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文学的演变——以骆玉明《中国古典文学讲义》为例——读骆玉明的《 中国古典文学讲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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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书写文学的演变——以骆玉明《中国古典文学讲义》为例

　　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乃是客观的事实。然而后人去评述前人的文学，则不免带上主观的视角。特别是在现代的文学学科建置下，学者们用西方文学史的框架来理解和撰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在百余年来已成为一种巨大的惯性。我想，如何进行中国古典文学演变的书写，取决于我们如何摆脱舶来的框架，回归到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语境，更取决于我们如何评判一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行诸文字进行表述。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应重视四点原则：第一，在具体的语境中阐述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内因和外因；第二，正视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轨迹，呈现中国文学的自身特征。第三，从独创性、审美性、现代性三个角度评介作品的文学史价值。第四，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的表述——通俗性不是专业学者面对大众所作的妥协，而是具备宏大视野后的必然呈现。在本文中，我将以骆玉明《中国古典文学讲义》（简称《讲义》）为例，来详述该书对以上四点原则的运用。

　　一、重视文学发展变迁的内因和外因

　　这里我所谓的“内因”，是指作家、作品、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文学史应该着重阐述这类相互影响并加以对比、分析，因为一件文学作品总是与其他文学作品相互召唤，从而确认自身在文学的世界中。

　　比如《讲义》中论述魏晋诗歌，强调了文人诗歌创作的兴起，因为文人诗从此逐渐成为支配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并且在对比中，作者精辟地总结了文人诗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以歌谣为主体的诗歌的面貌：一是更为个性化，二是语言更为精致，三是诗体不断分化，形式更为丰富，四是诗歌的内涵更为深化，不再是对生活及环境的朴素的感受。

　　再看更具体的一例。在唐宋诗词中，以歌妓为对象或者为歌妓代言的作品数量是繁多的。而柳永写歌妓又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呢？《讲义》说，柳永“对歌妓的态度有一种市民化的平等而非士大夫的居高临下，因而写她们的情感往往真实而热烈。”不得不说，这确实道出了柳永和与柳永同时代有大量相似主题作品的晏殊等文人的根本差异。

　　《讲义》中介绍《娇红记》的一节十分重要。因为作者发现，《娇红记》的篇幅之宏大、情节之曲折、细节之丰富、描述之细腻，都是过去的文言小说从未有过的，“这种写法其实已经包含了对小说的一种理解：小说不仅要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需要虚构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不仅要写出人物的行动，而且要深入人物的心理。唯有如此，小说才能真正发挥其艺术上的优长，通过想象表现人的生活意欲与环境的矛盾，使读者在虚构的真实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就此而言，《娇红记》已开了《红楼梦》的先河。”而作者由此进一步分析：“中国古典小说朝着白话方向转化，从表层原因看是由通俗性的需要造成的，从深层原因看，实际是由小说艺术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我所谓文学发展变迁的“外因”，是指历史和文化在建构文学思想中的作用。对过去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任何解读都必须考虑到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情境，因为任何个体的表情达意都不能脱离其所置身的语境。

　　在讲到山水诗的兴起时，《讲义》中有这样一句表述：“对于自然的审美，从一开始就牵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永恒、伟大的宇宙本体去理解世界和生命现象，一是将自然视为对于世俗生活的解脱。”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我们知道，魏晋以后，以天子为代表的权力系统、以纲常为代表的伦理秩序被破坏，个人自我意识高度觉醒，隐逸思想和道家思想抬头。隐逸思想和道家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会体现出两方面的追求，一方面是从永恒、伟大的自然本体去理解世俗与个体生命，生命状态会转化为更加宽广从容。另一方面是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即意味着摆脱凡庸的、不自由的、为现实社会关系所羁累的世俗生活。虽然我并不认为以上两个因素是导致山水诗在两晋时期诞生的全部原因。（我认为山水诗的诞生至少还要归因于以下两点，其一，东晋士人追求脱俗，标榜优雅从容的生活态度。这体现在时人以玄谈标榜门第、玄言诗大兴以及当时各种艺术门类都具有再现山水自然之景以供人观赏的社会功能。其二，江南山水风光的明媚秀丽对北来士人的刺激，这种刺激是从小生活在南方的人所无法感受到的。）尽管如此，《讲义》中论述的“自然审美”仍然是触及到了山水诗诞生的最关键内核。

　　在讲到元代通俗文学的兴起时，《讲义》中说：“元代一度废除科举，因此产生了一群像关汉卿这样依托市民社会谋生的文人，比起宋代的柳永来，这群人更远离传统士大夫的人生轨道。他们以坦然的态度看待世俗生活，赞美世俗享乐。”这里写出了通俗文学的创作者与接受者的互作。不仅是接受者（市民阶层）需要通俗文学，创作者同样也依托市民社会谋生，这是一种双重需求。

