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传教士与皇帝——情感中的鲜活政治

忘忧君

　　1871年12月，来到中国的李希霍芬（那位著名的为丝绸之路命名的中国通）路过了山西五台县的东冶。刚刚亲身经历了天津教案的他只想远离纷争，认真的调查这片东方的土地。他并不知道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镇，正有一位76岁的老人在这里养老。三年前，这位叫做徐继畬的老人还在大清政坛驰骋，为著名传教士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还被同年三月的《纽约时报》称为“敢于重蹈伽利略覆辙的正直地理学家”。徐继畬热衷于西方科学，同时主张“地理非图不明”，推崇西式制图法。李希霍芬则是专业的地理学家，精通测绘，这次来华还携带了欧洲最新的贝格豪斯世界地图。贝格豪斯世界地图的底本是测绘于康熙年间，由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等人主持勘测的《皇舆全览图》，后来私密内容被传教士私下寄回欧洲，公开部分则被作为大清使团主使的传教士白晋献给了路易十四。后来经过公开出版，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地理，来到东方的必备品。而在大清，这幅地图除了偶尔被康熙展示给皇子以教育守成不易，几乎成了康熙个人把玩和锁在内务府里的稀罕物，从未作为知识进行传播，直到1921年才在沈阳故宫被发现。东西两位地理学家的擦肩而过，与这幅代表中西交流的地图命运一样失之交臂。

　　在这个中西不断交互的故事中，我们很容易将自身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观中，先入为主的感叹清朝或者康熙本人对于西方知识的“兴趣”十分局限，导致中国历史错失了运用西方知识，甚至开眼看世界的机会。只能在一百多年后的十九世纪，让徐继畬这样的有识之士成为历史悲剧的注脚。甚至，当文化冲突论或文化决定论成为东方学以及民族主义的棋手理论后，一种宿命般的悲剧就成为了解释历史和标签化中国历史的后见之明。在这之下的历史叙事可以赋予跪与不跪在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中的决定性地位，来表达迂腐的清代政治文化阻碍了文明的互通；可以让康熙年间的“中西历法之争”和“中西礼仪之争”成为中国文化固有的排外证据。实际上，当我们真正回到康雍乾甚至从明代中后期以来的中西交往史的“历史现场”，那些附加在历史本真之外的解释，往往会因为真实的人和感情而黯然失色。

　　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无疑是一部让历史上具体的人回归历史的重要作品。这本由博士论文演变而来的专著，英文版名为《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耶稣会传教与归顺：清朝统治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1644-1735），也许是为了出版顺利，中文版书名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我们不能用中文版副标题——“全球化中的清朝”去理解这本书。由于全书基本不涉及世界史领域更为主流的明清对外经济问题或是新清史中的内亚性问题，而是通过康熙——传教士——教廷使团三方的交际推出基督教在华历史中的个人因素，并对这一过程中展现的清代皇权行使特点进行创新性的归纳。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本对外的书，不如说视角依旧在于内。当康熙—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在书中构成了包衣奴才的关系时，这一特征也达到了最为明显的地步。在书封背后的四个推荐语中，杜家骥的评语就准确的把握了本书的脉络，即清代皇权与内外朝行政关系，而夏伯嘉的英文书评也准确的把握了康熙和传教士与康熙和曹寅之间关系的高度相似性。一旦进入这种关系的“当时”视角，一个真实的康熙、传教士们以及雍正的形象便会跃然纸上，同时带来了皇权扩张下的个人性制度的涌现。

　　在明代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在葡萄牙传教士和后来利玛窦这样的耶稣会士影响下接触了宗教和西方科技。除了正德十六年的中葡屯门之战这样的军事冲突，来自西洋的大炮火器凭借技术优势很快就进入了明朝的中枢，在明清战争中还掀起了对于是否通过传教士大量使用葡萄牙雇佣军的讨论。虽然利玛窦可以通过科学打通如徐光启这样的朝廷要员兴趣，但由于士大夫阶层并不都对西方知识感兴趣（很多只是对传教士带来的稀罕物件感兴趣，这也是利玛窦不断向耶稣会申请各种物件作为官员礼物的原因），通过少数传教士的零敲碎打难免碰壁，如何更进一步让传教士进入权力中枢，扩大传教影响力始终是无法解决的难题。直到明清嬗代，除了可以帮助打交道但无法作为通往高层之路凭借的火器技术，传教士们仍然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来将自己手中的技术优势和科学知识优势转化为教义传播的高效工具。当我们进入这一历史现场和人物最为真实的处境，就能明白《红票》开篇所处理的历史背景。在传教士进入满清权贵阶层之前的清朝初年，他们的处境和明末并无多少改观。在没有被军事征服的地区，要求一个政权改变其信仰和文化行为模式，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满清对传统汉文化的改造，比如剃发易服，也都是在基本征服中原和江南地区后才能推行的。对于传教士，无论是在莫卧儿、奥斯曼土耳其还是在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支撑。在官方政治渠道无法走通，又缺乏民间基础的形势下，只能从非正式的方向——即私的角度进行考虑。恰好，当大炮轰开了明朝的最后体面之时，也让传教士发现了清朝体制中独特的秘密——主奴制度。

