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所从来、欲何所去、知所用力」——《秦汉史讲义》读书报告

今天吃肠粉

　　秦晖老师《秦汉史讲义》，在当年讲课视频文字稿的基础上，新增不少资料，不仅保持内容与时俱进，同时还对一些有争议的话题进行了回应。虽名「旧稿」，实为「新书」。一眼望去，是一部「断代史」的「朝代」之学；展卷细读，才知道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之作。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提出「重估中国古代文明」的口号，本书也可算是「重写中国古代史」的一种尝试——当然不仅仅是由于出土文献而「重写」。本书大到宏观解释、中西对比，小到文献溯源、文意解读，无远弗届，往来不穷。那些经常写「通论」「通史」的历史学家，不妨看看「断代史」该怎么写，或许也不无裨益。

　　目录

　　一、历史与现实

　　二、理论与实际

　　三、世道与心路

　　四、中国与日本

　　五、走进与走出

　　六、文字勘误

　　一、历史与现实


　　通常来说，人们一般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无论是个人的「未来」还是「国家」的未来，我们的选择可以影响到「未来」。但「历史」已经发生，应是确定无疑。秦老师在书中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历史的发展，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不确定的」。这真是史学大家的证道之言。

　　我们以为确定无疑的「历史」，其实并不确定。出现新的证据、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就会带来「新的」历史，从而改变我们的现有认知。历史一旦发生，就无法重现，我们只能依靠各种「证据」，对「历史」进行解释。「周原甲骨」发现前，强调殷周之变是大变化的「殷周制度论」，是很有影响力的看法；「周原甲骨」发现后，殷周文字相同，文化同源，「殷周制度论」就开始式微，我们的「历史认知」改变了。

　　这本《秦汉史讲义》，无意于以年代为坐标、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重温一遍「四姓家谱」的历史叙述。秦老师的野心，是要在史料的基础上，给出一整套「历史解释」。这一套新的解释，实际上就是在「重写中国古代史」。这些表面的人物和事件，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表面的朝代更迭之外，整个社会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形成了怎样的制度逻辑，影响此后两千年的历史演进？当时的诸子百家，面对社会巨变，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士与中国文化」，和制度之间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对各自又有怎样的改变？这些改变又如何影响了历史和现实？历史研究，史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与「认识」。这才是历史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史学不是「史料学」（回应傅斯年），历史是需要「解释」的。

　　秦汉间的大变化，整个社会从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小共同体，变成编户齐民、官僚科层化的帝制国家。这是当时最大的「现实」，也是此后最重要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形态上经历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到古典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再到自然经济的复归。宗法农民从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不仅为日后「编户齐民」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甚至自由民本身也可以沦落为一种商品而进入流通领域。最后随着东汉魏晋之际重新宗法化，古典商品经济也就衰落不见。

　　本书讲的是「秦制」的形成，笔到之处具是「秦制」的演变。政治上，皇帝身边的内外朝制度、「央地关系」纵向的建制与监察、地方上横向的分权与集权，在法家「不可以信任任何人」的制度逻辑下，得到完美解释。经济上，从「古典商品经济」为背景的「汉帝国」的兴起，到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唐帝国」的更替，不仅「汉唐」不能同日而语，「前后汉」也绝不相同。文化上，从西汉的「盐铁论战」到北宋的「王马党争」，看上去是「儒法之争」或是「法儒与道儒之争」，结果要么趋向于「国家垄断」，要么主张「权贵特权」，不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甚至与古儒的民本主张也越发背离。

　　「秦制」的形成，令人唏嘘。秦老师写到，「强秦是很可怕的，但并不是反过来讲，关东六国那样就会更好。」战国时代是一个比谁更狠、比谁「人权」更低的时代。「低人权」不仅在今天会导致「昂纳克寓言」的部分实现，在当年更是以降低所有国家的「人权」为收场的。当然，古代世界的「人权观念」跟今天不能同日而语，古代世界没有「世界警察」或是「国际社会」，发生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的「人道主义灾难」，也不会引来「国际干预」。但即便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以当时的观念看，这件事的震动也是相当大的。秦老师讲过，民主国家「绥靖政策」让人忧虑，其实「不民主国家」一样有绥靖政策。「秦亡」的教训值得吸取，国际秩序不断跌落、以致「六国覆灭」，同样值得反思。客观的说，当时各国都在搞「秦制」，只是秦国的「秦制」最狠、最彻底。面对「低人权」的比烂、比狠、比无底线，每一个人都「置身事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二、理论与实际

