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对小说的使用

江海鸿牛

　　《东晋门阀政治》认为士族门阀政治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已经有很多评论了。不贤识小，我读《东晋门阀政治》印象最深的是田余庆对小说的运用。简单来说，小说所记未必真有其事，但是却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个人心理、社会心态。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并不少见。汉魏六朝的小说有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两册。其中虽有一些记名人轶事的（青史子、裴子语林），但说冥报、讲鬼神的更多（列异传、古异传、戴祚甄异传等）。名人轶事自不必说，要说的是田余庆对冥报鬼神这一类小说的使用。例如 25 页引干宝《搜神记》卷七说：

　　“晋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东门有牛生犊，一体两头。京房《易传》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也。’”《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均同。《开元占经》卷一一七引《搜神记》则曰：“元帝大兴中，割晋陵郡封少子（案指封己之少子冲为东海王世子），以嗣太傅东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国，以致患悔，母子华贵之咎也……。’其七月，曲阿县有牛生子，两头，……石氏见（其图）而有间。或问其故，曰：‘晋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两大，使世子并封，方其气焰以取之，故致两头之妖，以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间或社会中某些变异现象解释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载及郭璞之筮，即属此类。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早有王敦将利用东海王冲以遂其谋的忧虑，故托物妖以为警戒。

　　这里是用牛生子两头的灾异来说明当时的社会心理，也就是对王敦将要废明帝、立东海王冲的担忧。

　　又如 49 页引《真诰》说郗鉴为流民帅的滥杀无辜：

　　郗鉴本人，杀人越货之事亦在所不免。《真诰》卷八《甄命授第四》：“郗回（案即郗鉴子愔，字方回）父无辜戮人数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惋（原注：谓应作怨字）主恒讼诉天曹，早已申对，……”。“太元真人答许长史。原注：郗回父鉴，清俭有忘（志）行，不应杀掠如此。或是初过江时摆拼所致，不尔则在凉府（？）杀贼有滥也。”《真诰》卷十一、十二谓郗鉴为鬼官，《太平广记》卷二八还有郗鉴为神仙之事。郗鉴为道教徒，本传无征，但郗愔佞道则是确事。不管怎样，《真诰》记郗鉴杀人越货之事及其所作解释，当有晋、宋史料或口碑为参考，不是妄言。

　　这是用鬼神之事说当时人对郗鉴作为流民帅杀人越货的观感，这种印象不一定会反映在正史本传之中，却意外地表现在小说中。

　　又如 68 页引《真诰》《还冤记》：

　　《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镇病亡，“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而亡。”颜之推《还冤记》：“晋时庾亮诛陶称后，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年一日死（案当作六年正月一日死）。”《真诰》与《还冤记》中神怪情节自不足信，但是其中反映庾、陶宿怨以及陶侃季年希图弥合并荐庾亮代镇荆、江之事，当是可信的，可以补充正史。

　　这是用鬼神报应来说明庾亮、陶侃之间的宿怨。

　　又如 185 页引用《世说新语》佚文：

　　《太平御览》卷六五四引《世说新语》曰：“桓宣武之诛袁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经，又贯串佛家果报思想，有无无须置论。但其中说袁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这就更是典型的用小说来说明当时社会心理了。

　　当然，田余庆对小说的运用并不都是探究时人心理。有时他也参考他书对小说记事辨析毫厘，而保留其中具有史料价值的部分。如 298 页引《搜神后记》所记高衡、高雅之祖孙事：

　　《搜神后记》卷五：“晋太元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辉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云云。此则故事，其鬼神形见的荒诞部分在道术流行的东晋时期的著作中是常见的，可不置论。其所记高衡及其孙高雅之之事，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其实，对小说的运用不止表现出田余庆“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胡宝国语），更表现出他对通过史料探究人物心理也有强烈的偏好。这种偏好不仅反映在对小说的运用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通过钩索桓玄先世桓范被戮于司马氏以说明司马氏和桓氏两方都对这件事讳莫如深的心理。其他的例子还有他在考察王衍“三窟”之计时所说的“可以认为司马睿、王导受司马越、王衍之命南来，并不是为越、衍南逃预作准备。司马越和王衍始终不见有南逃的打算。”（15 页）他在比较淝水之战和灭吴之战时指出苻坚本人就认为这两场战争是相同或相似的（229 页），也是一个例子。

　　更进一步来看，田余庆对探求人物心理的偏好似乎来自于他对探求历史事件动机的偏好。有这种偏好，有时就不免求之过深。祝总斌评论说：“（庾亮）咸和四年出镇时不一定存在这个念头（为了门户私计）。这说明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偶然性，不必非要从必然性的角度去考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谢安赞许谢玄“芝兰玉树，欲其生于庭阶”的解释。他认为“子弟亦何豫人事”和孝武帝所谓“好豫人家事”是一样的，谢安意在让子弟“隐忍而不外露”，也略嫌迂曲。（209 页）

　　田余庆对细节的偏好，表现也不少。最典型的就是为了说明桓温的“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居然各用了一段考证京口的确产名酒、名箕。正是因为书中有许多这类细节，所以胡宝国才说“《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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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絺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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