　　在入关前，由于受到草原文化和部落政治的深层影响，满族在政治构建上呈现出清晰的内亚性特征，战争俘虏成为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特有奴隶阶层。作为主人的私有财产，满族的奴隶有着强烈的、和主人之间的绑定关系，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奴隶的“家族化”和内部的再分化。清代的家奴和主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主人爱护奴才，奴才忠心于主人”“奴以主贵”的关系。其中“包衣奴才”在清代入关前后，一直特指权贵家族内部的高等级奴才，属于奴才中最有能力，与主任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不同于一般字面理解上的奴才地位卑下的观点，清代的奴才往往并不受人鄙夷，社会地位还时常凌驾于一般大臣之上。许多满人大臣都乐意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不是像汉人大臣那样自称为“臣”。到后来，自称“奴才”演变成了旗人的特权，而汉臣不允许自称为“奴才”。奴才在清代的特殊性可以用书中的两个例子得以彰显。孙立天教授提及的曹雪芹祖父江宁织造曹寅，他在康熙一朝官运亨通，广受尊敬，依托的就是和康熙之间的主奴关系。曹寅多次上表奏陈对康熙知遇之恩的感谢，自称为“包衣下贱”，实际上与诸葛亮自称卑贱同出一辙。而在中西礼仪之争中，康熙为“传教士”出头时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养一条小狗，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更何况是这些我小时候就在我周围，跟了我四十五年，我信任的人。”对清代皇帝来说，和自己有主奴关系的奴才就如同家里人一般需要爱护，而包衣奴才也可以随时绕过正式的君臣沟通渠道，以“家”—内务府的私密运作方式与主人沟通，甚至处理各类日常事务。清代的内务府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机构，成员主要由皇帝直领的上三旗包衣。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内务府的人事铨选不归兵部、吏部负责，不仅独立于外朝部院体系，本身还带有浓厚的封闭性。加上清初内务府的升迁考课制度尚未健全成熟，因此大多数的包衣一辈子事功无着，长久在基层当差。在这个情况下，康熙时代能够活跃于政坛上的包衣，大多是与皇帝关系亲密，才有被特别拔擢的机会。质言之，清初包衣个人与家族的荣显，皇权君宠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传教士在康熙一朝的崛起，不仅有汤若望对康熙的继位有举荐之功，还有传教士与朝堂上最有影响力的满族家族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比如利类思、安文思两位传教士与皇帝舅舅佟家之间的主奴关系）。前者大大提升了传教士在新皇帝心中的地位，为后来双方建立亲密的主奴—类家庭关系埋下伏笔，也最终培养了新皇帝从小对于西方科学、数学等知识的浓厚兴趣；后者则为传教士在整个权贵阶层的打开了门路。借此思路，我们便能理解传教士为什么在康熙朝能够自由出入宫禁，享有崇高特权；为什么两次教皇使团来华都没有留下在礼部的官方记载，而是通过皇帝私人的内务府完成接待。《红票》最大的学术贡献，就在于明确了传教士在宫廷中的名份问题，在固有的制度史框架中无法解释的问题，最终通过双轨制下的主奴关系得到了解决。在书中我们看到一个求知若渴的康熙，如果说通过南怀仁、张诚、白晋等人学习世界地理和欧洲政局还带着和沙俄外交，剿灭准噶尔的现实性需求，那么当康熙深入研究代数这样的纯理论性学问，就可以更真切的看出他对于知识本身的强烈兴趣。传教士是康熙的老师，也是学术上的朋友，这些在欧洲富有学问，甚至担任过大学教授的教士，成为了康熙精神上的助产士。在为中西礼仪争论的问题中，康熙给足了传教士们面子，甚至不辞辛劳多次去信欧洲，运用内务府的私人渠道去解释问题。在庞大的内务府和传教士留下的材料中，曾被作为文化冲突重要例子的“中西礼仪之争”，也以一种私人感情的方式展现出来，祛除了原本并不存在的那些历史意义。

