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读后

江海鸿牛

　　本书以北京拍卖会上的“红票”为引，叙述康熙皇帝与来华传教士之间的种种交互。以利类思和安文思为代表的早期传教士因“会造炮”而受到各方势力的争抢，他二人也在佟家的庇护下避免了沦为战俘的命运；“汤若望案”看似是“东西之争”，实则掺杂着“满汉之争”，具有深远的政治意味；南怀仁在朝近三十载，定历法、制仪器、绘图传教、时人称其为博学通才，在成为康熙帝师培养其科学兴趣的同时也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暗中斡旋，更与康熙帝结下终身友谊；传教士受内务府管辖，被康熙帝视为“家臣”，使得传教士活动在康熙朝走向巅峰；1704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所遣特使多罗引发了有关“礼仪之争”的长期矛盾，此后几年康熙帝所遣至欧洲的两批传教士使团也渺无音讯，康熙令内务府印发“红票”，实则为发往欧洲的“寻人启事”，至此解题；雍正崇佛，全面禁教，传教士的地位一落千丈，一段“中西交流史”也落下帷幕。

　　作者本科毕业于复旦，长期深居海外，乃是历史学专业学者，笔法精湛、长于叙事，正如新疆大学姜海龙先生所表达的：该书在学术性与通俗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见新疆大学读书会纪要）。诚然，作者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同时，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好故事。

　　本书副标题：“全球化中的清朝”耐人寻味。国内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史范式是对抗与融合。在以往的研究语境中，1840年前的中国似持续的被困在“闭关锁国”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大名鼎鼎的“李约瑟难题”在那些年也颇受关注。但近些年来（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在《历史研究》发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之后）人们对近代之前的中西方交流与“中国自主转型”的思考和讨论越来越多，反驳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早已不再是潮流。

　　明末清初与传教士的交流是前现代中外交流诸多内容的其中一种，孙立天先生所阐述的“传教士的包衣身份”也的确为这种交流的成因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考，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君主的个人好恶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康熙自幼接触传教士，对西学耳濡目染，因而对传教士礼遇有加；雍正崇佛，再加上传教士政治投资的失败等因素，使其地位在雍正朝一落千丈，天主教的发展也受到牵连。“红票”之外，还存在着众多因素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明末中国知识分子承受西方的影响，在清代并没有消失”，同时清代的“二元统治”（杨念群先生《“天命”如何转移》一书有深刻的论述）使得“西方传教士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归顺的北族而已”（见许倬云《叙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此二者颇有洞见性。

　　读过本书后我所想的是：天主教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礼仪之争”范围大、层次深。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颁布了“自上主圣意”通谕，重申禁止中国教徒参与祭祖祭孔等传统礼仪，直到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才正式解除了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的禁令，允许中国教徒参与传统礼仪。从禁令的颁布到解除，横跨近两百年，以此为主线似亦能书写一部“中外交流史”，其中种种冲突流变定然也能为观察中外交流史提供参考。

　　字数：1079
　　转自：SeventhM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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