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国家观与教育观——《论国家的作用》

今天吃肠粉

　　洪堡的国家观与教育观

　　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一书，完成于1792年，时年洪堡仅26岁。江绪林这样评价此书——“属于启蒙时期作品。洪堡主张一种最小/消极国家观念，将国家贬为一种维系个体自由自主的纯粹手段，国家的作用仅仅是消极地维系安全，但这种政治理解的基石是一种唯理论的、乐观的、有机论的、强调个体性的人性观念，具有强烈的启蒙和诗意色彩。洪堡的思想对密尔影响甚大：自主、个体性、伤害原则和有机论都能在《论自由》中有框架性的体现。”这是一本富含青春激情同时又不乏理性的新人文主义奠基性的作品。全书分十六章，从人的价值、国家、公民、安全、福利、教育、宗教、社会习俗、法律等方面论述了洪堡个人对“最低限度”国家的倡导和论述，全书篇幅并不浩繁，却论及深远，可从多个角度分析和讨论。中国社科版的林荣远译本是较早的一个版本，所受诟病颇多，特别是译到中间时，出现许多不合中国语法和用语习惯之处，犹如“机译”，难以逐读，今年新出华中科大版的窦凯滨译本不知如何，未及翻阅，料想应该不会比林荣远译得更差吧。

　　本文拟从教育思想特别是大学理念出发，探讨洪堡对国家作用及权力之警惕，多阅读材料整理，博方家一笑。

　　1810年，威廉•冯•洪堡创办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他提出“科学五原则”和“办学三原则”，并形成意义深远的洪堡大学观。在该大学观的指导下，柏林大学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柏林大学模式”，并在文化、组织制度等方面赋予德国大学现代意义。

　　同个时期的德国学者讨论大学与国家之关系：康德论述了如何处理和规范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韦伯探讨了“阿尔特霍夫体制”下德国大学与国家之间关系变化的问题。而洪堡则指出了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权力的负面作用。

　　1789年的法国革命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深深地动摇了德意志各邦国的统治。在德意志诸多邦国中迅速强大的普鲁士宣布——高等教育是振兴国家的关键因素。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具有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威廉•冯•洪堡承担了改革德国大学的重任。洪堡首先提出自己所理解的、符合国家利益的大学改革计划，然后将其在柏林大学中加以实施。他主张，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大学应是相对于国家和教会的一块自由和独立的“飞地”，与此同时，国家应“赡养”大学。

　　1809年2月，洪堡出任内政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司长。洪堡在教学计划中曾写道：“从哲学角度看，只有三个阶段的教学：小学教学、中学教学和大学教学”，并且确定了“教育服务于国家”的政策。（张雪：《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及其社会、国家关系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这就使得教育的目的和国家切割，而从国民出发，国家在洪堡那里只具有工具意义，而不具有“道德”意义。这一点和国家主义者的本质区别使得洪堡在教育领域也警惕以国家为目的（或者说现代君主制的国家）的教育对人的价值的损害。为此，可举《论国家的作用》中的论述——古典共和制不同，现代君主制下的公共教育会损害人，把人们愈来愈挤迫成一团。【71】“国家总是无非被看作是一种手段。”【73】“教育只应该造就人，不要考虑确定的、给予人们的公民形式，因此，它不需要国家。在自由的人当中，一切行业都取得更好的进步，一切艺术都开放出更加美丽的花朵。”【74】“因此我感到，公共教育应完全处于国家作用范围之外。”【75】

　　洪堡于1809—1810年间写作了一份未完成的手稿，即《论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该手稿记录了洪堡当年筹划建立柏林大学的基本理念。因此，洪堡也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他的大学观及教育思想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洪堡从新人文主义思想出发，认为在德意志一度流行的强调专业和实用性的大学教育，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他提倡将研究和教学机构紧密结合。在此理念下，洪堡开始着手他心中的理想大学的改革，即柏林大学。

　　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体现在其提出的三条办学原则中最终要的是第一原则，即独立自治、自由与合作相统一的原则。洪堡提倡的大学独立自治并非与国家完全隔绝，只是要求对待学术问题，政府不应该以权威和命令来干涉；但是对于大学创办和发展所需的外在设备、硬件条件及合理制度则需要国家提供。可以说，洪堡提倡大学在独立自治的基础上，与国家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洪堡的立足点是大学和国家都是工具性的（从一定意义上，国家的工具性超过大学），但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联合体，具有促进民族发展特别的是人的价值的重要意义。人的价值的事先是出发点也是终结点，以此来理解洪堡的大学观与国家观，可以知道洪堡的教育哲学具有个体主义取向的色彩。

