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国》：《黄色壁纸》里有什么

幽赞

　　“有爱德华·罗切斯特的妻子。”

　　即使只看了第一遍，也不难从夏洛特·珀金斯的短篇小说里读出一个女性生存囚笼的暗喻。

　　小说以一对虚构的夫妇为故事主角，文中的“我”，一位拒不被承认精神有问题的妻子，与一位“冷静、聪明、理智”，职业为内科医生的丈夫（他的名字是约翰）住进一座廉租公馆里消夏，表面上看来是夫妇二人和谐共处的甜蜜时光，实际上，是丈夫以“度假”为由，控制妻子、监视妻子的“怀柔手段”。

　　不仅如此，妻子除去丈夫的胁迫外，还受到了与丈夫“同流合污”者的威胁。一个是“我的弟弟”（同时也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内科医生），一个是丈夫的妹妹珍妮（虽然她“百般贴心”地呵护我，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执行约翰的命令）。他们不承认我的精神有问题，或者说，对我流露出片刻私人的关心，而站在丈夫约翰的身后，同意他的判断，认为我是一个整天“胡思乱想”、“不切实际”，“让人头疼”的疯女人；他们对我的好意，不属于理性上人的好心，而是不得不遵守伦理关系，向我炫耀一个人——一个文明范围内的人所拥有的道德驯养的片段。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谈到“疯子”与正常人的关系时说，文明的“理性”（或者说我们追求的那种全知全能、自我克制的理性）因其驯养性而带来的危险是，我们个人权力的无限扩张。当一个人是疯子（或者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疯子），他就失去了在理性文明里身为人的权利，我们尽可以排斥他、驱逐他、殴打他，仅仅是因为他丧失了“理性”，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从地位上来说，人类社群里，他就与兽无异。首先，如果你是疯子，你却依然有着人的身体，人的生理，人的大脑，请问你是人吗？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其次，你的疯癫依靠什么来判定？精神医学的特殊性在于：它起步较晚，甚至在牛顿发现力学定律，现代物理滥觞之初，人体生理的研究还停留在体液论阶段，新理论不被认可，人们普遍欠缺深度认识，只好把对病人的恐惧当作判定标准。因此，“疯子”，一种知觉失调症，与之带来的行为异常，被人们认为是疯子的重要特征。这一认识并非基于病理，是群体归属感在作祟。所以，你是疯子，不完全依靠专业测量，只要周围人认定你“行为异常”、“与众不同”，从社会层面来说，你就被隐秘地剥夺了受人信赖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疯女人”的文学形象揭开了男权社会的罪恶。

　　当我精神出现问题时（或者丈夫约翰认为我有问题），约翰却认定我没有问题，与此同时，周围人也附和，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约翰的职业受人尊敬——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以作者生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例，借由工业革命后弗洛伊德及其弟子的开创与发展，心理学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病理科学。此时，已经出现了有关精神方面的专科医生。当然，受宥于阶层，普及率不高，但对于我和约翰：一位医生，一位可以写作，能租住得起公馆的、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中产家庭，对精神病没有一点基本认识，我是不相信的（尤其约翰和我的弟弟还都当医生）。当然，对精神病存在错误认知，由此产生出羞耻、回避心理，也可以看作我没有得到专业的精神筛查帮助的原因，不过，从作者字里行间，我们推断出的理由，不是专业技能的分野，而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对约翰所代表的父性权威的屈从。没有人在意（或习惯性忽略）我是否真的有精神病，或者如果我真的精神出了问题，是否该得到救助？——都没有！丈夫约翰拒绝承认我精神失常，他慈爱地说，你大不了太紧张啦！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忽略？从我的叙述可以找到解释：“他说我们来这儿，全然是为了我，我需要得到绝佳的休息，还要好好地透透气。”哦，一个多么好、多么完美的丈夫，不仅为了我花钱到乡下来调养，还禁止我工作、写作，因为这会消耗我的精神，而面对他如此大度、如此绅士的宠爱与关心，我的想法是：至少在他面前，但那使我觉得很累。让人时时刻刻感到神经绷紧的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招致我们精神失常的呢？不过：其余人可不愿意聆听我——一个被关起来的疯女人的真实想法，眼睛看到的真相不过是一位对妻子关怀备至，而妻子却狼心狗肺、歇斯底里的可怜丈夫。父权社会的罪恶除去剥夺这一罪名外，随着铁鞭迎上来的第二个手段是“抹杀”。剥夺人身权利是第一步，抹杀社会存在是第二步，他们把一个正常的女人变成了人们眼中的疯子，所需要的工具不过是一幢封闭的房子，或者是一段传统且守旧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封闭婚姻关系。

