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东晋门阀政治》

江海鸿牛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首次发表于1989年，此后不断翻版，足以证明其在学术性和易读性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既是大众了解东晋以及魏晋以来政治生态的重要读物，也是历史专业学生把握东晋朝门阀与皇权关系及学习历史研究方法的佳作。全书由八篇文章组成，将东晋门阀政治由形成到衰微娓娓道来，采用了围绕代表人物及其家族而展开的由点及面的论述方式，以“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产物，门阀政治是士族掌兵、皇权不振及外部民族矛盾尖锐三者不可缺一的产物”这一观点统摄全文，文笔大气恢宏，读罢掩卷仍回味无穷。

　　《释“王与马共天下”》

　　作为全书首篇，首先追溯了刘邦承诺与韩信“共天下”只是土地的划分，相比较“王马”则是政治权力的分割。接下来由地域和历史因素两方面说明为何是“王与马”而不是别的士族，通过梳理可以看到“王与马”的政治联盟并不巩固，所以才有后文中其他士族不断迭起来取代“王”的位置。与此同时还爬梳了王敦与司马睿皆是司马越与王衍的后继者，王敦起于司马越赏识，故有后来起兵欲废明帝。并述及当时的民族矛盾实际上是由“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衍生而来，刘石皆是司马颖一边的，所以才“不与刘石通”，这一观点补充了单纯的因为民族气节而显得虚无缥缈的观点，更加可信。

　　《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王敦之乱”的平定借用了大量流民，这一策略的提出和实施与郗鉴都有莫大关系，东晋门阀政治能够在皇权于士族的平衡下延续近一世纪之久，郗鉴功不可没。本章梳理了郗鉴本人及其家族的兴起历史，平衡庾王二氏、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功绩，他支持皇权，后期以联姻等方式与王导联盟，这些都来自于他手握流民兵，并在京口苦心经营，作者由京口在吴国史的地位与经济情形与郗鉴时相比较，并举出郗氏后人在此的影响力，并在本篇将上下游问题提出，更加立体展示了郗鉴的作为。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本章重点关注庾氏家族的兴起，同样追溯前人历史，分析庾氏在东晋的政治地位，将其定位为门阀政治的巩固时期。由于王氏一族独大，庾氏面临与王氏争夺权力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充分暴露于庾王二氏在江州之争，于是围绕江州几次易手进行了梳理，将其置于上下游之争的宏观背景中，并论及两氏后人的权力斗争和庾氏经营襄阳，其中不免穿插桓谢二氏事迹，处理干净利落，思路开阔。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桓氏因祖庙不全，因而在本篇花费大量篇幅考证桓氏先祖，得以明晰桓氏一族的发家史。这里的考证方法尤为值得关注，田先生先是由桓玄只为其父桓温一人立庙而入手，追及龙亢桓氏家谱，发现隐去第五世，加以时间对证联想到曹魏时陷于“曹爽之狱”的桓范，以“刑家”故后代不能入仕，只得隐去世祖姓名而推可以成立。再由桓范本人出发，考察沛国龙亢与谯县的行政区划沿革，由此得出结论，沛国龙亢（谯郡龙亢）桓氏自桓荣以下五世显赫，六世桓范因曹爽嘉平之狱而死家族隐去，九世桓彝过江，十一世桓温，十二世桓玄。不论是考证方法还是史料处理和驾驭都非常值得学习，而且自始至终强调“孤证不立”，“细节存疑”。解决这一问题后，作者便将目光集中于桓彝以下的发迹经历，桓宣起桓氏势力逐渐上身，到桓温借三次北伐壮大军事力量，终于成为中枢人物，在简文帝遗诏一事上可以体现当时桓温一族以达到权力顶峰，意图取而代司马氏但受王（太原王氏）谢制约而不成，这也合乎与前文所述士族之间在拥护皇权为门面上是一致的，任何一个士族想要取代皇权都会受到其他士族的制掣。

　　《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

　　本章照例开篇先追及谢氏的发迹史，谢氏与桓氏在这一点上相似，都无先人事功可以依凭，这也是桓、谢二氏在庾、王相争之下能够起家的原因。谢家发迹可分为三个阶段，谢鲲时微弱，一直到东晋中期也没什么地位，谢鲲由儒入玄才渐渐上升，谢尚儒玄兼济，兄弟辈在桓温与朝廷抗争中取得豫州之任，迨至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抗拒桓温谋逆得任宰相，谢氏自此进入顶级门阀。跻身顶级门阀的谢氏还缺乏一支军队巩固力量，于是重建北府兵，仍旧利用流民与流民帅，为刘裕等人起兵提供前提。谢氏声望与权力的顶峰正是“淝水之战”，田先生在这里抽丝剥茧地将“淝水之战”前后的政治力量变化进行分析，引出司马道子及太原王氏。并将“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比较，将论述焦点转向北方前秦政权，深入探讨了“淝水之战”是侵略战争还是统一战争的性质问题，田先生的观点是，“淝水之战”应为一场统一战争，不涉及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只是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使然，无论是哪种性质，都不妨碍正义与否的判定。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本章看似是关注太原王氏但是重点实际是“主相”之争，正和于标题的“门阀政治的终场”，孝武帝以来大力振兴皇权，司马氏坐拥“主、相”，这时的政治矛盾更类似于传统的皇权与相权之争，太原王氏只能靠依附二者求得生存。本篇同样追溯了王氏的历史，可谓是东晋以来出身最为显赫，两支分别附于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但缺乏可调动的兵权成为这一时期两派的重要问题，以往士族掌兵，现在太原王氏无兵可掌，所以刘牢之等武人只能自己出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武人又缺乏政治自觉和政治手段，所以刘牢之最终只能自缢，待到下层士族来涤清旧事，重振朝纲。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刘、孙等人既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也是皇权重振的“奠基人”。本章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北府兵在谢氏之后的发展，这是刘裕作为次等士族将军队转化为皇权的资本，兼论乐安高氏，高氏与刘氏一样都是依靠兵权打破了士族门阀的限制；二是孙恩、卢循等依靠道教成为起义领袖，其中梳理了道教及佛教在东晋一朝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刘、孙两派最大的相似就是都为下层士族，他们的兴起反映了当时统治结构变化的趋势，上册士族长期占据中枢，矫揉造作，垄断了入仕道路，作为皇权政治的变态产物最终被抛弃，历史再次回到皇权政治的正常轨道。

　　小结—兼谈《后论》

　　在《后论》篇中作者简要论述了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来源、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和流民、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等七个小节，揭露了东晋时期的新士族们虽然执掌大权但是根基不深，不能与东汉时就形成的北方大族相比较；在文化形态上，玄学也不能完全取代儒学；在经济上，士族的庄园经济与国家税收相矛盾；流民作为东晋军队中最重要的力量，士族与皇权本身都无法领导，只能借助流民帅，于是流民帅又称为门阀与皇权间的第三种力量。

　　田先生的论证方式，对史料的把握和应用都是极为值得学习的，这本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为我们研究魏晋史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其中有一些问题如王敦叛乱单单归结为怀念东海王的提携是否太过于感性，田先生并没有面面俱到地分析，王敦对于皇权的意图也没有指出。包括史料的不足对于个别问题尚且处于推理阶段，正如胡保国先生所言，田先生并不预设思路，只是找到什么依据就说什么，找不到就甘于沉默。

字数:  2512
原作者：Pupul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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