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天才》：在内心的严冬深处，有不可战胜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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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个命题叫做“三不朽”，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按我肤浅的理解，立德就是说一个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立功是指一个人对于家国民众有大的功绩，立言则是指一个人有真知灼见流传于世。能达成这“三不朽”，这人就堪称圣贤了。据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人达到了这个标准，第一个自然孔老夫子了，第二个是阳明居士王守仁，另外那半个是曾国藩。曾文正公可能在“立言”这一项上有所欠缺吧。

　　如果把这样的“认定标准”推广出去，在人类历史上能够做到的人就多了起来。比如我最近看的一本人物传记《勇敢的天才》里，两位主人公都堪称不朽。从“立言”的角度讲，这二位是有着专业证明的：阿尔贝·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克·莫诺，196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至于立功和立德这两项，我们就只能从他们的生平中去寻找了，好在这本传记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更大的好处是，因为年代近、细节多，这两位的生平很直接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血肉丰满，而不像那些“往圣”一样，高高在上，不容臧否。

加缪的战争

　　加缪出生的家庭，搁现在就是那种典型的需要媒体呼吁读者献爱心救助的家庭。他的父亲吕西安在马恩河战役中身体多处受伤而死，当时加缪还不到一岁。他是由母亲凯瑟琳抚养长大的，凯瑟琳是个聋子，几乎不会说话，不识字，以洗衣、清扫为生。加缪和母亲、大哥、半身瘫痪的叔叔、祖母住在一座没有玻璃，也没有什么家具的公寓里。而加缪本身终生疾病缠身。所以一开始，这就是个了不起的励志故事。

　　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在当时这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和其他阿尔及利亚人一样，被烙上了“黑脚”的烙印。所谓“黑脚”，就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无论他们对法国做出怎样的贡献，总有一种歧视挥之不去，即便到了今天，足球明星齐达内和本泽马也不能幸免。在非常时刻，身份将成为加缪最大的痛苦。

　　加缪的文学生涯，几乎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伴始终的。他最重要的几部文学和哲学作品，都是在战争期间完成。当然，也是因为战争，他的作品只能在小圈子内流传，世界这时候还不认识这位伟大的作家。身处沦陷的巴黎，加缪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他的勇气。这个时候，作为无名之辈，加缪没有任何可依仗的资本，他不会得到像他的朋友萨特那样得到德国人的优待。所以他所做的一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加缪几次想要参军都因为身体原因而被拒绝，但最终他没有离开巴黎，而是加入了地下反抗组织，在报纸上匿名发表评论，鼓舞法国人起来抗争。在这黑暗的年代里，人似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成为刽子手，要么成为受害者。在这种绝望的氛围中，加缪给出了第三条路——反抗：“这些冷漠的法国人可能会说，‘这与我无关’……不要说‘我表示同情，这就够了，其他事情不管我事’。因为作为一名同情者，你可能会像激进分子那样被杀，或者被折磨。请行动起来：你的风险不会再大了，你最少可以享受内心的安宁，我们中最好的人则在牢狱中享受这份安宁。”

　　有人说，加缪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法国时评家，当然这名声是战后才补偿给他的，那时候法国才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文章全都是加缪写的！可以说，加缪最初的名声并非仅仅来自他的才华，更来自他的勇气。加缪首先以一个战士的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西西弗，地狱中的幸福

　　有句老话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给了加缪足够的素材来思考自己的哲学问题，他把这些思考写成了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战争年代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死亡，加缪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和与之相伴随的绝望、麻木。这里有一种“天地不仁”的荒诞感，仿佛面对一个“突然去除了幻觉和光芒的世界”。加缪希望能够探索这个世界，他提出和分析了三种应对眼前这种荒谬性的策略：自杀、依靠信仰、或者拥抱荒诞并在此前提下充分地度过人生。

