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举证》：正义的蒙眼布与撕裂的沉默——性别困境与法律反思

烟雨红尘

　　在西方的法律传统里，正义女神忒弥斯的形象神圣而具讽刺意味：她蒙着眼睛，手持天平与宝剑，象征着超越身份的平等裁决。然而，这一女性形象所代表的理想与现实中的法律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法律的历史，长久以来是由男性书写、阐释并执行的，女性的声音和经验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排除在规则的制定之外。苏西·米勒的《初步举证》以一种戏剧性的冲突，揭示了这种象征与现实之间的割裂。

　　《初步举证》的故事聚焦于刑辩律师泰莎的职业与个人经历。她曾深信法律的客观性，凭借敏锐的逻辑和证据，在男性主导的法庭上为性侵嫌疑人辩护。然而，当她自身遭遇性侵，从辩护者变为受害者，试图通过司法系统寻求正义时，却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书中将泰莎从自信到崩溃、再从自我怀疑到觉醒的心理历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舞台上，泰莎既是质问受害者的律师，又是颤抖着复述创伤的受害者，这种双重身份的撕裂，直接质问着读者：法律所标榜的“中立”，是否早已被性别的偏见所侵蚀？

　　书中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情节是：以前曾有律师以受害者穿着性感内衣作为“同意性行为”的证据。这一情节并非虚构，在1999年西班牙的一桩性侵案中，法官竟以受害者穿着“红色丁字裤”为由判决被告无罪，理由是“她的穿着暗示自愿”。这种将女性身体物化为证据链一环的做法，用男性视角的“合理性”覆盖女性主体的感受，正是《初步举证》试图解构的荒诞逻辑。

　　苏西·米勒的创作源于其律师经历。她发现，在性侵案中，受害者常因所谓的“证据不足”败诉。法律要求的“完美受害者”形象——如及时反抗、清晰记忆——与现实中的创伤反应——如僵直、记忆混乱——背道而驰。更讽刺的是，法庭上男性律师常以咄咄逼人的质询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而法官席上男性的比例长期占据绝对优势。以英国为例，2023年高等法院法官中女性仅占35%。这种权力结构使得法律成为男性经验的话语场域，女性则被迫在既有规则中“自证清白”。

　　如果连以刑辩律师为职业的受害者都无法通过这套系统获得正义，还有谁能？

　　法律体系本应保护权利，却因性别权力的嵌入而异化为压迫工具。要弥合正义女神象征与现实的鸿沟，需从制度与文化双重维度破局。

　　在制度层面，应增加女性在法律职业中的代表性。例如，挪威通过“性别配额法”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女性比例达40%，类似原则可延伸至司法系统，确保女性法官、律师参与规则制定。程序改革亦至关重要，如英国部分法院引入“预先录制受害者证词”以避免当庭质询的二次创伤，或借鉴新西兰性侵法案中“积极同意原则”，将举证责任转向施害者。

　　在文化层面，需打破性别偏见的教育渗透。同时公众需重新理解性暴力：它不是“私德问题”而是权力压迫。正如剧中泰莎的觉醒——她从“相信系统”转向“挑战系统”，正是个体反抗结构性不公的缩影。

　　《初步举证》的价值不仅在于揭露问题，更在于提供一种可能性：当女性从法律客体变为叙事主体时，正义的蒙眼布终将坠落。苏西·米勒借泰莎之口发出的呐喊，不仅是戏剧的高潮，更应成为制度变革的序曲。唯有当法律殿堂中女性的声音不再被“理性”消音，正义女神的雕像才能真正从象征走入现实，成为所有人心中真正的正义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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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九制的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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