　　洪堡也认为，学术问题不应该被政府权威或命令所干涉，而应该遵循其自身的学术规律和知识特点来展开研究。具体而言，“学术自由”主要包括教师研究与教学的自由，以及学生学习的自由。根据洪堡的观点，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不应该受到国家的管束，不应该受到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应该完全服从科学的内在的要求和规律，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探索。大学生与教师是一个科研共同体，他们“为科学而共处”。学生的学习也是在进行研究，也应该享有研究的自由。为此，洪堡指出，“大学生应自主地从事其科学思考，可以接受教师的指导，也可以独立研修，甚至听课可偶尔为之”。同时，作为共同体的大学，”合作“在教学和科研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他指出，”人类的精神活动只有进行合作才能有所进展“，合作可以减少个人对学术追求和知识理解的片面性，并能够使得人的长处得以发扬、短处得以避免。（见《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及其社会、国家关系研究》）这种合作理念也体现于国家与大学之关系上，不同的实体理应各司其职，而不能突破其价值界限。密尔在《论自由》中论述“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强调自由即”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以“界限”来讨论“自由”之存在与价值，在洪堡这里已见某种端倪。

　　洪堡在其1810年的备忘录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国家不应该把大学视为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者高等专科学校，总之，国家绝不应该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国家应该相信大学如果能完成它的真正使命，并不断提高其学术造诣，那么它就不仅能够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能不断开创更为广阔的事业基地，从而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人力和物力达到最大成效的发挥。“（见《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及其社会、国家关系研究》）洪堡的国家观表现得较为谨慎，他虽然并不否认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充分认识到了国家权力的负面作用，并对其作用范围给出基本限定。洪堡大学理念中的独立自治的基础来源于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潜能发展，而公民的“自由”是国家发展的首要条件和必要条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洪堡指出：“教育”和“自由”是解放人潜能的两个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洪堡对国家持理性和中立的态度，他首先肯定国家是促进个体潜能发展、保障个人发展自由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时也对国家的行动领域和职能范围进行了必要的限定，对其负面性的影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论国家的作用》一书中洪堡也提出：“只有由那些日益变得觉悟的、开始通过推行教育摆脱国家支配权力的个人来着手克服现有关系，国家才能变成促进人发展的力量；问题不再是人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是国家可以和必须对培养人的人性做出怎样的贡献，只有接受这样的一种要求，国家才能从一种生产异化的机器转化为使得人道和教育成为可能的前提。”【4】洪堡不认为国家实体或者政府能够把握和预见科学的规律乃至让科学学术处于国家控制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恰恰相反，洪堡认为科学发展自有其规律，国家的力量除了提供支持外，尽量减少干预，这才是”学术研究共同体“即大学能够取得平稳进步并最终能够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

　　洪堡的国家观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既不是国家主义的，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首先洪堡并不崇拜国家（国家不具有人格力量和道德价值），并对其采取了消极和怀疑的态度，认为国家对于“自由”而言是一种直接或潜在的危险；同时它又承认了国家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的行为职能（工具意义）。在洪堡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保持着自由主义的立场，拥护立宪政府，并坚定地认为：最好的政府应当是将公民的责任与权力对等，并由此将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洪堡思想中、论述教育、大学、国家关系的出发点是人的价值，具有个体主义倾向，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中国家不具有道德价值只具有工具意义，大学的自由是以公民中知识分子的研究共同体为依归的，尊重和保守大学的自由和自治，其实是保守公民的个体价值，保守人的价值不会被国家所异化。虽然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一书是某种程度上的少年意气之作，无论从篇幅还是论述的深度和周全而言，其理念并不复杂，且具有粗糙简陋之处。但洪堡对自由的基本取向对启蒙乃至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并且多多少少，对我国当下的教育发展乃至对个体价值的尊重本身，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毕竟作为一个以集体主义为价值预设的我国，对公民价值的呼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字数3270，转自soloye，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001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