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蔑视苦难的代价

丑土妹

　　去年我在一个科普博主的微博上看到一句令我震惊的话：“以张艺谋、莫言这些为代表的向西方献媚的思维，必须清除，中国人一定要在精神上站起来。”我在脑海中疯狂搜索《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的情节，还有《丰乳肥臀》《蛙》和《生死疲劳》，按照这位博主的言论，这些作品都是“丑化国人，以扭曲、丑陋、疯狂为美”。我承认，葛优从年轻到现在一直都不算太帅，但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概率不是因为看到中国人都长得丑，才放心地给了张艺谋极高的评价；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因为知道中国人都像动物一样交媾，就对莫言的小说大加赞赏，如果疯狂的性就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别说村上春树，我也能拿一次诺贝尔奖了。

　　“中国人一定要在精神上站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我高中时看到余华的《活着》开始，我坚信没有谁比福贵更能代表中华民族朴素、真诚、坚韧的品质。这位博主对《战狼》《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的极力推崇最终使我恍然大悟：他很乐于记住我们如何抵抗外来的威胁，却要抹去自己人给自己人造成的苦难，所以孩子们不必去了解封建社会、计划生育、政治运动。这种观念值得警惕，它会麻醉我们渐渐忘记中国人能够抬头挺胸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这也是我在阅读《愤怒的葡萄》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仓廪实便不知反省，无异于白白受苦。斯坦贝克与张艺谋、莫言、余华一样诚实地面对了由国家内部生出的灾难，他描述了一个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路流浪的故事。苦难就是这个文本的核心，斯坦贝克所有的叙事策略、人物刻画都围绕它展开。但他成功的标志不在于通过“卖惨”激起读者的怜悯和同情——因为斯坦贝克“并不想做一个挑毛病的安慰者和娱乐者”——而是让我们意识到“他所选择的主题是多么严肃且具有攻击性”。

　　打开书不久后，读者就一定会注意到《愤怒的葡萄》独特的叙事节奏与结构。在主人公乔德一家的流浪故事中，斯坦贝克插入了许多与主线“无关”的章节：汤姆·乔德出狱返家，紧接着的几页却描写一只可怜的陆龟如何慢吞吞地在公路上跋涉；一家人终于下定决心、开着破破烂烂的卡车踏上前往加州的旅途后，作者却让读者的眼睛停留在他们的家乡，几乎强迫着我们观察那些空荡荡的、失落的田野；当乔德一家在野外安营扎寨，下一章立刻转到银行和资本家如何酿成这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灾难。

　　如果把主线之外的所有文本拿掉，当然也构成一个完整甚至称得上精致的故事，读者所需要知道的背景也都包含其中；但斯坦贝克这种电影镜头式的“近景-远景”切换，让故事从平面转向立体，我们知道作为焦点的乔德一家背后那模糊的景深里，有千万类似的家庭和不幸。故事的寓意在视角的深度和广度里被强化、扩大，而文本的优美、悲伤之处也随之得以体现。流浪中，爷爷奶奶、凯西去世，家庭成员诺亚、康尼、汤姆离开小集体，他们都像雪花掉落到水面上一般融进了镜头的深处，消失不见了，每个人在全景中都是这么渺小而无力。一些评论家诟病这本书的结局“仓促、摸不着头脑”，然而这也是斯坦贝克的意图所在：即使是那些一直挣扎着留在镜头前的角色，也终将被这场苦难所吞没，没人知道他们何去何从；当那些鲜活的人变得没有姓名、不值一提时，读者的愤怒才正式开始。

　　相对于从叙事整体产生的震撼，斯坦贝克在人物的描写上反而中规中矩，优秀却不突出。暴躁、固执又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老乔德，精明能干、满脑子都是姑娘的半大小子艾尔，浑身充满朴素正义感、无怨无悔的长子汤姆——当你能用几个词概括他们时，也说明除此之外的确没有可圈可点之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前传教士”凯西，每当他的段落出现，脑海中总浮现出《八月之光》里那个肥胖的牧师海托华。我探究自己这个莫名其妙的联想，唯一能思考出的解释大概是因为他们走了两条完全相反的路。凯西受人欢迎，却放弃了传教；海托华即使被镇上的人驱逐，也绝不挪窝。前者最后抱着共产主义倾向的理想为同伴惨死，可海托华这个与世隔绝的人却苟活了下来。这或许也是另外一层讽刺：扭曲的社会会将那些返回现实生活的人一枪毙命。

　　但我想谈谈这本书中的女性角色。极少数男性作家的女性描写能让我满意，而斯坦贝克无疑做得不错。乔德妈是典型的圣母形象，尽管从这一点来说，刻板印象与宗教文学模式依然在起作用；但在这个壳子下，斯坦贝克敏锐地体察到了（或者说部分体察到了）女人与男人本质上的不同：

　　我发现，还有一件事也只有女人才明白。男人生活在各种大的变化里——像是宝宝出生啦，有人死掉啦，这些都是大的变化——买个农场啦，又失去农场啦，这也是大的变化。可对女人来说，一切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河里有小小的漩涡，有小小的瀑布，但这条河会一直流下去。女人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不会完蛋的。