　　加缪否定了前两种应对方式。在他看来，自杀就是承认生命“不值得为之受苦”，拒绝任何生活的理由。他否定自杀，因为这样做只是想要避开问题。类似地，依靠信仰、转向上帝或超出人类感知的对象也是对问题的一种回避，是一种“哲学上的自杀”（有人还会去依靠杰出思想家的理论）。加缪希望“生存而不求助于”任何宗教或这些理念的发明。

　　在加缪看来，实现生命的意义首先要正视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宇宙对人类欲望的全然漠视；第二个则是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注定来临。整合这两个要素，加缪推出了他的核心问题：既然人人都要死，而宇宙又对此根本不予关心，那么人生还会有什么意义吗？加缪认为，一个人若想将人生发挥到极致，就不能寄希望于来世，要依靠勇气和理性：“前者让他知道，生活不需要祈求笃信宗教，要认识和接受自己；后者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明白自由的有限……以及人之必死，就能在有生之年活出生命的极致。”

　　基于这样的哲学观点，在一篇早期的社论里，加缪比较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抵抗组织成员的牺牲动机。前者认为人生是个“中途站”，希望做出殉道行为；而后者则认为：“我们的很多已经牺牲的同事在临死时没有心怀希望或者安慰，他们知道自己终究要死，所以牺牲行为可以结束一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情愿做出这样的牺牲。”加缪把他们的这种愿望定义并称赞为“清醒的勇气”。

　　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加缪引入了希腊神话里那个被神所诅咒，永远推石头上山的巨人西西弗。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无意义的人生，但对加缪而言，西西弗的举动是对诸神的嘲笑，表达了他对死亡的厌恶和在徒劳无功的挣扎中对生命的热爱，以此阐明加缪的基本观点：人知道他是自己有生之年的主人。他总结说：“他爬上山顶索要进行的斗争本身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无疑，加缪的哲学是积极的、乐观的，它有助于帮助人们对抗战争和死亡阴影带来的绝望和悲观。即使身处地域，人依然能够像西西弗一样感受幸福。在这本书出版时，腰封上写着：西西弗，地狱中的幸福。

莫诺的战争

　　在战争年代，莫诺并没有和加缪产生交集。他如愿而偿地加入了军队，成为了一名军医。战败之后，他也加入了抵抗组织。最终把这两个勇敢的天才联系在一起的，是另一个共同敌人——苏联。战后不久，冷战就接踵而至，铁幕将欧洲一分为二。而苏联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去西方化。这个去西方化的过程不仅仅涉及政治、文化领域，还涉及到了本该无国界的科学界。这里面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李森科事件了。

　　李森科是苏联生物学家，师承于米丘林学派。李森科提出了与当时主流遗传学观念针锋相对的新观点。李森科否认了基因的存在，认为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换句话说就是生物的进化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这种观念如今看来自然大谬，但在那个年代，在苏联政府的推动下，李森科主义曾经在社会主义阵营大行其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李森科的权威，并非来自于科学本身，而是来自于对不同声音的打压。战胜科学的不是科学，而是政治。

　　这时候，作为生物学家的莫诺站了出来。莫诺在一篇反驳文章中说：“毫无疑问，苏联学者会出现这样的科学差错是令人惊讶的……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李森科是如何获得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来压制他的同事，赢得广播和报纸的支持的，以至于其鼓吹的可笑的‘真理’现在竟然成为国家提倡的官方理论，任何与之不符的理论都要被‘不可撤销地清除出’苏联科学界……那些为了捍卫科学、进步、和国家利益而反对他的人都被驱逐了，被斥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奴隶”，甚至被指控卖国。”莫诺深知，仅仅依靠科学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这让他开始成为一个科学之外的反抗者，他也因此和加缪成为了莫逆之交。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莫诺曾经还是法国共产党员，而这个身份在一次旅行中给他带来了麻烦。冷战期间，他应美国科学界的邀请赴美访问，然而美国大使馆拒绝给他发放签证，因为冷战已经让美苏两国草木皆兵了。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内安全法案》，为了挫败“反对美国和颠覆性的破坏活动”，“在任何时候，曾经或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不得进入美国。