　　秦老师说自己对社会形态学说已经没有兴趣，但我觉得，有兴趣的读者是大有人在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说」，仍然是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标准答案。大部分读者高中毕业后，「封建社会」这个词成为他们理解历史的核心储备概念。他们可能对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兴趣不大，但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这个认知是刻在脑子里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认为秦老师已经讲清楚了，但读者意犹未尽，再多说几句也关系不大。

　　中国古籍当中的「封建」，指的是「封邦建国」的意思。武王克商后，将与周族有血缘关系的功臣，或是与周族结成政治联盟的他族，进行分封，建立一个个小的诸侯国。这些小的诸侯国，对外需要效忠周天子，对内按照同样的宗法原则层层分封。这套体制，就是中国古籍中「封建」的最初含义。

　　但是「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说」讲的「封建社会」，不是在「封邦建国」意义上，而是在「生产关系」角度上讲的社会性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简单讲，就是地主占有生产资料——土地，然后租给农民耕种。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也称为「租佃关系」。中国历史分期的核心问题，就是找到哪个时期「租佃关系」是当时主导的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了当时的社会性质、社会形态。

　　如果在「封邦建国」的意义上讲「封建社会」，那么秦汉以来，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了，有人说秦汉以来进入了「郡县社会」，其实就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专制社会。如果在「生产关系」的角度讲「封建社会」，那就要考察土地所有制和租佃生产关系。

　　西周到春秋这一段，土地所有制，既不是国有，也不是私有，而是属于小共同体的共耕制。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制是产权制度，产权和领土是两个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领土」概念，具有政治上的宣示意义，并不能说当时存在所有制意义上的土地国有制，并不代表周天子可以在统治范围内自由运用所有的土地资源并产生经济利益。

　　春秋末年，一个明显证据，《论语》中孔子见到的一些人，都在「耦耕」，无论对「耦耕」怎么解释，应该是一种集体协作的耕作方式。简单说，当时生产力低下，一个人脱离小共同体，是很难活下去的。

　　在春秋战国之际，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铁制农具开始广泛使用。小共同体开始瓦解，有的成为自耕农，有的成为佃农，有的成为私属奴婢。从逻辑上讲，如果都是「贵族」，还没有「新兴地主阶级」，就不会有「租佃关系」。西周可能很少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租佃关系」，但肯定存「地租」。无论「贵族」或是「小共同体」的土地，也都不是免费耕种的，也有一定的「贡赋」需要缴纳，而这些「贡赋」，其实就是「实物地租」。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主张「西周封建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同样会产生其他问题。因为农地耕种，要么是自己耕种，也就是自耕农；要么耕种他人的土地，无论是耕种私人地主、宗法贵族、还是国家的土地，土地都会产生「地租」，私人土地有租金（实物或货币），贵族土地有贡赋，国家土地有税收，土地资源都会产生回报。换句话说，主张「西周封建论」，如果着眼于租佃关系的经济实质，一个理论上的后果，就是「封建社会」无处不在。

　　租佃制本质是资源获取回报。这种租赁性质的生产关系，放在农业领域，就是地主、佃户，放在商业领域，就是业主、商户；如果这种资源不是土地这种固定资产，而是人力资本，那么将自己出租给公司，就可以领取工资，将自己出租给军队，就可以获得军饷。经济学上将这种供给不变而需求可变的资源获得的收入称为租（rent）。租金基础上的租赁关系，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当中，如果认为租佃制就是「封建社会」，那么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今天都还在「封建社会」当中。这种用是否存在某种生产关系，或是存在某种经济体系的组织要素，来决定社会性质、社会形态，本质上就是不合适的。

　　过去经常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土地过分集中于地主，导致农民没饭吃的矛盾。但「陈胜吴广起义」根本不是反抗地主地租太高了，而是直接反抗国家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历史上的民变大多如此。经常还会出现农民投奔地主，地主带领农民一起反抗国家的现象。

