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形罩》：在“钟形罩”下聆听灵魂的回响：从医疗规训到女性自我救赎

鸿田

　　休伊小姐一边往我的太阳穴上抹药膏，在我的脑袋两侧固定电极，一边用一种低沉的、安抚的声音跟我说话：“你会没事的，不会有任何感觉，只要咬住——”……黑暗便像擦掉黑板上的字迹一样，把我抹去了。

　　《钟形罩》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主流社会对女性的人生道路有着固定的想象：年轻女性应当追求爱情、婚姻和家庭，把相夫教子视作毕生的归宿。然而，这种社会期待对于有才华、有抱负的女性而言无异于一道无形的藩篱。普拉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埃斯特正是这样的女性，她成绩优异，才华横溢，怀揣成为诗人的梦想，却深感自己被周遭的价值观所束缚。 在都市里她迷惘压抑，在家乡又备感沉闷失落。 “钟形罩”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隐喻。钟形罩原本是一种实验室器皿，用于形成真空、隔绝内外。 这种窒息的环境恰似罩在埃斯特头顶的“钟形罩”，将她与自由新鲜的空气隔绝开来。

　　阅读《钟形罩》的后半段，我也仿佛被透明玻璃罩子罩住一般难受。 但最终这该死的罩子都会被掀翻。

　　整部作品中，埃斯特的精神崩溃和抑郁症发作，是《钟形罩》中最令人震撼的情节。普拉斯探讨了精神疾病与女性处境之间的密切关联。可以说小说标题“钟形罩”本身也是对抑郁症的一种形象化比喻。

　　那年夏天他们把罗森堡夫妇送上了电椅……我对行刑一无所知，一想到要被电死，我就直犯恶心。

　　可以说，冷战时期美国社会中，医学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话语工具，《钟形罩》就清晰地描绘了这一点。 医学话语标榜科学和治病之名，实则暗含着让女性身体顺从服从的权力意图。“只有当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在《钟形罩》中，这种理念体现为医学机构试图通过精神治疗、产科手段等让女性身体听从社会规范。例如，埃斯特在医院目睹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分娩：产妇被固定在宛如“可怕的刑讯台”的产床上，接受男性医生的指导和药物控制。 医生给产妇使用了遗忘疼痛的药物，使其生育剧痛过后不记得痛苦。

　　埃斯特讽刺地想：

　　这听起来正像男人发明的药。

　　这一情节揭示了医学话语如何塑造女性对自身身体的认识——疼痛被技术性抹除，女性被期待顺从地承担生育职责。

　　《钟形罩》中的女性“疯癫”自然也并非单纯的个人病理现象。

　　小说揭示了女性被诊断为“精神失常”背后的社会机制：凡是不顺从主流女性规范、试图追求自主的女性，都有被贴上“疯癫”标签的危险。埃斯特和琼因抗拒既定的性别纪律和教化手段，被视为“异常”，分别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失去了对自身身体和基本权利的掌控。这一过程体现了正如福柯所言，“这些权力关系实质上所牵涉的是理性对疯癫的绝对权利”：由男性主导的医学理性对女性的反抗加以医疗化的压制。

　　在小说中，埃斯特面对的第一位精神科医生戈登便是这种性别压迫的象征。他对埃斯特的痛苦缺乏理解和耐心，仅凭一次面谈中埃斯特情绪失控撕碎纸片的举动，便武断地认定她“精神失常”，需要通过电击疗法来纠正。 研究指出，这种快速诊断反映了当时精神医学对女性带有偏见的病理化倾向：医生往往将女性正常的愤怒和抗议视为病态，急于施加干预。 在196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中有91%的成员是男性，临床心理学家中的大约85%也是男性，而被诊断和住院的患者中女性居多。这种“由男性界定女性疯癫”的结构使女性更易被冠以精神失常之名。 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与疯狂》 中根据她在1960年代的精神病学的研究经验表示，专业的精神病学培训正在鼓励精神病医生在科学客观的幌子下，以一种刻板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这实际上加强了父权制和厌女症的实践。她将这描述为“临床意识形态”。构成切斯勒所说的临床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偏见是“只有男性才能心理健康”，人类学家卡罗尔·沃伦论述说：“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医院非常明确地使用婚姻关系和家庭主妇角色作为心理健康评估的标准，在她们出院后的一段时间里，女性的丈夫们普遍通过她们高效完成家务的能力来评判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1961年对女性前精神病患者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拒绝履行家庭职责，包括清洁、烹饪、育儿和购物的女性，是那些被重新送入精神病院的人。

