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鳄鱼手记》

ThomasVan

　　之前想的全部错了，没有谈到点子上。

　　很主观的原因，我并不喜欢《鳄鱼手记》的风格，一如英语文学中第一部专门描写女同性恋的小说《孤寂深渊》（< The Well Of Loneliness>），《手记》充满着黑暗的负能量，让人想从中找一些积极的因素，都不容易。（注：但是仔细找，还是能找到一些松动已有性别结构的尝试，比如《手记》中“同性恋者联合起来”的“彩虹共和国”：拉子和一对男同志。但是，注意，即便如此，“女同性恋”的角色仍然很少在书中出现，甚至“拉子”本人是不是“女同性恋”，都非常可疑。因为：一、拉子所认同的人，全部是男同性恋，她自己找不到任何女同性恋的前辈。二、拉子本人性别观有非常保守的一面，“拉子”究竟认同自我性别为男人还是女人，是“跨性别”还是“女同性恋”，在书中有摇摆不定的地方。三、拉子本人类男性化的气质与狂暴的一面，更加远离一般意义上“女人”的形象。）

　　行文黑暗以外，《鳄鱼手记》里的主人公，即便划归为“女同性恋”中的“T”，也还是难免让人觉得“不够彻底”、“这是男人，这不是女同志”吧。所以，即便动用我全部文学欣赏能力，我还是不能明白：《鳄鱼手记》究竟好在哪里？——不是才华、真诚这些扯淡的、作为艺术家基本组成要素东西，而是，《鳄鱼手记》最核心的竞争力，在哪里？

　　我站在2011年轻巧地回看过去，并不能理解作者、以及“拉子”的性别焦虑之深。我认可赖香吟十七年后（笔者注：距邱妙津自杀的1995年十七年），在《其后》中所做的回答之一：“有没有爱情故事可说，归根究底还是与人有关，而非只是与性别有关”（笔者注：这句话中的“只”，我加上着重号）。归根结底，我并不了解那个时代，那个台湾刚刚解严的、“时代安静得非常自私（赖香吟《其后-活动中心》）”的年代，以至于，没有把《鳄鱼手记》放回当时的情景与语境之中看。

　　我看到的台湾，台北同志you行已经进行到第九年，其他城市的LGBT活动也在渐次展开。凯达格兰大道上，挥舞的彩虹旗，欢腾的人群，对于台北来说，已不是新鲜的风景。虽然不时的新闻仍能听到，这世上的某地，有人因为性取向问题而死去，但在台湾的精英学府里、学术与文化活动中，“是同性恋”已经不是什么事情。所以，这样环境下的我，回头看《鳄鱼手记》，只是不能理解了。

　　这里放弃更多的心路展示，直接抛出结论：《鳄鱼手记》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第一本”上，第一本全篇围绕女主人公性取向展开的长篇小说，而且，自传意味那么明显。虽说这个结论如此显而易见，但是对于不了解也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来说，想了一圈，才绕回最初。

　　在沉默的时代，敢于发出声来；在无名的年代里，试图给出命名：“爱女人的女人”；在众皆缄口的时候，敢于承认异端，敢于说“我是”。我之前一直着重于邱妙津的“勇气”是“自我剖析的勇气”，这是被作者一味的探究内心拖拽了去，而忽视了邱在当时，公开说“我是”的勇气；忽视了“出版”这一举动的投石于潭，在当时引发的震动与现实关怀。

　　所以，哪怕还有种种不尽完美，《鳄鱼手记》也值得被称颂被喜爱，因为这是里程碑。至于，小说是不是匠气太重、她的自我认同究竟为何、她的姿态是不是不够阳光，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一如，娜拉本人有何缺点不重要，出走之后如何不重要，在那时，至紧要、至关键、这世上至缺少的，就是“出走”这一行为本身。

　　《鳄鱼手记》里种种的黑暗：在现实中找不到出口，无论是情欲还是认同，所以，只好指向自身、怪罪自己，心理上的自厌，行动上的自残。如果说文学反映现实，那么，这就是，这就是她所映照的那个年代。而我不能盯着《鳄鱼手记》这表面上的台词说：啊，这个作者多么脆弱。

　　2011年的台湾，我已经可以听到朋友很轻松的谈笑：“不是我们不合法（笔者注：不是我们的爱不合法），是这个政府它不合法”。把批判的剑不再自指自戕，而是指向外在，试图造成影响、引发改变，这是一整个思路的大扭转，也是足够好的社会氛围下，所拥有的自由。当然，黑暗闸门是一点一点挑开的，大山是一篑一篑移走的。一句话，一个人没法说完，一代人没法说完，那么，几代人来说。

　　2011年，我在凯达格兰大道上，人群中有人举起标语：“我是台大同志，学校不容忽视”。——同样的街道，多少年代的游魂行经而过。那是未发声的年代里，邱妙津们说不出来的话。

　　总字数：1417
　　作者：萝卜写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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