　　与此同时，我对壁纸的描写，透露出更多精神共鸣的讯息：

　　循着墙纸看时，它枯燥得叫人视线混淆，突兀得使人止不住恼怒、惹人欲要探个究竟，而一旦你的目光尾随壁纸上那些瘸腿般游移不定的曲线、跟踪短短一程，那些图案就猛然间亡逝自尽了——以骇人的荒唐角度暴然跌落，在此等未曾耳闻的不谐调氛围中，将自身毁灭殆尽。

　　我喜欢这段描写，因为我把大量的情感倾注给壁纸，它变得不可承受，挥发出我想要的深邃、疯癫，精神错乱的气质来。幽闭的公馆，伶仃的孤身，神秘的物品——这一段带有明显哥特式诡谲的情节设计显示出我的精神实在气质，以及我们的婚姻关系颓废可悲，渐渐走向死亡。因为丈夫约翰和我天生不是共体，面对我的求救，他的反应是忽略我的失常：“起初，他本打算要重新贴下这个房间的壁纸，但之后他说我在放纵厌恶情绪压倒自己，对于神经衰弱的病人来说，任凭此等幻觉主宰自己，再没啥事堪比这种境况更糟糕了。”这一段描写隐秘地敲打着读者，丈夫约翰思维的不合理之处：面对我的精神疾病（从文中选段来看，丈夫约翰并非不承认我的精神问题，而是有意淡化它的程度，我认为我的衰弱，约翰却觉得真有那么严重吗？你看我，就从不惊慌，也不失态），丈夫约翰作为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却不致力于发现病灶，而是回避，用不科学的精神疗法，恶化了我的表现症状。当然，这不能说是丈夫约翰的蓄意谋害——不过，作为高高在上的父权的一份子，约翰的举动怎么就不能算作是肉食者们的一次围猎与绞杀呢？

　　所以，我将求助的讯息放诸于最广泛的“物”身上，因为从小，我就有种直觉：“我过去常想若是任何其他东西看似太过凶神恶煞，我总可以跃入那把椅子而求得安全庇护。”借此，我发现了房子里黄色壁纸的古怪之处。壁纸的存在也是一种觉醒和召唤，对“物”的求助，或是自身寻求某种回归自然的“物化”并非孤例，《82年的金智英》和《素食者》里都有相关情节。前者是金智英精神分裂，成为自己的母亲，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渴爱心理；后者让金英惠想象自己变成一棵树，生命的亲性呼唤和个人追求逐渐下沉，前方是没有尽头。这两种形态，无论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落脚点或实或虚，都同样深刻地揭示了囚笼女性的生存困境：自我的消解。“物化”的深层含义并非对你个人价值的否定，而是塑造记忆、种植幻觉，你变成那个社会大机器的一部分：一个怎样的母亲，一个怎样的女儿，文化概念里的一方，脐带和契约联系起了另一方。站在生产资料的天平上，以并不公平的砝码，衡量产值的大小。所以壁纸的存在，是一种提醒：提醒我所处的社会时间、空间，已经被扭曲。

　　最后，我变成了我从壁纸里看到的那些女人，她们无一例外都死去，都与地面保持水平的姿态活动。在丈夫约翰看来：我已经是个疯子了，行为怪异，疯疯癫癫，在地上爬。我像一只昆虫，晕倒的丈夫约翰挡住了我的路，而我不得不活动着我新生的手脚，从他身上爬过去。如果说卡夫卡的《变形记》用荒诞黑色的表现手法写出了社会压抑下人心理的异化；那么夏洛特的《黄色壁纸》里则表现出女性所代表的少数群体在这个压迫、剥削无处不在的黑色社会的真实处境：只有贴近地面，才能自由行走。弱者向下为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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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作者：猫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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