　　1840年以前的中国，如果认定是「封建社会」，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这个概念造成的混乱和困惑，恐怕比它能解释的现象更多。如果有「租佃关系」就是封建社会，为什么今天不是「封建社会」？如果魏晋是「封建社会」，按照演进说，秦汉就是「奴隶社会」，秦汉虽然有不少私属奴婢，但罗马的「奴隶社会」是以大量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为基础的，和秦汉时的「编户齐民」又根本不同。这个概念无论怎么用，都会相形见绌。本质上，基于欧洲经验概括出的「演进说」，不是必然规律，也很难适配中国的历史经验。

　　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热衷于此，海外汉学也屡有新篇。从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到谷川道雄，唐宋变革论、中世共同体，都颇有影响。与「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说」不同，日本学者有「上古、中世、近世」的三分法。秦老师认为：日本学者过分强调了「中世」的特性，忽视了中国「上古」（主要是秦汉）到「近世」的连续性。他们认为「唐宋变革」实现了从「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变，但关键问题是：这个平民是「近世」的公民，还是秦制下的「编户齐民」？如果是前者，为什么「秦汉」不是「近世」？如果是后者，为什么宋明不是「上古」？秦老师这段话，是非常有力的回应。简单讲，如果宋明以来就是「近世」，这个「近世」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个人权利高涨的「现代文明」相差太远，显得不那么「近」，而与秦汉并没有那么「远」。如果宋明以来的「近世」，跟「现代文明」差不多，那么其实中国人在秦汉就差不多已经「现代化」了，而违反常识。所以，宋明以来的「近世」说，大概是不能成立的。

　　三、世道与心路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发生绝大的变化。宗法社会开始解体，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当时的知识人做出了他们的回应，于是有了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1840年以来，中国再一次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冲击、内外交困，当时的知识人，何以从「引西救儒」到「兴法反儒」，成为一大关键。中国历史上前后两头的制度变化与思想应对，就是所谓的「世道与心路」吧。

　　社会史是理解思想史的一把钥匙。如果社会史是实证的，在此基础上的思想史也就是实证的。中国两千年的大传统是「儒表法里」，或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2003年《传统十论》时，秦老师尚未论及「儒道」的对立，这次《讲义》， 已经增补了战国末年楚国内部抗秦、亲秦两派斗争的例子，就有「儒道」对立的背景。这样，把诸子百家放在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可以给各家政治思想更准确的定位，避免各家用同样的「能指」带来的含混不清。

　　秦老师讲，「后世儒家由此发展出一套仁政学说，就是讲权责理应对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这是一种伦理秩序」。秦老师看待儒家的「仁政」，是从社会史、小共同体权责对应的视角。如果检视早期文献，如《论语》《墨子》《孟子》，孔子提出了「仁」，但并没有「仁政」的概念。孟子的「仁政」更多是对墨子的回应，或者说是对战国时期现实政治的回应。战国中期，各国混战，老百姓已经水深火热，孔子时代，寄希望于儒者教学传经、个人修养、层层影响、慢慢改变，到战国中期已经很不现实，必须马上行动，有所改变，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仁政」。孟子对普通人的悲惨境遇有深切同情，他说要「解民倒悬」，这种对「颠连无告」的伟大同情，与孔子不太一样。孔子有温柔余裕之气，无壮怀激烈之象。这个跟春秋末期，各国交战还不激烈有直接关系。从小共同体权责对应、社会史与思想史互证的角度推出「仁政」，和以「不忍仁之心」、立刻「解民倒悬」的角度推出「仁政」，是不同的思考途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视角的观察，可以看到更多的历史细节。

　　秦老师在书中引述了徐复观的看法：殊不知先秦各家思想，除法家本为统治阶级立言以外，最先向专制政治投降者即系道家。我觉得徐复观的这个表达，似乎还可以更准确。法家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商鞅、韩非，都是贵族之后。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也就是姓「公孙」，这个姓表明他是国君之后。韩非，韩国人，司马迁说他是「韩之诸公子」，这两人都是妥妥的「二代」或者「三代」，当属无疑。如果我们看《商君书》或是《韩非子》，他们这本书就是写给统治者个人看的，有「秘籍」的性质，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说他们为「统治阶级立言」似乎是不合适的，除非这个统治阶级只有国君一个人。他们就是为统治者一人服务的。