　　尽管美国方面承诺可以特事特办，但莫诺依然放弃了这个机会，以示他对这个法案的反对：“科学家固然微不足道，然而科学的发展却至关重要，孤立与隔离是科学发展的最大敌人（如果需要我来证明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下苏联近年来科学发展情况的例子）。像你们现在施行的这类法规，只能在美国科学界与欧洲科学界之间设立堡垒。我并不是假装了解这类法规是否公正，无论如何我都没有这方面的发言权。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此类规定会给科学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至少不利于美国自身的发展。”

偶然与必然

　　尼采说，一个好的作家不仅主宰自己的灵魂，还影响其朋友的灵魂。加缪与莫诺之间就是相互影响的。在加缪出版的针对苏联的文集《反抗者》中，莫诺慷慨地提供了自己在科学方面收集的资料，这让加缪的书籍跨越了社会科学的范畴，变得更加客观、理性。加缪在赠送给莫诺的书中写到：致雅克·莫诺，这是我对一些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你的兄弟，加缪。

　　更大的影响来自加缪，他让莫诺在科学领域之外，开始了自己关于哲学的思考。一个科学家去思考哲学，这就厉害了。道理很简单，一个文采不坏的理科生相对于文科生来说，最大的优势可能就在于科学训练带来的更为理性的思维方式。相比于敢下结论的哲学家来说，科学家更讲求实证。在莫诺的这本哲学著作《偶然性与必然性》里，充斥着大量我们在其他哲学著作中看不到的科学分析和数据，尤其是来自生物学知识的技术支持。而且别忘了，莫诺是站在加缪的肩膀上思考问题的。

　　这本书最终给出了四个基本观点：1.生物学揭示了人类的出现是偶然性的结果，而不是预先注定的计划。2.所有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信仰不再无懈可击。3.所有建立在此类传统信仰基础上的道德和价值系统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对现代社会造成无法容忍的束缚。4.人类必须决定如何生存和如何行动。一个重视知识、创造力和自由的社会是最能够发挥人类潜能的。

　　莫诺的哲学成就加缪看不到了，1960年1月4日，他在“一场荒诞的车祸”（《纽约时报》语）中去世，现场留下了他未完成的小说《第一个人》的手稿，只写了144页。

尾声

　　除了科学和哲学的成就之外，莫诺还积极地投身于社会运动，他组织了针对匈牙利生物学家的营救工作，他参与了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五月运动，他主持了欢迎马丁路德金的仪式。到了晚年，人们甚至希望他去竞选法国总统。这本传记的最后，有一封莫诺写给一个13岁小男孩的信，信中莫诺说：“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有我认为的那些最重要的品质，如果有人问我它们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勇气，精神和身体上的勇气，还有对真理的爱和对谎言的恨。比起对真理的爱，我更愿意谈论对谎言的恨。因为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掌握了真理，而对于谎言，他们总是能够认清和发现，也能够谴责它们。”

　　而我不免奢望，如果故事的最终结局留在下面这个场景，该有多好。

　　1952年的12月份，身心俱疲的加缪回到家乡阿尔及利亚的提帕萨“疗伤”。《反抗者》的发表让他遭受了整个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因为对苏联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和萨特彻底决裂。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把他卷入其中。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都希望加缪能够站在自己一边。而加缪只是希望事件能够和平解决。这让他受到了双重压力，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左右为难。

　　最终我想是他自己的哲学拯救了他，那种积极的力量让他再次获得了勇气。“在提帕萨，我再次发现，一个人必须在其内心深处保留一个永远新鲜清冽的欢乐源泉……热爱公正，与黑暗做斗争。在这里我重新抓住了往日之美，一片年轻的天空，我估量了自己的运气，意识到发生在这片天空下的那些疯狂的往事从未离开我的记忆。这是最终避免我感到绝望的东西……在内心的严冬深处，我发现了不可战胜的夏天。”

　　字数：4203
　　转自：贝果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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