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手记》｜蜗居的鼠族，于混乱中重塑意识

鸿田

　　凯鲁亚克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曾说：“歌德的预言是，西方未来的文学在本质上将会是忏悔性的；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过这样的预言，而且，如果他再活得长一些，可以着手写他计划中的巨作《大罪人的生活》，说不定他还会开始使用这种风格。”

　　这一类文学必须是“第一人称，快速、疯狂、忏悔性的、极端严肃、极为详尽的。”

　　“忏悔”是《地下室手记》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的要素之一，在以《地》作为转折点的陀氏五部长篇中，这种疯狂近乎歇斯底里的忏悔式自述极为常见。

　　五部长篇中，除《群魔》与《少年》我尚未读完，其他三部《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题在《地》中确实已现苗头。

　　陀氏曾说：“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须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没人给予，信仰——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

　　这句话几乎是《罪》的概括，苦难、自我惩罚、失去信仰、极端堕落与犯罪，完全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写照。

　　而《地》中主人公与妓女丽莎的交往，上演一出“劝娼从良”戏码又将其毁灭，与《白痴》梅诗金试图拯救娜斯塔霞却落得一场空何其相似，《地》中引用海涅对卢梭《忏悔录》之嘲讽，在《白痴》的“忏悔会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体面人物均以更体面的方式粉饰自己的“悲悯”。

　　至于《卡》，如果说《地》是陀氏后期思想的总序，那么《卡》则是其集大成之作，在《地》中提出的人性之本恶、社会之畸形、意识与自由之悖论、存在之本质等论题，最终在《卡》里展开阐述，我迟迟无法解读《卡》，正是因为难以从那一团乱线中找出一条初始的线索来。

　　实际上，在《地》里，我不仅看到五部陀氏长篇，还从后世许多作家里捕捉到《地》的影子，比如凯鲁亚克的《地下人》，黑塞的《荒原狼》继承那癫狂的忏悔自述；卡夫卡《法之门前》继承陀氏之“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爱欲代替仇恨，塑造一个暗地里以折磨自己，忍受侮辱痛苦的形式达到情感满足的畸爱者形象；毛姆《月亮与六便士》斯特里克兰德抛弃其固有利益，跟从更大的利益——内心的意愿等等。

　　《地下室手记》蕴含的内容太多了，它可做哲学解读，被存在哲学引为经典；亦可做文学解读，因其癫狂的自我拷问塑造一个“全部生活集中于纯粹的功能——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以进行意识活动为主的人物”。

　　它包罗万象，许多论题都可成为探索重点，比如痛苦为何会化为享受？主人公之本质需求是与现实沆瀣一气还是独立人格？人性本恶抑或社会本恶？意识太强何以致人痛苦？

　　我预见到《地》会作为我日后的路标之一，但就目前而言，我只选取感触最深的一面进行剖析，即意识能否作为存在的支撑点？

　　《地下室手记》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它许多读者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人的一切意见还在遵循前人的意志，受自己出生以来看到的、读到的、听到的一切事物影响，坚持所谓的原则、道德、正义、美好，绝大部分人依赖这一套准则活下去。

　　但总有少数的一批人，他们在某个时间点，对这套准则提出异议，但抨击的对象不是外界，而是自己。他们质疑自己的任何一个思想，深入自己的内心，将他们的意志、焦虑、决心融为一体，凝成一个核心，一直到所有景象都被揭露开来，自此陷入无穷循环中，在无止尽的迷宫里找寻根源，如卡夫卡在那道《法之门前》不断徘徊。

　　那一刻，在世界这座迷宫中，一切撑起生命的支柱分崩离析，但又不能全面坍塌，假如坍塌了，生命就失去了支撑，可是勉力强撑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支柱的内部已经遍布裂痕了。出路只有从这间廊腰缦回的迷宫中逃离，或者寻找其他足以支撑它的材料。

　　于是有人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破旧的城堡；有人在地下室过着老鼠一般的生活；有人裂成两半永远居住在树上，最后化为一套行动的盔甲。

　　因此，探究意识对于存在有何作用，有个渐进性的解析过程：首先，需质疑“二二得四”为何必须是“二二得四”，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律和原则。其次，人信任“二二得四”能否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能否令他的生命和存在实现至高的欢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最高的利益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跟随内心的意愿行动，那么，以“二二得四”作为限定人行为的科学规律，就没有遵循的必要了。最后，既然“二二得四”不可信，意识本身能否成为生命存在的最大支撑？

