色，再也洗不掉。”可能有读者可以很快辨识出这个场景的最初所在，它来自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凯蒂和兄弟们出去玩，泥点沾到了内裤上再也洗不掉。福克纳有意赋予这一场景足够的深意，在他看来，整个南方庄园文化的堕落就是从这粒泥点开始的，莫里森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期间，研究的正是福克纳的小说，甚至以他为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所以，在布里德洛夫曾太太初见乔利的场景中，莫里森直接挪用了福克纳的意象及其隐喻：在布里德洛夫的整个生命、乃至于她生养的众多黑人女孩的生命中，肮脏最初来自一颗烂了的果子。

　　传统的写法大概会在写完了黑人代表的肮脏后，马上再写白人代表的洁净，这是一组最具张力也最便宜的矛盾设置。我们会在很多古代小说中看到这样的手法，比如古典小说《红楼梦》写洁净与腌脏就是最纯粹的二元对立项，大观园本身就是一个洁净的封闭系统，一旦有腌脏闯入，会被不留情的清扫，刘姥姥走后，连她待过的地方都要用水一桶桶地冲洗，而且作者还设置了一个洁净与腌脏的绝对颠倒，我们通过妙玉的结局中可知。但是莫里森的叙事手法更巧妙一些，她越过了“白人作为洁净”这个过于明显的隐喻，暗中设置了一些白人代理人的形象，以他们的存在描绘出肮脏的对立面来。

　　这些人出现于《冬》的部分。她们大多数是混血，彼此之间犹如批量生产以至差别不大，“她们读的是公立大学和师范学校，学习给白人干活时如何做得无可挑剔。”莫里森对这群女性的描绘充满了讥诮的味道，她们被取消了一切黑人血液里的激情、感官享受以及本能，展现出千篇一律的洁净感：“工作服浆洗得白白净净”、“腋下和腿间从不出汗”，同时她们骄傲地于自己所具有的那部分白人血统——“与黑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容易分辨的”。

　　当佩科拉来到这样一户人家时，她马上被白人代理人用最敏锐的目光识别出了身份：她首先是脏的，“裙子破破烂烂，沾着厚厚泥土的鞋子总是不系鞋带”，随之而来的就是她是黑的，女主人发出了对肮脏的驱逐令：“出去，你这恶心的小黑婊子。”

　　干净的混血管家是干净的白人的延伸。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里注意到了“代理人”这个角色。当一个男人有钱后，凝聚在他身上的劳动就逐渐开始分工，最先是他的妻子承担了劳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妻子的操持家务体现了他的家庭地位与财富权，这时候妻子是代理人；如果他再有钱一些，仆人会进一步成为他权势的代理人，于是我们会在一个尊贵的夫人身后看到一群豪健的奴仆，他们各自以奢华的服饰、高级的装饰、繁杂的家务代理与展现着男主人的“有闲有钱”。凡勃仑指出：“仆人和主妇不仅应当完成某种任务，显示出一种服从的性格，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应当表明，关于服从的技术他们也是十分熟练的，对于有实效而明显的奴性的准则，能够圆熟自如地完全遵守。”显然，《最蓝的眼睛》中，这群呵护白人主子家庭的混血代理人，就是白人权力的延伸与体现。

　　这种权力尺度最大限度地呈现在命名的问题上。根据莫里森回忆，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父亲所有那些朋友她都叫不出名字，似乎大家只是随意地起一些昵称，虽然他们肯定会在某个地方使用真实姓名。然而《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亲在白人家当女仆，轻易地被一个白人小女娃取了名字：“波丽”。克劳迪亚听得怒从心头起，毕竟佩科拉都只能称自己的母亲为“布里德洛夫太太”。在被命名的布里德洛夫太太的精心照料下，主人家一派洁净：样样东西被擦得熠熠生辉，各色食物与清洁剂的味道混在一起。几个姑娘被布里德洛夫赶走时，莫里森用了一个形容词：“她回过头来像吐烂苹果般冲我们扔出几句话”，这个描写很有卡夫卡的风格，在《变形记》中，父亲朝格里高利砸去了一个苹果，他被砸伤的地方很快开始溃烂，《变形记》以这个细节传递出父子的彻底决裂，而《最蓝的眼睛》中，被观念所离间的母子之情仅仅通过一个烂苹果就获得了隐喻。

　　肮脏与洁净之间的对抗是天然的吗？如果不是，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正是莫里森一直以来的追问，她曾经谈到：“我想将颜色与种族分开。区分颜色——浅色、黑色、介于两者之间的颜色——作为种族标记确实是一个错误。它是社会建构的。它是文化强制性的。”在小说中，这种根据肤色区分的种族优劣被进一步隐喻为肮脏与洁净的对立，借佩科拉之口，莫里森问道：“秘密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究竟缺少什么？”

