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沪港之间——《倾城之恋》

书呆熊

　　白流苏“没念过两年书”，又是离婚妇人，她对自己和同时代女性命运的理解，可以说要比很多新小说里展示的离开家庭、找寻情感命运的女子更贴近社会实情而缺少幻想。小说从白流苏跑回娘家七八年后开始，讲述的是她第二次“离家”的经历。“离家”的冲动源自一场与兄嫂的争吵，一方面，她不愿听从家人意见跑回夫家作离婚丈夫的寡妇；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娘家不可久留。兄嫂靠不住，就是想象中可祈求可依靠的母亲，也教她落空。夫家归不得，娘家待不下，四十年代的失婚妇人，还有什么去路？

　　在决定“离家”的这一刻，白流苏已十分清楚她自己的处境：一，欠缺金钱，无法走远；二，欠缺学识，也不愿意干粗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她心里其实明白，余下的选择其实如徐太太的劝告，“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她看透了婚姻存在的“买卖”成分，并因洞悉世情，而以之为毕生的“事业”。“出走”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不仅与自由理想无关，而是旨在再次觅得愿意委身跟自己结婚的男人。

　　与“五四”作家强调的女性自觉意识不同，离开上海独闯香港的最终决定，取决于白流苏对自身价值的某种女性原始“本能”的确认。小说里说她扑在穿衣镜上，首要确定自己从外表上看“还不怎么老”，然后仔细打量了身形体态，并从整体到局部一一查看（引文，p195）镜前完美无瑕的影像，不仅增强了她再次“离家”的信心，也成为她日后“犯险”与范柳原交往的底气。（当时范向白表示自己向往精神恋爱，并要求她能多了解自己，白却“不由得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她缓缓垂下头去”p210）张爱玲的很多小说里都出现过女主人公揽镜自照的场景：她们都要借助这一“客观”的机制实现自我审视，以此为自己的前途做出关键性的决定。eg第一炉香葛薇龙第一次到访姑母的半山豪宅，便在长廊的玻璃门前“端相”自己“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以及白皙的皮肤，与橄榄色皮肤的粤东佳丽相比又是“物以稀为贵”。在西方与香港的双重比对下，葛薇龙“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反而增进了自信，敢于向姑母提出交换条件：若姑母愿意替她支付学费，她“以后慢慢的报答”。

　　沪—港—沪—港—沪，白流苏“离家”过程中的进进退退，配合了她与范柳原角力中“以退为进”的策略。在沪港两地交替的路程中，香港为白流苏提供了命运转折的契机。这可以从香港居住空间的变化看出。“酒店”“租住房子”和“家”，三种或具体或抽象的居住场所层递变化，写出了男女在爱情中从虚幻回落现实的过程。这倒有点像钱锺书以“围城”这一军事术语为喻，描述人们对婚姻的矛盾态度和复杂战略心理。亦如吉登斯讨论社会“结构化”（structuration）时提炼的“场所”（locale），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利用方法，或曰不可言明的实践状态（相较于可言明的共享价值），凝定了场所的特征；同样可以倒过来观察，文学作品中居住场所与人物活动密切相关，折射不同的文化内涵（《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p206）。白流苏先后两次从沪到港，香港的故事场景则从浅水湾的酒店迁往巴丙顿道的租住房子。酒店属于旅人，一切相遇，都是巧合聚散，是短暂的；租屋虽然接近平实的生活，但依然是借来的地方，有别于长久的“家”（似乎这里确实可以解释很多婚恋市场的丈母娘要求）。白流苏跟范柳原，为的是“经济上的安全”（p218）。要突破这种浮光掠影、寄居于异地酒店的情感关系，白突然返回上海，以退为进迫使范带着“较优厚的条件”回到她身边。但是当她第二次来港，范只愿意替她租下房子，让她成为自己的姨太太。故事若就此终结，白流苏算盘、忖量的计划，就可谓全盘失败，范柳原引导她走向的，不过是又一种“堕落”的道路。

　　《倾城之恋》作为“传奇”（取鲁迅而非金明馆定义）的关键，就在于堕落的道路最终居然换成了平庸而幸福的归途。具体在小说中，便是白流苏入住的一座“租住房子”，不可理喻但又合情合理地转化成真正的“家”。搬去巴丙顿道充当姨太太是她迫于无奈的决定，纵然获得暂时安身的居所，还是“满心的不得意”：“到处瞧了一遍，到一处开一处的灯”，在略带怨意的巡视中，“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以一种破坏的方式宣泄不满，并宣示摇摇坠坠的主权。日军入侵，香港沦陷，促使白、范在精神和言语上互相试探的恋爱方式，顿时变成买米、打水、做菜煮饭、扫地、拖地板、收拾房间等踏实而生活化的恋爱过程。而对白来说，“找房子、买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讲究精神恋爱的范柳原也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虚幻的情感落实到人间，白流苏也从姨太太转成了“名正言顺”的范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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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万水千山皮皮虾 评论 《倾城之恋》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012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