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信》：麦家的叩问和故乡的云

牛妞

　　48年前，浙江富阳大源镇蒋家门口村。一个瘦弱的12岁少年一边擦着鼻子流出来的血，一边守在一个农户家门口。少年鼻青脸肿，那件不合身的旧衬衣也被扯破了，他听到门内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不由攥紧了拳头。里面的三个孩子都是少年的同学，他们又在放学的路上嘲笑他，骂他是“右派”的野种，全家不是好人，于是他们扭打在了一起。正当院里的同学和父母出门的时候，少年看到父亲急三火四地朝自己奔来，以为父亲是来替他撑腰的，于是激动地扑了上去，哭诉自己的委屈。没想到父亲二话不说，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狠狠扇了少年两个大耳光，把已经受伤的鼻梁都打歪了，鼻血顿时喷射般冲了出来，染红了整个前胸。这个动辄就动手打妻子儿子的父亲，甚至还举起跟手臂一样粗的竹抬扛，往少年身上砸去，幸好同学父母实在看不下去，及时拦阻，才没有造成少年重伤。

　　当年的少年，如今已是60岁的老人。这48年他经历了很多，那天后，他不再和父亲说话，5年后他离开了故乡。他考学，参军，写作，然后出书，出名，成功。但是，人生中不再有故乡。当他来到人生的甲子，他写下一本书，在书中，他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就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父子矛盾，刻画了父子二人自我救赎的心灵之旅。小说里写下了“我”与父亲之间的情感纠葛，记录了二人在身份漩涡中的挣扎。他没有写最终的团圆，相反他写了一场凝练且深刻的父子悲剧。当年的少年，就是今天的麦家，这本写在他60岁的书便是《人间信》。

　　《人间信》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麦家的半自传回忆录。只是这种回忆经过了文学之镜的折射，作者的父亲和小说中的父亲构成了非常鲜明的文学映射关系。《人间信》中的“我”和父亲关系极为紧张，而这个父亲则是一个让所有人失望的角色。在小说中，“我”的父亲蒋德贵相貌堂堂，聪明伶利，曾被家庭寄予了厚望。但他从小娇生惯养，是吃奶吃到七岁的“大奶嘴”，学业平平，是不学无术的“老童生”，虽有做漆匠的天赋，却因患哮喘最终一事无成。

　　更为可恶的是，他口无遮拦，游手好闲，特别没有男人应有的责任感。他是家中的独子，却是一个败家子。他丝毫不愿担当起做父亲的责任，将家中生计和照顾教育孩子的所有责任全部抛到脑后。他赌瘾极大，偌大的家业被他败光，全家都跟着受穷。他还偷“我”的压岁钱买墨镜，因为沉迷赌博而让两岁的“我”在街上迷路并差点丧命。与现实相对应的还有，小说中的这个父亲因为在日军中的劳工经历等原因，被扣上“日本佬”“黑五类”的帽子，至此家人都被周围人侮辱轻视。

　　这种文学映射的巅峰，与麦家少年时的经历最终重合。蒋德贵这个所谓“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承担起传统父亲对儿子的管教责任，是在儿子因自己的身份遭受欺凌而准备与他人以命相搏时，用武力阻止了儿子的行动，并且同样打了儿子。这次冲突成为了压垮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儿子揭发父亲、父子相残的悲剧，将家庭推向了深渊。

　　可以这样说，《人间信》像极了一个儿子对不称职父亲的狠狠叩问。这一切完全可以理解，而且非常正当。“未经他人苦，莫劝别人善”，那些动辄站在道德高地上，对年轻人指指点点，说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上没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最后劝年轻人主动与上一代和解的人，其实是最大的不道德，是最大的恶。麦家的第一次叩问，就是用一部半自传小说，叩问这种病态的孝道，他问出了无数原生家庭不幸人们心中共同的问题：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如此不负责任？

　　是的，我们可以说世间大部分的父母是爱孩子的，是非常负责任的，但我们不应去道德绑架那些曾经被原生家庭伤害极深的孩子们，去绑架那些本就不幸的孩子们。麦家在《人间信》中并未停止自己的叩问。在勇敢表达了对父亲的不满后，他开始了“第二重叩问”。小说中写，蒋德贵的内心也十分煎熬，他确实不负责任，但也对自己不能胜任“父亲”的职责而愧疚。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内心永远被痛苦占据，他既要忍受众人的冷眼、嘲笑和排挤，也深感有愧于家人的支持，无法回应家人的期许。他最终成为了生活的失败者，选择长期蛰伏在阴影中，通过赌博来逃避现实、挥霍生命。他出于愧疚默许了对一个失败“父亲”的一切惩罚，即便依照家规数钉子数得十指鲜血淋漓也坦然接受。

