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摩罗诗力说》杂议

Fred

1、序分

今读鲁迅《摩罗诗力说》才一周，稍有所得，乃与学社诸人共议之。

《摩罗诗力说》为鲁迅文集《坟》之一篇，今既问诸人，若《坟》则皆读之，若《摩罗诗力说》则多未闻也。余惟忆课外读物或录数则，而未详察之。

吾人于鲁迅多爱其杂文、小说，余则最喜其杂著。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中学时皆颠倒读之，有开蒙之用也。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亦多所誊录，广见识也。大学而后，则于其辑校群书亦多有经眼，如《会稽典录》《竹谱》《谢氏后汉书》等，总此可知先生之旧学功夫，乃遥承乾嘉之余绪，而综括之功，每出其上，常怀赞叹。及长则嫌其于义理未丰，故皆委诸箱箧，迩来蒙尘有年矣。

其后，余于诗话文评，自涉猎量衡之，亦非门外之人，偶执《摩罗诗力说》之名以观，则殊难究其用意，以是起兴，旋购赵瑞蕻氏注本读之。又知日本北冈氏作《<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两相校雠，而后乃稍知鲁迅之用意也。

2、正宗分

2.1释题

此“摩罗”者，魔鬼之谓也，或翻撒旦。此诗派也，鲁迅名之曰“摩罗宗”者何也？以其教主为拜伦也。拜伦何以与摩罗相通？鲁迅殆取其意于木村鹰太郎之书，其书之名曰《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也。拜伦、雪莱，其相似性已成定论，则何以旁及乎斯拉夫诸诗人？鲁迅殆取其谱系于丹麦勃兰兑斯之论，见其《十九世纪文艺思潮》二十三章，已具列此数人，且鲁迅书中多引其文，殆无疑也。此二说引自《材源考》。

2.2明体

以宗门论诗人，其源甚早。钟嵘《诗品》，已用国风、楚辞、十九首等区别源流；唐张为有《诗人主客图》，其论中晚唐诗，以白居易等六人为主，于客又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之别。宋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时间为序而系其小传，于体制上，较《主客图》更近鲁迅之《摩罗诗力说》，其实此体借之于佛门也。又鲁迅此文，盖又有取法于《史记》之列传者，裴多菲之于拜伦，殆亦如贾谊之于屈原，摩罗诗人之总记，亦可拟《刺客》《游侠》《货殖》之篇章。盖史、评难分，于此见之。故鲁迅此作之体制，实承自本国固有之传统也。

然其体制，较之传统，亦有新意。其总论之前，单列尼采之言曰：“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引哲人之语以开篇，就史传或诗话而言，此殆首创。其结语则为故事：“俄文人凯罗连珂（V.Korolenko）作《末光》一书，有记老人教童子读书于鲜卑者，曰，书中述樱花黄鸟，而鲜卑沍寒，不有此也。翁则解之曰，此鸟即止于樱木，引吭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解；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此亦新义。吾读时忽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亦以禅宗故事作结，曰：“禅宗有公案曰：‘俱胝和尚，凡有诘问，惟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号哭而去。胝复召子，童子回首，胝却竖其指，童子忽然领悟。’(《曹山语录》)无论此事之真假，其所蕴之理厥为：使用负方法之前，哲学家或习哲学者须先通过正方法；在达于哲学之单纯性前，彼须先通过哲学之复杂性。人须先多言然后可静默。”二者作结之方式，何其相似。惟鲁迅之作为诗话也。

2.3正义　　

舍体制而外，则其所论之摩罗精神，以传统之话语断之，则曰“离经叛道”而已矣。其所标榜者为浪漫、反抗、自由三者，缺一则非摩罗也。拜伦作《该隐》以抗上帝，鲁迅执此精神、气魄，寻绎于本国历史，固未有也。民国诸人，持进化论最力，道家虽求自由，而欲归淳朴，与此相忤；儒家论诗，曰“思无邪”，而摩罗于邪乃倾力贯彻之者也；故儒道二家与摩罗无关。屈原浪漫，问上问下，以不反抗，故不自由。阮籍兴寄无端，所谓佯狂者也。李白干禄，行迹浪漫，而愁苦随之。吾人于本国诗人尚未有与摩罗相通者。

