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案宗与文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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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观的大卫.芬奇拍摄了《七宗罪》。在影片里灰暗、潮湿、肮脏的纽约城里，凶手第一天杀死了饕餮者，第二天杀死了贪婪者，然后懒惰者、淫欲者、傲慢者、嫉妒者、暴戾者悉数接受来自凶手的惩罚。在这里，一名凶手代替了法律，借着道德劝诫的宗教口吻来使人类反省自身是否有罪。罪行之下，给了凶手一个文学式的犯罪动因。

　　奥斯卡影帝亨利.方达在《十二怒汉》里饰演了执着的8号陪审员。在封闭的空间之中，其以一己之力，单挑其余11名陪审员，用无数细腻而负责任的疑点和证据，重新给一个或许无辜的犯罪嫌疑人洗清自己的机会。在这里，一名陪审员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缩影，虽是宣传美国式民主或是谱一曲英雄主义赞歌，但起码做到了欲加之罪，先要保证程序正义。

　　法律负责给犯罪者以冰冷审判，而案宗上的叙述也成为重现罪犯犯罪心理的佐证。写在案宗上的故事总是以一种冷冰冰的姿态，而案宗背后的律师与法官，却成为了这些能够反映犯罪动因的文本的第一读者。他们如若成为说书人，案宗上的故事便会立刻鲜活起来，于是便有了这本由专司刑事案件的律师写就的故事集《罪行》。然而即便是亲临审判的他们，谁又能保证他们听到的、写在案宗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事情发生那一刻最原始的状态呢。“我们所能够谈论的真实，从来就不是真实本身”，量子力学家维尔纳.海森堡的这句话被写在了中文版的扉页，此刻完全可以和他的“测不准原理”一并拿来跨界解释法律界的这点事儿。

　　一个叫做弗莱德海姆.费内尔的中产阶级医生，遇到并“第一眼就爱上了”中学没读完就去做餐厅招待的她。第一次结伴旅行中的第一场做爱就被恋爱史复杂的她打了耳光，只因她缺乏安全感。但这并未阻碍费内尔在巴掌声中发誓好好爱她一生，而这个耳光也成为他悲戚一生的开始。她最后一次辱骂发生在费内尔72岁时，之后这位老人用斧头把妻子的头颅劈成了两半，然后砍了下来。面对法官为何不选择离婚的质问，他回答因为他答应了她永不背叛……

　　这是全书11篇故事中的第一篇，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如果这是案宗，你将只能看到他如何将妻子骗入地窖，如何用斧头劈开她的头骨，如何踩着她的脖子才得以把斧头拔出（我这样概述你一定觉得他简直是个杀人狂魔了，而他并不是，这恰是有趣的地方），然而这种小说式的叙说，让我们对他的真实动因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作者去重建主人公的生活，让任何一场谋杀都有理有据，出现了大量案宗里难以出现的人性关怀。这种文学化的演绎，绝不令人讨厌和鄙视，反而令人尊重。一个严谨的法律人，在正常的法律辩护中，他不得不以最严肃和冰冷的态度来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在法庭之外，他选择了用文学来推动法律的进步。既不高高在上拿法律示威，也不悲天悯人，把自己、读者、罪犯安排在同一个位置，来谈一件真实存在的事情，这才是这里的11个小故事最大的价值所在，即在程序正义之外，我们需要的不是去审判，更不是廉价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倾听。

　　而做到这一切，全该归功于作者的职业优势。本书作者是现年48岁的慕尼黑人费迪南德.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他从30岁的时候便开始担任执业律师，他的委托人中也从不乏社会地位颇高的人物，比如当时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特.沙博夫斯基、德意志联邦情报局特务诺贝特.尤雷茨科等，而这些都给了席拉赫丰富的创作素材。本哈德•施林克说这本书刻画精准到无可挑剔，“一名老到的辩护律师，讲述各种真实的罪行，可谓骇人听闻”。其实施林克全然不需要用“骇人听闻”这样的形容词，因为它们只是因为是案情才显得有那么点惊骇，某种意义上，这些故事带着我们最基本的人性，以一种改良的版本不停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写的一些关于谋杀、贩毒、抢劫银行和妓女的故事，他们各有各的遭遇，他们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席拉赫如是说道。

　　这种依托职业优势的小说，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十分取悦读者，因为作者可以讲述一些自己擅长的领域。作者席拉赫更多的也是在用文学推动现代文明社会法律的进程，普世价值和现代法律在文学创作中带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现代法律不仅仅止于六角边界，更有了来自人性的叩问和思考。而这种对于犯罪心理的文学演绎，在中国的小说界似乎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阿乙的长篇处女作《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为一个陷入巨大虚空的人犯下的罪行寻找杀人动机，而路内的长篇小说《云中人》也用了连环敲头案作为一群年轻人成长的线索。作家们为一个个犯下罪行的人寻找着罪恶萌生的起点，为他们的一时错误寻找可以立足之处。法律的权威与人性的弱点总会对撞，就像案宗与文学的交织。毕竟，有太多人性的道德的东西是法律无法完美解释的，而法律也绝不允许超越公允。

　　谁敢说自己从未犯过错误，谁又敢说自己比那些犯下罪行的人更为高尚？和他们站在一起，便是偌大的进步。

　　字数：1736
　　转自：乔小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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