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在“道”与“术”之间

江海鸿牛

　　一、本书观点的简要概括

　　作者认为康熙对天主教和传教士的优待和雍正禁绝天主教的态度并不涉及宏大的中西方文明冲突，而是与两位君主的个人兴趣与不可预测的宫廷政治相关。

　　主流理论之所以将传教士在清朝的失败归结为“中西方文明冲突论”抑或“排外论”是因为后世历史学家在“人文学科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对抽象理论的偏爱和焦虑所导致的。这种理论焦虑使得学者在展开研究时热衷宏大叙事，提前预设结论，为了最终的结论去按图索骥，挑选剪裁历史材料，而有意忽略历史细节，造成叙事的失真。

　　正如作者在结尾所言：“历史并不抽象，它就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共同演绎出来的，我们就应该重视历史中的个人，以及接受个人命运及其带有的偶然性和不可测部分都可能会影响到历史。”

　　二、对本书观点的检视

　　本书在破除宏大叙事的路径依赖，缓解历史学乃至人文学科研究的理论化、科学化焦虑方面有其价值。但历史中的个人性、偶然性是否较之必然性、趋势性更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历史演变过程中是否不存在趋势性和必然性，而是完全由历史关头的偶发事件或君主的个人主观意志所决定。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商榷。从历史研究方法来讲，每一种观点都能够从历史资料库中找到其所需要的材料，这无关宏大叙事或者历史细节。一份历史研究成果优秀与否，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于历史材料的选取与呈现是否保持客观与克制。

　　三、一些思考

　　清朝对于传教士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一开始重视传教士是因为传教士群体掌握了制造大炮的技术，能够发挥极大的军事作用；到康熙时期优待传教士，一方面是因为康熙将传教士群体视为自己的“奴才”，另一方面是因为康熙本人对于西学感兴趣；到雍正时期，禁绝天主教是因为传教士群体在皇位继承中与雍正反对者交往过密，且雍正喜好佛教，不好西学。

　　从整个演变过程来看，传教士群体的悲剧在于他们想在清朝传“道”，也就是他们的教义，但从始至终，他们的预想中的受众都只接受他们的“术”，如造大炮的军事技术、数学、物理等。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早期版本。自明至清，数百年之间，传教士虽然始终处于皇权和上层权贵的核心圈，但始终未能将其教义广泛传播，更不用说动摇中国本土儒释道的地位。即使有少部分权贵和底层民众入了他们的教，在最高权力机关对其采取否定态度后，其教众也随即抛弃它。中国自汉代以来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后，入世或者说“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这一观念的确立使中国早早走出了宗教和神学的迷雾，成为一个早熟的政权和早熟的文化综合体。宗教虽然始终存在于民间，但从未占据社会主流价值地位，反而因其有组织性的特点受到官方的打压与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传教士的失败似乎是必然的。

　　字数：997
　　转自：Cr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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