　　以前有种说法，商鞅变法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其实只要看一下《商君书》就知道，商鞅认为只有两种人有用，要么当农民给国家生产粮食（不是给地主），要么给国家当兵上战场打仗（不是给贵族），其他都是「蠹虫」。商鞅甚至主张，老人和妇女儿童都要上战场，成为「三军」之一。怎么看都不像是「地主阶级」代言人，怎么看都像是「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尤其是「大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如果真的有实证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而非「五种社会形态演进」意义上的），秦国、秦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奴隶社会」的时期。严刑峻法，滥用民力，二世而亡。秦以后的所有朝代，即便是「百代皆行秦政法」，也要反思秦为什么短命，表面上的价值观，还是要批评秦朝的，而歌颂秦朝的，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肉德奥福康菲登斯？

　　毕竟二十一世纪了，现代国家既要保证国民的自由，也要提供一定的福利。秦制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国内有一位据说是奥派学者古原，他讲「秦晖是中国首恶」，为什么呢？因为秦晖提出「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这里我不想评价古原，不过按照古原的逻辑，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的秦始皇岂不成了「中国首善」？这真是国内奥派了不起的见解。奥派竟然和法家合流了，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的「通三统」了。「子路颂秦王」还不够，还可以「西学东渐」，挟洋自重。

　　四、中国与日本

　　1908年，章太炎东京讲学，其时有所谓「八人小班」，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周氏兄弟等人名列弟子籍。太炎所讲，多集中在「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范围，后有《国故论衡》一书传世。至于「经学」，康有为「孔子改制」的今文经学，固难以成立；章太炎「崇荀扬秦」的古文经学，离古儒实在更远。

　　1915年，《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登场。秦老师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是新文化运动名人如陈独秀等，自己的兴趣，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因此接纳了日本式的自由主义，追求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革。今天的一幕，也颇为相似。当下中国流行的女性主义，不是波伏娃的《第二性》（1998，中国书籍出版社），而是上野千鹤子的《厌女》（2015，上海三联书店）。与百年前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一样，同样是英美影响更小、日本影响更大，同样对大共同体失语、对小共同体反抗。这种横跨百年的遥相呼应，尤其值得深思。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深刻改变1840年以来中国走出「秦制」的历史进程。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1972年，中日建交，言归于好。中国放弃对日主张战争赔款。1978年，日本开始对华援助，2018年，日本结束对华援助。40年间，所有国家对华援助的总金额，日本排第一。「前非」已改，但未「痛改」，日本右翼势力时有抬头，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但尚未伤害在日华人。中国政府免去日本战争赔款，但民间怨恨实未和解。反日仇日情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安反日，爆头日系车主，残害本国同胞。2020年新冠大疫，来势之猛，传播之速，缺医少药没物资，太多的生离死别，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一年的中国人真难啊！当看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日本援华物资时，不少人难掩心中澎湃，不知今夕何夕。时至今年6月，苏州校车案，胡友平女士挺身而出，与其说是为了保护日本儿童，毋宁说是守护良知。仅仅三个月后，日本10岁男童航平在深圳遇刺身亡，朝野震惊。第二天，中国宣布取消日本海产品进口限令。为了安抚日本民众，我们连核辐射都可以不在乎了，也算是王者风范。中日间的恩恩怨怨，仇恨教育终非长久之道。还是小平同志看的更远：中日关系，要面向未来。

　　2024年末，秦老师踵武前贤，即将在「东京私塾」授课。一百年来，中国的两位大学者先后在东京讲学，亦是相映成趣。第一次授课目录（12月），有《美国两党政治》《俄乌战争》《中日关系》，所思所想，无论广度与深度，已今非昔比。《国故论衡》，尚可谓「教学传经」、「守先待后」；「东京私塾」，已是「放眼世界、继往开来」了。

