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宋》：“士贱君肆”的北宋士大夫政治

幽赞

　　《赵宋：如是我见》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在202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由她在广州的讲座《东坡过岭》和在香港教育大学的五场公共讲座的整理修改稿组合而成，包括五个单元：《华夏群星闪耀时》、《东坡过岭》、《苏轼，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我的想法和做法》和《传统中国，何为真实》。个人对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理解和一些治学理念、历史观。

　　一、“士贱君肆”

　　在《华夏群星闪耀时》中，作者首先指出，在北宋时期，士大夫们创造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即其创造的新政治、新文化是比较偏向儒家的。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诚”，具体表现有范仲淹的忠义，李沆主张“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王旦反对国家敛财过重，欧阳修以不扰民为善政等。而北宋之所以有如此成绩，原因在于宋太祖、宋仁宗等皇帝对文官的宽容，造就了思想的多元。

　　尽管作者高度肯定了北宋士大夫的品质，但也清楚认识到他们也不过是皇权的附属品，并对余英时先生提出的“士贱君肆”问题作了回应：

　　当皇权成为几乎唯一的权势来源，士不可能不贱，君不可能不肆。所以，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尽管成绩斐然，但却缺乏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极易被打破。

　　个人非常赞成这个论断，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过是表面现象，士大夫在皇权面前极为脆弱，只要帝王有需要，便可随时整治士大夫。如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并被贬黄州，绝非仅仅是舒亶、李定等人的“诬告”，更是宋神宗有意惩治苏轼；方诚峰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宋哲宗时期的“绍圣绍述”实为皇帝策划的一场针对元祐党人的政治清洗，不单是新党对旧党的打击报复。

　　在这一部分，个人对作者的某些观点也持保留态度，如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士风转向，官僚的工具性增强”，但不仅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官僚有迎合上级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行为，在宋代都比较普遍（见《宋代地方政治》）一些宋史学者也认为宋代的士风整体上并不算好。王安石变法对于士风转向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似乎还可在探讨。

　　二、史料的细读

　　作者认为，现在学者们搜集史料越来越方便了，史学功力不再体现在史料搜集而是在史料细读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史料细读的时代，而史料细读能力对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读’，要了解文本的性质、作者的意图、流传的次第，耐心通篇读下来对片段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书中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对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的解读，该文如下：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首先，作者注意到文中涉及“学”、“智”、“辩“、“文”等字词，要理解这些文字便必须进入苏轼的语言体系。作者通过考察《东坡书传》等文本发现，苏轼话语体系当中的“学”、“智”、“辩”本身不具有肯定性的价值判断，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从句式上看，“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等话语与《史记》对商纣王的记载相似，因而指出制文中关于赞扬王安石“学”、“智”、“辩”的话语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便显得意味深长了。

　　其次，作者注意到“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非常之大事即“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包括政策走向、政治作风、学术风气等。虽然苏轼在制文中赞美了的王安石，但却未必认同他的行为。作者对比苏轼同一时期的文本，发现他在给张文潜的信中表达了对王安石“变天下之俗”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好使人同己”，由此可见苏轼的真实想法。

　　文本写了什么事，怎么写很重要，但什么事没有写也很重要。苏轼制文完全忽略了王安石的相业，“不提，不提就是否定最客气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完全出于苏轼的私心。因为当时朝廷正调整政策，倘若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必然会引起巨大的混乱。由此可见政局演变对文本书写的影响。同样，后来苏辙在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时刻意强调了苏轼与司马光的对立关系，也是因为当时已经到了宋徽宗时期，“这时候掌权的是王安石旧人一派”，苏辙因此需要把兄弟二人与司马光的关系做一番有利于己方的梳理，“文章是写给活着的人看的，永远都是这样”。

　　在《传统中国，何为真实？》部分，作者通过分析四个案例，即李沆“报忧不报喜”，王安石对冯守信修河之事的叙述，孙抃“国恶不可书”，欧阳修用文字创造范仲淹与吕夷简的“焕然”，揭示了传统语境中的真实观。史料作为一种文本，有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应该对此具体考察、分析，不可轻易相信，如作者所言的“要了解文本的性质、作者的意图、流传的次第”。对于古人的文字，应具体考察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古人是在怎样的情景、什么样的心态下写出来的。

　　三、赵冬梅教授的治学理念和历史观

　　在书中的问答部分，赵冬梅教授提到了自己的一些治学理念和历史观，对个人颇有感触，这里摘录一些作分享（横线部分为原文摘录）：

　　1.从具体的人出发去理解宏观历史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离不开人——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是有血有肉的。

　　我把北宋作为一个个案，观察这个个案从生到灭的整个政治过程，借以对帝制国家及其政治达成更为深入的理解。我的具体做法，是把北宋的政治家分为五个代际，从每个代际之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去写作那个政治人物的人生故事，但我的最终目的不是呈现个人，我希望透过这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历程来展现他背后的时代变迁；所有五个代际政治人物的故事连缀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北宋政治文化的生命过程。

　　2.以历史书写来表达善和美

　　在文科岌岌可危的今天，历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历史学者不应该只埋头各种课题，也应该直面现实，用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关怀，传递善和美，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明亮色彩。

　　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历史关头，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恶，这些恶至少不亚于过去的恶。但是，我认为就人类历史的大势而言，人类还是追求善和美的，所以要表达善和美，要在不捏造的前提之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项当中去传递善和美。

　　3.苏轼的启示——在大时代中守住自己

　　其实所有人都生活在他的代际规范之中，没有谁能逃出自己的代际命运，全世界都一样，谁也逃不出自己的代际命运，代际命运有一个最低值和最高值，最优秀的人大概快到最高值了，但是很少有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在一个代际中如何做一个更好的自我，并尽可能影响时代，是包括苏轼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课题。

　　那么这个代际的士大夫，当治国平天下已经几乎成为不可能之后，要怎么办？苏轼的做法其实是回到自己，守住自己。换一个角度来讲，当外向不可能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向内成就一个更好、更快乐的自我？
　　字数：2949
　　转自：抄史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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