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区写不下——《献灯使》

今天吃肠粉

　　文集总后一篇三幕剧《动物的巴别塔》或许可以代表多和田叶子的写作方式与风格。这部戏剧用虚构模仿虚构，用虚构的动物世界报道从人类社会抽离而出的碎片，看似在讨论某些社会议题，实际上却有意回避了任何能被主题化的社会讨论，使作品成为了虚拟空间中的游玩。为了解密这种文学游戏，可以从标题中的“动物”“巴别塔”两词入手。

　　对现代思想有了解的读者，当读到“六个动物对话”这一初始设定后，很容易联想到非人类中心的写作，如《白鲸》：追问如果我是动物，我如何思考，我如何写作。不过，这种印象很快会被剧本对各种动物看似脸谱化的设计所打消——比如狐狸是多虑的，也是司火之神；前者是全球文化中的狐狸，后者则是日本文化中的狐狸。不仅人物（这里应该说动物）设定再现了我们文化中对动物特征、性格的规定，动物的演绎也再现了人类都市生活和人类社会某些常见而讽刺的现象和话语。然而，多和田的剧本显然并未由于这种传统符号化的运作，而沦为讽刺小说或动物寓言这类古老的文体。她的寓言是一种伪寓言，只有寓言的形式，而没有寓言的寓义。尽管剧本为各类看似影射、讽喻社会现实的对话所填满，但这些对话根本没有任何社会现实的主题，反而只是忠实地还原了都市人闲聊时的场景和语言：具有思辨意味的句子不断地闪现，但立刻切换到下一个话题上；有时候甚至一句口误，就能将话题从“巴别塔”转换到“洋葱”上。剧本在抛出各种社会性的主题化动机的同时，又为任何一种社会性的主题化的尝试提供了更多的反例。这种对日常言谈的简单模仿，实际上模仿的是集体的意识流，从而将文本内容的各种细节从单一旋律或者复调转变成了各种和弦无规律的跳出与排列。这种写作的结果是，剧本拒绝指向外在的主题（例如老中学者很喜欢的生态议题😅），而迫使人专注于文本整体，或者说“文学性”。

　　这种“文学性”是由非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动物”）和语言、交流与组织（“巴别塔”）两个抽象性问题所承载的。尽管多和田戏仿了文学传统中的动物形象，从而偏离了“非人类”写作的范式，但这不意味着这部剧本不是“非人类”的。相反，她很好地演绎了“非人类”写作和传统动物寓言之间的辩证法，消弭了人类与非人类的边界。三幕中的动物们在模仿人的都市生活的同时，又不断地通过否定的方式尝试界定人与动物的边界——他们不断地说，某种特定的事物（如钱）或观念（如兴趣爱好）是独属于人类的，来凸显自己和人的差异；但他们又继续不断地突破这样的差异，展现出更多和人一样的行为，以至于自己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跟人一样了。于是，动物们的讨论好像构成了一场柏拉图式的对话，尽管并不系统化：人的某些标志性特质通过动物们否定性的话语被抛出，随即读者便能透过动物们的行为意识到，这种特质并不独属于人——关于人性的一种界定旋即被否定，走向下一种。同样地，某些被认为独属于动物的特质，也可能出现在人身上。不同于动物寓言与非人类中心写作——前者在动物和人类之间建立了简单的对应关系并给出某种道德教益或对人性的解释，后者则倾向于预设某个模糊的人性论框架并尝试借助想象突破之——这部剧本拼接了各种传统的动物印象，却又反过来诘问人性。

　　关于组织和交流。巴别塔的故事本是一个希望从升起到破灭的戏剧，卡夫卡在《城徽》中将之转换成一个关于时间和历史的隐喻：如果时间是不断线性向前的，而历史是呈进步趋势的，那么人们总会将希望寄托于未来，从而忍受巴别塔（即真正的组织、共生与救赎）尚未建立这个事实，转向为别的事务奔波——理想终将成为巴比伦城废墟上的一枚城徽。然而，相较卡夫卡对现代时间和历史观念的嘲弄，多和田甚至不愿意为自己这版巴别塔故事增添任何情节感。在她这里，尽管将社会组织起来的理想已经提出了，动物们也对它表现得不以为意。他们所表达出的，更多是对巴别塔计划的怀疑、反讽或对其建立形式的各种玄想。所以我认为，这并非一部反乌托邦的剧本——这里并非通过对乌托邦社会的展示与推演（如《1984》，《动物巴别塔》也拼接了它的元素），表达的并非对乌托邦式组织形式的批判，并暗示某些替代的形式（如新自由主义），而是对任何组织形式的“无感”。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本是一种对虚构世界的“报道”，而并非一个有意构成的“故事”。

　　字数1532，转自三月堇，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57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