　　五、走进与走出

　　在《余论》中，秦老师提出「追所从来、欲何所去与知所用力」，这是全书「文眼」所在。「追索从来」是「走进」，「欲何所去」是「走出」，「知所用力」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数十万言，所思所想，远近皆在秦制。世道人心，真知灼见，情怀溢于纸上。但是当下的普遍感觉，是「无力」感。「走进」与「走出」之际，「用力」与「无力」之间，每个人有不同的思考，也有不同的答案。孔子周游列国，也颇感「无力」，先哲尚且如此，今人也不必太焦虑。对个人来说，「尽力」就好。当越来越多的人有共识、「知所用力」的时候，社会就会形成「合力」。1978年以来，许多人的「用力」，不止一次形成「合力」，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肯定与推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农业税的废除，统一法律考试制度的建立，以及最近的，严格防疫政策的结束等等，都是民间与官方互动、形成「合力」的结果。

　　个人对历史有责任，但也不过沧海一粟，既不可妄自菲薄，也无需压力山大。努力改善自身境遇，关心社会公正，多传播「正能量」（比如对本文点赞、关注加转发），星星之火，先点亮自己、支持作者。O(∩_∩)O

　　六、文字勘误

　　本书在视频文字稿基础上新增、改定而成，难免有一些繁简字转换错误、印刷错误，将发现的一些问题列举如下：

1. P44，「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鲁迅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7页。「于」当为「于」，原文不误。小于wū菟，小老虎。对于既不熟悉鲁迅旧诗，也不熟悉繁简字转换的读者，「小于菟」恐怕要略费思量。这当然是文本编辑时繁简字转换的问题。

2. P48，「按马克思、滕尼斯、梅恩等人的看法，前近代传统社会与近代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共同体』本位的，后者则把个人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或者说是从『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变」。——「梅恩」应是提出「从身份到契约」概念的《古代法》的作者Henry James Sumner Maine，中文通常译为「梅因」，当是视频文稿转写之误。

3. P69，《国语·周语上》「料民于太原」。——《国语》（四部丛刊景明嘉靖翻宋本）、《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料民于大原」。《史记·周本纪》全取《国语》此段文字，但作「料民于太原」。今本《竹书纪年》（四部丛刊景明天一阁本）宣王四十年，作「料民于太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大原」条，引《国语》作「料民于大原」，引《纪年》作「料民于太原」，「大原」「太原」当各有所本。顾氏此条非定文字之是非，其辅之以《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意在说明此「大原」乃在周王王畿附近，非山西太原也。此处如引《国语》，似当作「大原」。

4. P156，「如果你随了老百姓的愿望」， 「随」字似是「遂」字之误。

5. P252，「我们不访将视野扩大」，「访」当是「妨」字之误。（柏林文学公号，作者「一群吃货」指出）

6. P291，「因为文章太野乎，不够高雅」，「乎」字误衍。

7. P294，P359，「没有置下产业」「不置产业」，当是「没有治下产业」「不治产业」之误。（《史记·孝武本纪》）

8. P168，「我们经常讲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是指西周时代的情景，是没有大一统的一种状态」。这句话，按我的理解，应当作「是没有帝制的一种状态」。P383原文：「大共同体本位或者秦制，与小共同体或者周制的区别，并不等于『统一』与『分裂』之别。崇周仇秦的古儒也是主张『春秋大一统』之制的，他们从来没有把战国乱世看成是他们认为的理想的周制。只是他们追求的是贵族制的大一统，并非皇权-官僚制的大一统；是『王道』的大一统，并非『霸道』的大一统；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大一统，并非『以受宠奴才治理无宠奴才』的大一统」。「因此版图统一并不等于秦制，而分裂状态也不等于周制」。前者举的例子就是西周，后者举的例子是曹魏。西周是统一的，但没有帝制。

9. P378，「秦献公时期下令『止从死』，废除了可能源自殷商、西周内地未见，但是自西周到战国秦人一直就有的巨墓大陵殉人之制。」——2022年发掘的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周初甲字形诸侯级墓葬M90，有分三层排列有序的殉人38具，整座墓葬殉人43具。这有可能说明西周初年，西周腹地似乎已经沾染殉人的习气，但随后并未继承下来，而西陲秦国却留存更多，其中原因尚待探究。最后两条书中表达似有可商之处，未敢自专，忝列文末，仅略献疑于师友。

　　字数7206，转自唐三，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302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