　　通过主人公埃斯特的亲身经历，《钟形罩》揭露了这一残酷现实：所谓女性的“疯癫”往往是社会压迫的投射，是女性无法融入男权规训体系后被边缘化的体现。埃斯特的心理崩溃与其说是个人脆弱，不如说是对无法在矛盾角色中生存的痛苦呼喊——她既无法甘愿做一个贤妻良母、放弃自我抱负，又无法在重重障碍下实现独立自主，最终陷入精神危机。这场危机被社会轻易地归为女性天性软弱或疯狂，却掩盖了其背后的性别压迫根源。

　　我是我自己的女人了。

　　尽管《钟形罩》着力揭露了医学对女性的规训与压迫，但同时也描写了主人公对自主性的顽强追求和反抗。普拉斯也在文本中埋下大量对医院规训的嘲讽与反思，质疑医学权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埃斯特在小说中的旅程既是坠入“疯癫”的过程，也是逐渐觉醒、挣脱规训枷锁的过程。

　　她的抗争体现在多个层面： 在避孕问题上，1950年代的社会借助法律和医学限制女性自主。然而小说通过埃斯特寻求避孕措施的描写，揭露了这一话语规训背后的不平等。在遇到富有同情心的女医生之前，埃斯特因为对意外怀孕的恐惧而不敢自由选择性关系；医生为她安装了子宫帽，这一举动让埃斯特感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因为她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身体命运，不必再因怀孕风险而受制于人。

　　心理自主方面，埃斯特并未在强大的医疗话语下完全丧失自我判断。尽管电击和药物一度让她身心俱疲，但她内心对权威的质疑从未泯灭。她曾愤怒地质问自己为何要被这样对待，也曾清醒地反思医生的话语背后隐藏的偏见。她不再将医学权威视为绝对真理，而是开始主动选择信任哪一种医疗方式、接受哪一位医生的建议。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在重建她的主体性。

　　埃斯特还展现出对规训角色的拒绝。在家庭和婚姻问题上，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做一个循规蹈矩的“理想女性”。她与看似完美的未婚夫巴迪·威拉德决裂，拒绝走入他为她规划的婚姻和家庭道路，因为她看透了其中埋藏的虚伪和对女性的不公（例如巴迪要求女性纯洁却自己有婚前性经验的双重标准）。埃斯特不愿成为像她母亲那样放弃事业、一味迎合社会期待的女性形象。可以说，在陷入精神危机之前，埃斯特的内心就孕育着对传统女性角色的不满和反叛，这正是她深层心理冲突的来源。当她被贴上“病人”标签接受治疗时，她内在的反抗之火依旧没有熄灭，而是转为以更隐蔽的方式表达——例如用嘲讽和幽默来消解对她的规训要求。她清楚自己的所谓“康复”只是为了通过院方审查，因此并未将其当作真正的新生，而是在心里对这种形式主义表示了轻蔑。这种清醒的自嘲表明，埃斯特在经历医学规训的同时，保持了宝贵的批判意识，她并未被完全改造成“听话”的样本。

　　《钟形罩》中所呈现的女性争取身体和精神自主的主题，与日后女性主义运动中关于生育控制、心理健康自主等诉求不谋而合。这部小说以文学的形式提前发出了抗议：女性有权从医学和社会的钳制中挣脱，拥有对自身身体和心灵的主导权。

　　通过埃斯特的视角，我们看到了医学并非纯粹中立的救治者，而是深深嵌入权力关系的产物；看到了女性精神崩溃的背后，潜藏着时代的病症与性别的不公。可以说，普拉斯透过钟形罩这面“扭曲的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原本被遮蔽的真实：当理智与疯狂、正常与异常的界限由权力来划定，女性的身体与心灵便成为竞技场，在顺从与反抗之间拉锯。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读此作，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它在不断促使我们反思医学话语对待女性的方式，反思社会对所谓“疯癫”的定义和态度。

　　总字数：2731
　　作者：耳環超美余老濕
　　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535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