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手记》：虚无、反叛与建筑术

牛妞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致力于不断探究、挖掘人性的作家，其才华让后来者往往只能“绝望地羡慕”，除开闻名遐迩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是以未成品身份高居文学之峰。相比之下，《地下室手记》则因体量较小，不那么引人注目，而有被人遗忘之虞。——对于陀氏爱好者来说，这实在是一种不幸，借用马克思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话，《地下室手记》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系的一部导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完全称得上是这个宏大而深邃的思想场域里，一个奇特而重大的节点。

　　地下室人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茨威格笔下散发着入魔色彩的天才，狂热、激进，在讥讽与蔑视中又蕴涵了冲击思想疆界的强大潜力。虽则具备理性的辩护者声称：“反对是办不到的：这是二二得四！”“既然是墙，那它就是墙……”地下室人仍回答说：“要是我由于某种原因根本就不喜欢这些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然，我用脑门是撞不穿这样的墙的，即使我当真无力撞穿它，但是我也绝不与它善罢甘休，其原因无非是因为我碰上了一堵石墙，而我又势单力薄，无能为力。”

　　地下室人说法荒谬，自不待言，但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俄国社会-伦理-宗教本来就不牢靠的基础已是摇摇欲坠，狂想与现实的边界逐渐模糊，肉体与精神上的二重受难使得这种虚无主义能够形成对现实的搅动。在这个“再定位”过程中，俄国的社会现实与精神状况都面临着重大崩溃，地下室人的反叛也正是处于这一背景中。别尔佳耶夫写道：“俄国无神论者之所以提出没有上帝的思想，恰恰是因为：即使上帝存在，他恐怕也只能是恶的。”地下室人犬儒式的作风正是来自于对终极价值的怀疑，并且更进一步地，还要解构掉这些神圣情感，直面沉痛现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的手法是入室操戈式地批判，直接从教义上手，以价值对立的模式发起“奇迹—信仰”的追问。教义上写着人因为亏欠耶稣而负有“原罪”，《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则举出了将军放猎狗咬死一位农妇孩子的例子来抗衡。他问道，孩子们有什么罪，他们做了什么以致要来人间承受这种非人暴行？教义里面说先受难，后救赎，可是未染世事的无辜孩童被戕害了，“原罪”还是如枷锁一样套在脖子上。天上的国里没有苦难，“地上的国”就要容忍这些苦难，而在猎狗把孩子咬成碎片后，这泪谷中的尘世还配得上救赎吗？这种价值逼问加强了向死之决心，人注定是要向死亡一跃的，而决心打破了虔诚对于这种边界的庇护。

　　视角因而转向了“死亡体验”，这一点与陀氏的生活实践相关。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革命活动被逮捕，于谢苗诺夫校场准备受刑。沙皇不打算处死他，却有意让他在惊恐中感受死亡的恐怖，在将临受刑时才遣人宣布:“你去吧，饶你的命”。陀氏于后来的作品对这种临死心理作了分析：首先是精神的集中，他会关注“绿色的屋顶”一类的无关紧要的事物，然后是对于死亡本身高度地不信任，最终演化为无力遁逃的恐惧感，这时他宁可在高耸的峭壁上站立一辈子感受狂风暴雨，也不愿立刻赴死。在这种生命被逼迫到极限的关头，强烈的生的欲望涌现而出，“生活意志”的概念由此现身。它一般地是人的求生意志与生命冲动，始终处于沉睡与清醒间的两可状态，期望着重大生活希望的实现，并最终落实到了“使命感”上来。人因生活意志而猛然感受到“畏惧”的冲击，而上帝不过是“畏死之痛”。

　　帷幕已被揭开：人的被钳制就在于这种“畏”，因为畏惧现世的苦难、畏惧死亡、畏惧死亡之后沦入地狱受罚，一层无力挣脱又无法弥合的网蒙蔽了人间。网中的生活将生活者的每一跃进都意会作“盲目”，而每一“盲目”都是与魑魅的一次搏击。虚无主义者还未唤起决心，只是冲动让他宣称哪怕下地狱、哪怕这个意识本身被抹除也在所不惜，他取得的胜利就是否弃“二二得四”。这种意识裹着虚无的外衣，却形成了对颟顸状态的一次冲破，恰是潜在于生活意志中的使命感引领了这场仪式。它的绽露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其性质：虚无中的冒进不过是对这种使命感的学舌，而使命感之中是无涉宗教的殉教精神。

　　陀氏有着积郁已久的悲悯情怀，他并不打算将虚无主义定义为最后的答案。地下室人最后问道：“什么更好——廉价的幸福好呢，还是崇高的痛苦好？”答案已定：痛苦中有更深沉的因素以待发掘。厘清这些问题并不否定生活本身，反而是这种非凡的决心唤醒了沉睡者，其一在于摒除那些由来已久的蒙昧意识，二在于留存不可否弃的生活框架，俾使我们建设基础稳固的“活的生活”。因而这是一种建构于否定基础上的建筑术，生活的“新的大厦”在苦痛中有其根苗。

　　借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支点出现在文末地下室人的一瞬清醒中，当他赶走丽莎时忽然觉得：“我已经习惯于按书本来思考和想像一切，并且总是习惯于把世界上的一切想象成我自己过去在幻想中臆想的那样，因此当时我甚至对这种奇怪的情况居然没一下子明白过来。”他明白了自己蹉跎一生，却不曾真正活过。这种意识的忽然闪烁即是领域之敞开，生活意志与真正救赎间的关系由此明晰。

　　真正可以从这些问题中抽身的是索尼娅、阿辽沙、醒悟后的安德烈公爵和涅赫柳朵夫，因为他们的生活意志是洁白且强力的。这些承载救赎重任的人无条件地爱一切事物，甚至爱痛苦本身。“上帝”就是这种关于爱的概念，而非教会把控的用以恫吓与欺压的精神稻草人。陀氏曾指出人们宁可明哲保身，麻醉于教廷宰制，跪倒在木偶前自弃理性，也不肯敞开决心，真正走向耶稣。在他的主张中，历史的终极即便没有上帝这一威慑性的概念，人也能做到“自律”。“天堂”不是诱饵，也不是概念，“天堂”只能是现实。真正的耶稣不会对人类的得救作什么限制，因为他就是“爱”本身。

　　请允许我先岔开去引述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与拒绝杀戮有关的。在莫斯科的某女校来了个主教，他将要考问女学生们关于十诫的问题，尤其是第五诫：“诫杀”。学生回答之后主教还会追问：“依了上帝的律令，是否在无论何种情形下永远禁止杀戮？”女学生们都被教唆好了，她们会答：“不，在战争与死刑中，杀戮是允许的。”但其中有一位女学生听到这照例的问句“杀人永远是一件罪恶么？”之后，“红着脸，感动着，下了决心”，答道：“永远是的！”主教的诡辩没有改变她的心意，并且最终辞穷遁败了。这个故事出自托尔斯泰致甘地的一封信，这是先知智慧的闪现。中国古代的哲人也有这样智慧的声音：“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个朴素的道理已经被平和而清晰的话语加以表述，但这种奠基于历史深处的古老回忆却因为年深日久而不再直触我们的灵魂。

　　这些教导就是“因在而爱”。“爱”就是不杀戮、不抛弃，是宽恕与牺牲。

　　首先应当经过这样一番思想的演历，人类在未来世界中所能向往的最好生活，就存在于人决心去爱的社会中。在那里，人实现了对自身的救赎——不必多加憧憬，但它必将到来。

字数：2432
原作者：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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