　　或许也存在一种可能，即现在发现的“二二得四”定律，碍于人类的研究深度，无法确保其正确性，换而言之，人类的研究水平还未能到达真理的层次，因而我们现在遵循的定律，是有时代性的。

　　比如，远古时代人不明白火、雷电、洪水的形成原理，只能加诸于神，故而塑造出不可寻的神祗约束自身行动。封建统治形成后，人类神智逐渐开化，神祗不再成为最高约束，继之成为定律的是宗教人伦。进入现代社会后，神祗被毁灭，传承数千年的君臣仁礼崩塌，科学成为主流定律，人类相信一切存在蕴含宇宙原理，于是我们开始无法理解古代人奉为圭臬的伦理纲常。

　　这也就说明，每个时代建立的规律都是脆弱不完整的，或许现代人奉为圭臬的科学，在不久后的未来也会被推翻。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种不完整的规则比喻为鸡窝，将臆想中完整的规则比喻为水晶宫殿，即与乌托邦类等的存在——虽然它是幻想出来的海市蜃楼。

　　他所说的，下雨时为避免被淋得浑身湿透，也会躲入鸡窝中，但绝不会因为得以躲雨就感激鸡窝，甚至将之当为宫殿。

　　指的是，人在现世遭受的罪恶、苦难、灾祸，可以在当世的规则中寻求避祸的方式，比如道德可避免战争和暴力带来的肉体侵害，科学可避免迷信带来的思想屠杀——但是，这不意味着人需要因感激避免灾祸就将生命托付给鸡窝，因为，人活着不只是为了不被雨淋湿。

　　这个主张的支撑点在于陀氏认为“人永远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

　　苦难、破坏和混乱都是陀氏作品中非常重要也十分常见的元素，以前读《罪与罚》中那句：“我并非向你下跪，而是向全人类的所有苦难下跪。”

　　我将之理解为宗教之救赎，可在《地》里我才意识到陀氏将苦难认为是意识产生的唯一原因，而意识高于定律的原因，则在于定律剥除一切未知，人在了解定律之后，只能入定般沉入冥思苦想，生命再无乐趣可言。

　　理解了苦难造就意识这一点，才能理解意识过于丰富为何是一种病。

　　我是在某个清晨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苦难的，那天早上，我醒来，被一种不可逃脱的绝望束缚，在我的幻想中，远处有无数人遭受痛苦，医院里有人在哀嚎中等待死亡的病患，无数正在经历生离死别的人，高速公路上被车碾过缓缓蠕动，散着热气的动物尸体等等。

　　我突然想起许多失去和即将失去的东西，仿佛人类所有的悲欢都与我切身相关，脑海中掠过海子的《九月》：“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只觉得一切生命都是一场笑话。

　　也是那个清晨，我理解陀翁所说：“意识产生的直接的、合法的、必然的结果——就是惰怠，即有意识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须知，当你察觉存在本身是荒谬时，你怎能不心存疑虑？当你心存疑虑时，你又如何将满腔激情付诸你的事业中。

　　聪明人是不能一本正经地干出什么大事来的，只有傻瓜才能有所成就。是的，19世纪的聪明人大多数应该是而且在精神上必须是毫无个性的人，而个性鲜明的人、活动家——大多是碌碌无能之辈。

　　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目光如豆。他们由于目光如豆，把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最原始的原因，因而他们就比别人更快、更轻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无可置疑的依据，于是便心安理得了，而这可是关键所在。须知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而且不存丝毫疑虑。

　　更可悲的是，这种疑虑是循环复始没有终点的，它是一种博尔赫斯《环形废墟》的无数嵌套，即，生命的诞生之源不可追寻。

　　意识思考的每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便立即引出另一个更为初始的原因，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假如我要报复，那就需要源于正义，在此前提下，我的报复才能心安理得。可是我找不到正义，那报复就是出于愤恨，但愤恨一样源于意识，既然如此愤恨的根源又不可寻了。

　　故而最终的根源只能归于人性。

　　但人性之善恶又是另一个议题了，我的思考依旧锁定于意识与存在两者之间。

　　假如苦难产生意识，意识导致疑虑，疑虑导致惰怠，那么惰怠必然导致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这显然是陀氏决然反对的。可他也不支持“美与崇高”，并对之极之嘲讽，称那些显要人物能在“最丑陋不堪、最无可置疑的肮脏中找到’美与崇高’”。

　　陀翁支持的，是：“我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并且捍卫那在我需要时能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