　　这让我几乎立刻想起了才华横溢的编剧菲比·沃勒-布里奇在她的电视剧《伦敦生活》中写道：

　　女人生来就自带痛苦，这是我们的生理命运。痛经，乳房胀痛，生孩子，我们一辈子都要自己背负。男人就不用，他们要想办法，他们创造出各种上帝、魔鬼，让他们得以心怀内疚——而这一点我们也都是靠自己。然后他们制造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感情，触摸彼此；等到没有战争，他们还可以打橄榄球。可我们全都在这儿，都在身体里面，我们的痛苦一年又一年，反反复复循环。

　　菲比·沃勒比斯坦贝克更尖锐、也更深刻，但我们能看出斯坦贝克也在努力表达类似的观察，身为男性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当然，这是一种肯定，而不是一种表扬，绝不能让男人们如此轻易地自鸣得意）。不知道是不是我被当代充满了个人主义的美国电影洗脑太久，乔德一家的关系纽带令我感到熟悉、困惑，甚至到了不适的地步——他们的家庭关系很像中国人，这感受主要来源于乔德妈。她其实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在灾难中，这种掌控让全家人生存下来，但她试图让全家人始终待在一起的努力也相当自以为是；在她身上能看到许多中国母亲的影子，煞有介事地希望弄清楚孩子们的小脑瓜中到底在想些什么，可她并不能理解。乔德妈真正的坚强之处，在于她认识到了菲比所说的“生理命运”却并不自怨自艾。一本大萧条时期出版的作品中的坚强女性，能与当代独立女性的思想遥相呼应，这一点令人尤其感动。

　　斯坦贝克在无意识中拓展了文本的许多内涵，这是他才华的一部分，就像笛安曾说：“如果一个作家的实际产出超越了他自己的审美，那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乔德妈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是直属联邦政府的流民集中地“卫生所”，与充满混乱暴力的“胡佛村”不同，这里干净、和谐，人们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和治安警察，轮流履行责任。只有疯狂的社会学家会建立的思想实验乌托邦，在灾难中自己成型了。然而这个根基摇摇欲坠的小社会实际隐含了许多危险，只不过在困境中，它们以文明的外貌示人。比如几个卫生所的最高代表组成了委员会，里面没有女人，而是单独设立了“妇女委员会”（很巧妙的圈套，不是吗）；再比如妇女委员会中，轮值主席拥有“绝对”话语权，别人小小的一句插嘴就让她们感觉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只有全身白衣服的负责人看上去是个没被冲昏头脑的人，可斯坦贝克聪明地在他身上安排了一种落魄，这种落魄我们在任何权力机构的老实人眼中都能看到。

　　类似的讽刺和隐喻令人不寒而栗，祸根的影子潜伏其中，我们不禁开始怀疑，即使危机过去，人们真的能过上当初所希望的生活吗？仓廪实而知礼节，人的劣根性却不容易被剔除，它使人类陷入大萧条、大屠杀，破坏环境、虐待同胞——当读到这一层，《愤怒的葡萄》突然变得更深重，因为内心深处，我们知道人类还会重蹈覆辙。斯坦贝克这几乎令人憎恨的预见性揭露了我们的恐惧，也加深了乔德一家的灾难，即使他们熬过了当下的痛苦，他们的后代依然面临不可控的灾难。

　　这一点在我钟爱的电影《伯德小姐》中得到了侧面的印证。电影开头，lady bird与母亲坐在车上听的磁带便是《愤怒的葡萄》有声书，母女两人听到罗莎夏用母乳拯救一个快饿死的男人时，双双潸然泪下。lady bird来自萨克拉门托的一个贫穷家庭，她是现代的边缘人，那股虚荣与骄傲促使她去纽约上大学，也让她自己成了新一代“流民”。我很喜欢并认同戴锦华对这部电影的剖析：“当前的新技术革命造成了一种新的、全球的资本重组和劳动力重组，而这个过程是由资本主导的，其中对人的排斥、放逐和贬斥，也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发生的。”这个温和的教授不无厌恶地讲到，谷歌的顾问宣布，这一轮的技术革命大概会带来98%的剩余劳动力；而当被问及如何避免自身受到冲击时，他居然说“争当2%”。lady bird的哥哥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高材生，毕业后只能在超市里打工，他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因为他只有头脑，没有资本。他的困境与乔德一家几乎如出一辙，这个绝望的现实足以证明蔑视苦难的下场，那就是不停制造新一轮苦难。

　　因此，我们需要十分警惕在开头提到的科技博主所代表的观念，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忘记吃过的苦头是个完完全全的错误，“we never learn”的代价已经快要承受不起。不知道斯坦贝克如果看到《愤怒的葡萄》又在百年后上演，会不会觉得滑稽、空虚、可笑——但那又如何呢，他早就死了，受苦的会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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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神明近视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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