　　《红票》揭示了这种私人情感对制度处理影响，也让清朝的皇权更为具象化。作为历代中君权最为膨胀的时代，皇帝个人的喜好必然会对政治产生强烈的影响，清朝本身留下的大量历史材料（比如对奏折的批示）可以明确的展现这一点，这些游离于当时政治正式运作体系之外但又无法被忽视的政治实践让清代的制度史必须注意到在朝堂之外的丰富世界。伴随着多语言研究的发展，更多蕴含皇帝个人的满文文献和内务府文献得到了重视，在整本书中孙立天运用的材料便是如此。传教士作为宫廷近侍，从权力关系和情感关系都深刻的绑定于康熙一人时，荣耀与危险自然便会相伴而行，甚至免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命运。在鳌拜摄政期间的“中西历法之争”中，被满汉之争波及险些遭遇灭顶之灾的经历已经给传教士敲响了警钟，在康熙后期激烈的夺嫡之争成为了真正到来的危险。通过与雍正直接相关的材料，孙立天也证明了整个禁教运动与“中西礼仪之争”并无关联，而只是帝王自己的好恶。雍正自己对数学和科学没有任何兴趣，同时又是一个修为深厚的信佛之人，自然对传教士没有任何情感。再加上传教士与诸皇子之间密切的关系，对骨肉都不留情面的雍正更不可能让这些前朝的宠儿留在内务府。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传教士的命运似乎与历朝历代那些凭借君主宠幸骤登大位，宠幸失去又跌落尘间的人们别无二致。

　　在中国古代内外朝关系中，内朝永远都是君主绕过既有制度框架和约束的方式，因此在儒家士大夫眼中是小人做恶的根源。如果放在明朝，这批传教士必然会以佞幸之名存在于言官的弹劾奏章上，清朝皇权扩大的特殊性才能让他们在皇宫畅行无阻，甚至可以让君主动用内朝的私人权力将他们个人或教皇使团从广州走特殊途径来到京师。在正德十五年，欧洲第一个官方使团，葡萄牙的皮雷斯使团来华。当时的朝廷大臣都以维护正统的朝贡秩序为名，轮番上奏正德皇帝要求拒绝佛郎机（即Frank——法兰克的音译，当时从阿拉伯传来的对欧洲人的称呼）的请求，葡萄牙人通过正德皇帝内朝最受宠幸的江彬才得以获得在南京觐见的机会。这种见面也是私下的，瞒过朝堂大臣的，甚至因为忌怕被大臣们说三道四，还命令皮雷斯提前从南京北上，到北京等他回銮。正德皇帝的经历与康熙的做法其实有高度相似性，只不过因为制度对皇权限制的差异，康熙可以顺畅的通过内务府，而正德皇帝只能躲着大臣通过宦官解决问题。

　　清朝的内朝政治发展，带有满族自身历史中的内亚性特征，也与清朝本身的多元性有关。由于清朝的皇帝同时具有草原政治的“可汗”地位，以及藏传佛教的庇佑者身份（如康熙就被西藏方面认定为文殊菩萨转世），处理各地区民族事务必然要通过不同的政治体系加以处理。北京的紫禁城和承德的避暑山庄实际上都在承担大量的政治功能，在公开的朝堂之外存在多个“朝堂”是多元帝国必须的现实。在《红票》中不仅有通过内朝实现对传教士和教皇使团个人事务的处理，皇帝个人喜好的实现（如让广东官员注意有技术的传教士；获取额外经济收入等），还有对俄罗斯外交事务（如《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和俄国使团的到来）的直接处理，就是这种高效多元性事务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制度还吸纳了中原王朝内朝政治的传统脉络。从两汉的中朝、外戚和宦官，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阉宦，清朝都充分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比如作为太监和皇帝“家奴”管理机构的内务府，就彻底祛除了宦官参与政治的权力，仅仅将太监当做处理宫中生活性事务的存在。孙立天在书中将奴才分为“下人型”奴才和“派系型”奴才，实际上“下人型”奴才不仅包括基层的包衣，还包括这些被剥除权力的太监。皇帝最为宠幸的包衣奴才，实际上是剔除了处理皇帝日常起居职能的专业奴才，用明朝的制度作比喻的话，就是不再让秉笔太监负责日常起居的伺候，而将日常起居部分完全由内务府中的下人奴才负责。派系型奴才只需要帮助皇帝处理兴趣爱好和政治事务，还可以以正常官职存在于外朝（比如曹寅和年羹尧），传教士只是其中看上去更为特殊，但实则代表了清代政治中内朝政治的一环。严格来说，他们与康熙一朝的各种“行走”，比如南书房行走以及后来演化的军机处大臣并无二致，只不过他们和皇帝更为亲密的关系让这种主奴信—任型关系体现的更为明确。

　　作为君主掌握权力的理想状态，康熙时代将中国历史上的内朝政治发展到了顶峰。侯旭东在《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中强调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当我们用这样的视野审视康熙与传教士，就更能体察《红票》在流畅叙事和个体感情塑造下，人情构造的鲜活政治。
      总字数：5292
　　作者：五月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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