　　也就是说，麦家的“第二重叩问”是对无数原生家庭悲剧始作俑者进行的一次解剖。这种解剖并非是“和稀泥”，当“和事佬”。不是先说一个父亲很不负责，再去找他身上的好处，而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回望自身伤疤时应有的客观和理性。《人间信》的笔锋冰冷，麦家几乎用毫无温度的笔触剖析着蒋德贵的内心，仿佛一位医术高超的外科手术大夫，在无影灯下肢解一具毫无生机的尸体。是的，《人间信》不是来谈温情的，不是来“未经他人苦，偏劝别人善”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这“第二重叩问”更像是一种诘问和痛斥：永远不要用你内心也很痛苦，来开脱你伤害别人的事实。

　　面对伤害，我们不应轻易选择原谅，那是对自己生命最大的不负责任。《人间信》是麦家在寻找与他经历相似的同伴，一同在伤痕中求救赎。因为他们的命运是沉重的，沉重到无法用轻飘飘的原谅而获得圆满。麦家的“第三重叩问”正是对这种宿命的叩问，而这次叩问恰似一曲《故乡的云》。远方的游子，归来吧，你出走的时候内心满是伤痕，你的出走本身就是对命运的叩问：为什么上天要给我安排这样的父亲/母亲？而在小说中，这个叩问最终结束于父亲的不辞而别。故事结尾，蒋德贵抛妻弃子、东渡日本，在醉生梦死中度过了余生。他的离开带走了因“父亲”身份而导致的旧问题与旧矛盾，为儿子回归家庭创造了条件。

　　这是麦家的倔强，更是命运的叹息。《人间信》才不是道德先生推崇的“圣母文”，小说里并未出现他们希望看到的父子和解，抱头痛哭，冰释前嫌，皆大欢喜。对父亲责任的叩问，对人性复杂的叩问，对命运本身的叩问，最终构成了麦家小说真实的底色。麦家以写“谍战”“特情”“密码”题材成名，《解密》《暗算》《风声》等力作，让他被冠以“中国现代谍战小说之父”的称呼，他擅长刻画封闭环境下破译密码的特情人员，他心怀悲悯地推崇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带着读者重温一种遥远的英雄主义悲情。

　　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读和思索麦家所有的这些作品，甚至包括《人间信》之前被誉为麦家“转型之作”的《人生海海》。我们会发现文学理论中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便是文本创作者的创作，通常是一个人如何面对自身生命痛苦，并将这痛苦转化为写作动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另一面是，痛苦也会以同样深刻的方式塑造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对麦家而言，他因家庭成分问题，童年一直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父亲和故乡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噩梦。出走故乡之后，他的人生一直在童年与当下之间来回折返，就像他自己反复表达的：“我走不出童年”。

　　所以，我们看到麦家谍战小说系列中的天才英雄们，往往从“战场”归来后无法适应日常的生活节奏，最后变为疯子或以死亡告终。这实际上是以一种悲剧的底色，在叩问上苍：众生已尽力，何处是故乡？麦家这一路走来，写的很真、很重也很苦。他书写绝望中玄妙的转折、艰苦卓绝中不灭的信念，但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其实更渴望回去，回到童年和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这三十多年来，麦家虽然一直写谍战题材的小说，但其内核则是对心灵的关怀，表达个体生存的困境，孤独、人性、身份一直是其作品的主题，这些文学性的表达，其实大多都源自内心的创伤。

　　人生在世，命运无常，不如意者十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但“故乡的云”依然深深镌刻在麦家心底。在《暗算》“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中，在《解密》的江南水乡铜镇里，在《人间信》的老宅旧居里，在所有麦氏文学世界那些独具江浙风情的湖光山色间，麦家和他笔下的人物一直都在追寻精神的疗救、灵魂的救赎，努力回去并与伤痕累累的自己和解，在流逝的时间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这不是为了道德，而是为了自己。

　　43年前，那个已经和父亲决裂5年的少年迎来命运的转折。恢复高考后，他幸运地考中某军校无线电专业，那是一所培养军事情报人员的秘密院校，毕业后少年被分到某情报机构工作，他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故乡……

　　很多年后，他拿到了茅盾文学奖，他说：“二十多年前，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我走进了一个极其不寻常的地方，那是一座秘密的军营。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他们是人中精灵……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永远的秘密。”

　　又过去了6年，当年的少年已人到中年。他在成都经历了汶川地震，他回到故乡，父亲已经罹患老年痴呆症，谁也不认得了，即使面对着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家老二去哪儿了？”3年后，父亲走了，他陪伴了父亲的最后三年。因为老人一直认不出人，父子俩最终也未完成和解……

　　当然，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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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宝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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