　　当规则告诉人，利益所在是幸福、财富、自由、安宁，以及其他等，这是自然规律要求人遵循的利益，只要你遵循它的规则，就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会活得十分轻松自在。

　　规则需要的是人如猪羊般被圈养，走既定的路线，在一定范围内行动，说规定的话，发表规定的评论，活成规定的人。

　　可是，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自己本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意愿，自己本人的、即便是最为野蛮的任性，自己本人的、有时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幻想。

　　而这种幻想，即便需要通过反抗理性、荣誉、安宁、幸福等一切美好事物来实现，即便反抗一切规律的人明知道这些美好事物会给他带来多大的便利，也决然地、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地另辟蹊径，走向那条匪夷所思、几乎是在漆黑一团中暗暗摸索的道路。

　　只因为那是人最原始、最宝贵、最容易被忽略的利益，但所有仁人义士都会对之阻挠，因为这种原生的本性欲望不在一切规则内，它很容易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土崩瓦解。

　　这就是陀翁所言，“需要捍卫的任性”。

　　除此之外，人的捍卫还需要得到保障。

　　须知，离经叛道的行为之所以会被痛斥，是其必然导致既定规则的崩塌，掌权者杜绝叛逆者，意在制造一个“表格式”的世界：“譬如说，如果有一天，有人给我计算好了，并且证明，要是我对某个人做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那恰恰是因为我无法不做，而且还非得用某个手指来比画。”

　　那些贤哲之士推崇理性，正因为这种“表格式”的生活方式只能存在于理性中，唯有理性才能建立“美与崇高”。

　　可是，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凭什么“美与崇高”才能使社会稳定美好呢？须知，绝对理性必然导致自由的死亡。

　　“唉，先生们，当事情已经发展到表格和算术的地步，当只有二二得四红极一时的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可言呢？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二二也是得四。这也能算自己的意志吗！”

　　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毋庸争议的，然而理性却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内心骚动。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唯一的一种情况下，人才会故意地、自觉地渴望去干那甚至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就是：为了有权渴望去干那对自己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而不愿受到只许做聪明事这一义务的束缚。

　　可是，尽管我们想走那条孤僻的路，尽管我们知道那才是正确无比的道路，无论率直的实干家多么愚不可及，但有时终究会想到，道路几乎总是得通往什么地方，而且主要问题并非道路通往什么地方，而在于道路必须直通下去。

　　可我总是内心恐惧、胆怯无耻，虽然我也在困心衡虑，可我的心灵却已被淫逸放荡所腐蚀，而没有纯洁的心灵——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的意识。

　　我总是满口谎言，装腔作势，纠缠不清。

　　归根结底，是我的贪婪、虚荣，和由此带来的对自己的苛求。

　　“一个富有修养、作风正派的人，如果不是自己对自己无尽无休地求全责备，并在某些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他就不可能产生虚荣心。”

　　我心里有了解一切，洞察一切的欲望，但实际上却紧盯着有利的、实际的目标（比如房产、高薪、财富自由、权力等），即陀氏嘲讽的“浪漫主义者”——“他们甚至在极其堕落的时候也从来不会丧失自己的理想；虽然他们不会为这一理想动一动手指头，虽然他们是罪大恶极的强盗和窃贼，但他们依旧十分尊重自己最初的理想，而且内心非常诚实。”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去成为一个异类，须知，我成长的环境里，精致利己主义才是主流：

　　他们对于最显而易见、最引人注目的现实，却以荒谬绝伦的愚不可及来加以接受，而且他们在当时就已习惯于只崇拜成功了。对正义但却惨遭侮辱和迫害的一切，他们都铁石心肠、恬不知耻地一概加以嘲笑。他们把官衔尊崇为智慧；才十六岁就把各种肥缺美差挂在嘴边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破坏和混乱，或许是下意识害怕达到目的，他只是喜欢从远处而绝非从近处观赏那座大厦；也许他只是喜欢建造大厦，而并不喜欢住进其中。”

　　但在我身上，并非这种恐惧，亦非对寻得“二二得四”真理的恐惧。

　　在我内心，坚信的是人对生命的追寻，应当喜爱达到目的的过程（即生活本身），而非目的本身。

　　可是，我心里依旧迷恋那脆弱的幸福，无法到达那“酷爱苦难，酷爱到极点”的层次。

　　或许，在我领悟那个层次后，也能理解何谓“意识的屈辱最终化为极致的享受”。

　　总字数：4687
　　作者：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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