2.4广义

民国之人，最倡俗文学，而四大名著，其三皆成于众人之手，故其价值观必随顺于主流之意愿，故鼎立必归于一统，天罡地煞必被招安，孙猴必入佛门。若鼓吹鼎足，则有非议王化之罪；若梁山遍地，则有嘉美聚盗之嫌；若孙猴不服，则有蔑视天威之过。惟红楼为一异数，其难得者，在其悲剧性，而于摩罗，尚未得见。舍却文学，仅论其事迹，则游侠自由而不浪漫，刺客惟尽其工具理性，陈胜吴广辈之反抗纯为乎功利，标准之隐士，其自由仅系于一身，而未见推远也，皆去摩罗甚远。若于思想界求之，则后汉有仲长统“不仅叹世乱之愈酷，且复疑救乱之有道...殆无异于对专制政体与儒家治术同时作破产之宣告”，晚唐《无能子》“其毁弃君亲之言词，遂为空前未有放胆肆情之奇谤”，晚明黄宗羲“为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用萧公权语）此三子殆为思想上最具反抗精神者也，然惟《无能子》最具文学性，稍可谓之浪漫，其意亦拾老庄之余，故崇道家式之自由，惟所抗者仅为人间之君主，而摩罗所抗者乃上帝，故其境有不如也。若仲长氏，仅对儒政有反思，吾观其《乐志论》，其于自由浪漫之追求亦平平，黄氏更无与于此。故知于本国文明史中，自难寻出抗天志之人物。

然余偶一思之，上古创世之时，或有其人，则共工是也。《淮南子》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足以见其反抗精神也。共工为水神，其位为北，其季为冬，其色为黑，为阴间之象征，阮籍曰“共工宅玄冥”是也。古者观日之行，昏时坠于水下，故以之为地府，即共工所居也，而撒旦亦在地狱。鲁迅《故事新编<补天>》拟《尚书》之言曰：“呜呼，天降丧。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祐德，我师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我后亦殂落。呜呼，是实惟……”此为共工之民所言，又曰：“人心不古，康回实有豕心，觑天位，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实祐德，我师攻战无敌，殛康回于不周之山。”此为颛顼之民所言，康回者，共工也。余幼时稍读《尚书》，及览此二段辞，讶其乱真也，由是知鲁迅于共工之战亦用心矣。且今人考证“共工”即“鲧”之缓读，余少时常思，鲧纵治水不利，帝何必必殛之？余近来亦怪上帝，何必引汤汤之洪水于人间？为何诺亚可登舟，造舟之人不可登舟？故摩罗精神之运，必兆乎公平认知之起。鲧与共工，皆尧所流之四凶，名其恶也不至于撒旦，而其精神形似也，然则犹憾其不足也。再者，抗黄帝之刑天，即鲁迅《阿长与<山海经>》所谓“无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且‘执干戚而舞’之刑天”，陶渊明《咏史》：“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亦反抗之极也。此二者之精神，后世无继之者，故更无论所谓摩罗宗也。

3、流通分

鲁迅此作之诗论，其实未出兴发感动说之范围，不过更变其辞而已。其总论又有喻，言与其告人以冰之性状，不若直示人以冰，其实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隔与不隔之说稍胜之也。天下读《人间词话》者远多于天读《摩罗诗力说》者，一者以体制有异，二者在于所用之词采也。吾人知鲁迅于日本喜读《民报》，其受章太炎文风之熏染，故其辞藻常见佶屈，而《民报》刊于日本，仅赖留学生携数份归国以流通，读之者甚少也，载此文之《河南》亦在日本，故流通有限。再者，《词话》短而《诗说》长，《词话》重艺术而《诗说》重精神。鲁迅之文，所重者不在艺术手法，乃在精神、价值观之引介，欲开风气之先，欲以此赋文明古国以新命。奈何国人从未信上帝，从未赋天以若是人格，惟以之作“未知”之渊薮，故等撒旦如精怪神异之流，如何能嘉尚之？故摩罗宗自西欧立教，东传至斯拉夫而止矣。

吾读《诗说》之总论时，心潮亦曾为之澎湃，即读小传，则嫌其冗长，以多转述他人之说也。鲁迅曰：“《河南》之编辑脾气特怪，文愈长则价愈高，故《摩罗诗力说》生凑而成，近来必不为是矣”。鲁迅真一诚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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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文禾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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