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绕、琐碎和牵绊的中国式人情

丑土妹

　　这本书之前尝试看过两次。在中文系的时候为考试翻过一遍，什么都不记得。去年同学推荐，尝试看了几页，实在是看不下去。没想到最近经历了一些事情，忽然就能读出这本书的好了，从头到尾都感觉笔力很深，观察很有穿透力，看完竟觉得这是一本心服口服地让我觉得值得世界级地位的中国作品。之前看过的中国作家，感觉莫言写得太历史政治，王安忆的《长恨歌》太地方性，余华《兄弟》太先锋普世，贾平凹《浮躁》《带灯》地方而政治，阎连科《受活》、莫言《酒国》太历史隐喻，竟都不像是写“中国”的。但《一句顶一万句》看完，真真切切地让我感到作者抓住了某种非常中国的东西。

　　当年看不进去的地方其实也正是现在看得进去的地方，说白了就一个字，绕。两个字，琐碎。我从小长在人际关系简单的小家庭，父母不善也不喜世故，所以每每觉得弯弯绕很烦，总向往一种简单明了的相处模式。小时候也因此不太喜欢和许多女生一起玩，觉得她们心思太细，不够明快爽朗，相处起来累而无大趣味。Starobinski解读卢梭追求一种透明和直接，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一切“面具的敌人”感兴趣，我的喜好也差不多。

　　刘震云这书里描写的恰恰是另一种非常中国式的人情关系。不少人说这书是中国式的“百年孤独”，全篇确实也写孤独，写我最不喜欢的人际关系模式之一，就是人和人不能沟通。但和西方的荒诞又不同，人和人不能根本沟通，但又互相联系，搞在一起。既不能真正贴心，也不能真正疏远，贴心的人有时发现是疏远的人，明明没啥关系的人又能慢慢走到一起，大家都在日子和环境里相互牵扯。中国人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纯粹的东西。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不谈“爱”，过日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闷，但互相也分不开。找不到说话的人，找到了也不一定能真正说得痛快，对一个陌生人可以敞开心扉，但和陌生人终归也是不亲的。大概就是这样既不是纯粹的无依无靠，也没有深刻痛快的直达灵魂深处的交流。

　　中国人的交流模式也大抵如书中所描述，如刘震云几番强调的那样，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每件事背后都还有许多件事。一句话至少有两种说法，有人捡好的一面，有人捡不好的一面。一件简单的事背后总有复杂的情况，看似是在对A生气，其实是对B的不满，但根本上是C的不是。人情世态就是一张“密密织”的网，每个人都牵绊其中。人与人的信任的建立，既偶然，又脆弱，利益、面子、道义都舍不去，还要再加上表面的弯弯绕，交朋友容易，断交也容易。做一件事，表面是为啥，背后不一定是为啥。找人寻一个主意，表面是寻主意，背后缺的可能不是主意，而是其他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都绕着呢。当年饱受妻子出轨之苦的牛爱国，最终不也明白了，要去找相好章楚红吗？刘震云的写法也像缠线团一样，最常用的句式便是，blablabla，不是blablabla，而是blablabla，但blablabla，也不是blablabla……又幽深又曲折，这中间的褶皱就是中国人的日子吧。就像剥洋葱一样，每一件事情剥开有一个原委，下面还有原委的原委，原委的原委的原委……有人看到第二层原委，有人能看到第三层原委。看得透原委，也不一定办得好事情。阴差阳错，弯弯绕绕，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说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大概也因为这本小说明写中国人情，但又暗含着西方式的哲学追问。中国人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只图个“我往哪儿去”，日子“不是往前过，而是往后过”，但其实一出延津、一回延津，恰恰是在寻根、寻找自我、寻找记忆。频繁的地理、职业乃至姓名的变动，指向的也是对identity的追问。从一开始的喊丧，到最后曹青娥的去世，也是对生死问题的另一种追问。从吴摩西到牛爱国，横跨了七十年，中国社会大变动，但根植于文化的人与人的交流模式不变，用曹青娥的回忆视角衔接两部分，在曹青娥临死之际又用百惠使曹青娥和牛爱国的交流模式复杂化，感染力很强，余音袅袅，回味无穷。

　　小说处处围绕着“说话”写。不论是喊丧、喷空、讲话、聊天，还是听戏、手谈、看想，都绕不开语言和交流的主题。交流就像弹球，不管是自己和自己交流，还是自己和别人交流，总是没有顺的，都是一路不断地反弹。这种模糊性一直保留到了小说后半，牛爱国和章楚红的感情，看似纯粹，又因李智的病不纯粹，因章楚红私奔的提议纯粹，因牛爱国的利益衡量不纯粹，最终他们似乎是说得上话的人，但这说得上话又和日常生活的担子分不开干系：不养家的时候自然说得上话，养家了说的就都是日子了。读到这里不禁一叹。自小不经世故的我，看完这本书，竟仿佛明白了许多生活的道理。刘震云写的生活，就像展开一张揉皱的糖纸给你看，褶皱纵横，抚平一条，又多出另一条来；永远没有办法干脆透明地到达真相。交杂的沟沟壑壑，大概就是生活的真相的一种吧。

字数：1640
原作者：差点没头的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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