　　二、正视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轨迹

　　正视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轨迹，意味着要在与世界文学的比较中，呈现中国文学的自身特征。这一点，是在介绍中国文学的发端阶段时所要特别注意的。以往的中国文学史，通常以神话开端。当然，神话是初民想象与情感的产物，从广义上来说倒是不能算错。但是我们在讲述一国家一民族的文学起源时，更重要的是看清本国、本民族文学的特征性要素，以及那些行诸文字的元典性作品，而不是照搬西方文学史的框架。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它有自身的语言文字，有自身的文化特征。

　　《讲义》始终有阐述中国文学自身特征的意识，比如中国叙事诗何以不同于西方叙事诗，中国的叙事文学何以不同于西方的叙事文学，虽然限于篇幅，这些阐述都很简短。另外，在介绍《诗经》、诸子文学和早期史传文学时，也对中国文学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多有提炼，例如，作者在讲到《诗经》时说：“周人在敬天与敬祖之间，貌似平列而实际更注重后者，意味着将人的因素和德性的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同时，崇敬祖先，也是为了达到承继血缘宗统、维系内部团结、凝聚宗族力量的目的。由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宗族始终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主要基础，崇敬祖先、重视血缘联系的意识及文化特征也一直保持了很久。”

　　三、正确评介作品的文学史价值

　　我们不妨从独创性、审美性、现代性三个角度来评介作品的文学史价值。“独创性”意味着作品写出了前人未写出过的内容和情感。例如《讲义》中对汉乐府的介绍：“以前人们常用’民间歌谣’这个概念指称《诗经•国风》中的一部分作品，笼统而言，这也没什么错。但若要具体追究这些歌谣所关联的社会阶层，却主要是贵族。到了汉乐府民歌，才出现了具体而深入反映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容，这是诗歌世界一次重大的扩展。”

　　“审美性”是对作品美学价值的体认，语言艺术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讲义》对王维诗的审美性是这样评介的：“一是诗中常蕴含佛理禅趣却又富于感性，在呈现自然景象的幽静与深邃时总不乏清丽丰润的美感；一是语言精心修饰而又十分纯净。”

　　“现代性”则偏重于作品的情感内涵，是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人生和世界的新理解、新认知。因为正如《讲义》所说，文学是在语言构拟的空间中，使“人们把现实与可能联系在一起，探究人生与世界的真相，体味生命的悲欢，演示人性的可能。”《讲义》对文学作品“现代性”的精彩评析在书中随处可见。

　　例如在评述关汉卿的《一枝花•不伏老》时说：“自述人生情怀，把浪子的风流生涯描写得一派大义凛然，它的真正意义是倾诉了在摆脱对政治权力和传统价值观的依附之后，一个热爱自由而又能以自己的才华保障这种自由的人所感受到的快乐。”在评述《桃花扇》时，作者说：“《桃花扇》打破了习见的大团圆程式，成为古代戏曲史上唯一一部完整的悲剧，从而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这是因为作者看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无奈和渺小。尽管作者未必是有意识的，但他确实触及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在强调个人对群体的依附性的状态下，人一旦陷入历史造成的困境，人生悲剧便不可逃脱。”在评述《儒林外史》时说：“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或者是社会与命运的压迫所造成的人格的变形，而他对此的讽刺常常是带着同情的，这是《儒林外史》的动人之处。”

　　四、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的表述

　　前面说过，通俗性不是专业学者面对大众所作的妥协，而是具备宏大视野后的必然呈现。因为通俗性并不意味着结论的浅显、文字的浮滑，而是意味着要放弃繁琐的考证以及细节性结论的展示。因为缺失这些考证的过程和细节性结论并不会影响论述的准确性。

　　以《讲义》介绍屈原为例。《讲义》中说：“在司马迁的时代，屈原的事迹已经带有传说内容，而《史记》中的屈原传，实际是历史资料与传说资料的混合。”通常的文学史都会大写特写屈原的身世履历，而不顾史料中的乖违，或者觉得篇幅太少就会对不起这位千古第一诗人，可最终写出的内容则是历史与传说不分。当然，《讲义》处理得高明之处在于还有这后半句话——“这种历史人物传说化的现象，使得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多地体现群体的情感和意志。”

　　再以《讲义》介绍李白为例。通常的文学史在介绍李白时，都会讲到李白的“好酒，任侠，求仙问道，漫游四海，追求神气飞扬、超凡脱俗、欢畅淋漓的人生境界”，然而《讲义》中还有后半句，说李白“追求一切可能的成功和享受”，则是往往被文学史所忽略的。《讲义》在这里并没有做繁琐的考证，并没有讲李白几入长安，没有琐细地介绍李白在仕途上、在人生中如何“追求一切可能的成功”。我认为这样一句简单的表述在文学史中就已经足够了。文学史写作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

字数：3757
作者：沈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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