　　在莫里森写下肮脏与洁净问题的六十年代，另一位女性玛丽•道格拉斯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其著作《洁净与危险》的序言中，道格拉斯谈到自己的作品正是在回应种族主义问题，虽然可能有些迟到了。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那些看起来由我们的感觉决定的反应实际上早就被我们的认知决定下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什么是脏、什么是干净的认知早于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后对它干净或脏的直觉性判断。婴儿长成人，就是一个不断在辨识与习得脏/洁的过程，毕竟如果一个三十岁的人还捡地上掉落的饭粒、或者吃得满嘴满身都是番茄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同时，脏/洁还包含着我们对于有序与无序，存在与不存在，有形与无形以及生与死这些问题的思考。在污秽的观念被高度建构起来的任何地方，对它们的分析都会涉及上述的深刻问题。道格拉斯关于不洁的思考里有很重要的一环：秩序。如果失序，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不洁——头发在头上是干净的，头发落在饭碗里是脏的，因为头发的位置不对了。因而，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matter out of place）。那么，对于黑人来说，那个令佩科拉参不透的秘密的答案同样如此，在白人塑造的世界中，白肤色对应着有序、赋予、教养，黑色皮肤是肤色的失序，是颜色与它所对应的人种的错位。所以，一种关于黑人脏的认知出现了——它是认知，而不是真正的感官反应。

　　这种认知来自于白人，但蹊跷的是，黑人恭顺地接受了它。这大概是莫里森想要探索的最深一步：既然黑/白，肮脏/洁净都是社会的构造，何以黑人群体毫无异议地接过了这副枷锁。她发现，外部的注视总是会不自觉地内化成一种有毒的自我观照，黑人群体在长时间的社会教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用白人的眼睛打量起自己。

　　所以，眼睛成了小说中最神秘的媒介。透过神秘的眼睛，黑人会自我审视，并且得出结论说“我们把丑陋穿戴在了身上”；透过神秘的眼睛，佩科拉觉得糖果店的老板看着她的时候，满藏着锋利的棱角；在假借白人之眼来自我审视的高潮，莫里森描绘了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乔利和女友初尝人事时，被两个白人发现了，他们用手电筒照着乔利光溜溜的屁股。按理说，乔利应该羞耻、恼怒、落荒而逃，但是“他的眼睛无处可落，滴溜溜地偷偷打量四周”，最终，他的意识与白人合为一体，他不再觉得自己是被偷窥的可怜鬼，只要用白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事情好像就不那么羞耻了，于是，在两个白人的加油下，他卖力地干了下去。

　　这种有毒的自我奴化可能比白人的敌视危害更大。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曾经梳理过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发生史，在他看来，那些位高权重的上层人在保持等级差异的激情中创造了价值，所以他们用统治者的权力定义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纯洁、什么是不纯洁，他们的声音给每一种东西都打上了烙印；主人道德最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变成金发野兽，在他们自己的地盘彬彬有礼、一旦踏上别的土地就开始释放兽性，我们已经在他们对黑人的作为中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然而这种危害性在尼采看来不比奴隶道德中那种自戕的意识来得猛烈 ，受了压迫的奴隶们压紧牙齿，将自己包裹在苦难、道德完美、忍耐与顺从中，这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奴隶们却通过这种自欺获得了自由一般，小说中的黑人，表现得如此恭顺、忍耐、甚至体恤，他们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倾尽全部精力和热情经营自己的窝巢”。

　　莫里森以一种自我伤害的方式揭穿了黑人的恭顺面具，那背后是这个种族奴隶道德里满满的自欺，这种自我批判的勇气是黑人作家里少见的。当然，莫里森同时也要刺破白人洁净神话的面具，她需要一切欲望与本能都赤裸裸坦诚相遇。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白人牧师皂头的戏份增加。他有着扭曲的性欲望，却只敢对小女孩们下手，这个顶着牧师之名的白种男人是一个恋童癖。莫里森以讽刺的基调从里到外地描绘了他所代表的洁净：首先是“皂头”，卷曲的头发上抹上一点就会油光发亮，看上去健康干净，然后是脾性，他讨厌成人的口臭、烂牙、耳屎、水泡，眼屎之类的脏东西，“他脑子里总是与洁净相联系，他是那种或许可以被称为干净老头的人。”恰恰是这个骄傲于自己白人血统与洁净感的人，对小女孩们伸出了最脏的黑手，白人的洁净神话泡泡随着黑人的奴隶道德泡泡，同时被莫里森刺破。

　　在小说的后记中，莫里森谈到至今难忘的对话，那是少女时，期朋友告诉她，希望有一双白人的蓝眼睛，二十多年的后，她仍然难以忘记这个愿望里包含的种族性的自我憎恶的暗示。她把这个包含着奴隶道德的愿望写进了小说，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哪怕在奴隶时代结束一百多年后，人们的自我憎恨也并未停止。

字数：5047
原作者：安提戈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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