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记

千早爱音

　　先说一下读罢此书后的切近感受。

　　本书虽属史学著作，却非局限于史学。诚如作者所言“我在史学研究上是一个多元论者”。首先，政治史与文化史交互为用。政治史的处理对象主要是权力结构及其实际运作，文化史涉及所研究时代的种种观念和理想，并把它们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作观察。其次，《绪说》“可以说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考察了理学的起源与形成，并对理学作了政治文化的解读。再有，下篇专题研究，史学与心理分析交互为用，从中国已有的心理观察出发，又借用现代心理学理论对高宗、孝宗、光宗均作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史学的分析。我不以驳杂，反得以开眼界、开思路。

　　以政治文化为主体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不同于往者多以哲学思想阐发朱熹的价值世界，此乃作者之匠心独运，亦是对历史有深切了解的史家方可做出来的大论述。任何具有开创性的事业都会遭遇误解、不解甚至批评。作者关于现代儒学对传统儒学与历史脉络的两度“脱离”说，以及关于“内圣外王”的论述引起了一些讨论。在这些问题上，我认同作者这一著作的史学分析：

　　（一）回归“事境”、“语境”，作者遵循了中国的史学传统。

　　（二）将宋明理学中有关“天道性命”的形而上部分（道体）从儒学整体脉络中“抽离”出来，从理学或道学中抽离出来，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不以的手段。这也是儒学的现代宿命。我的问题是，哲学研究是否可以将一人物之生活背景、一时代之政治文化背景纳入进来作全面考察？

　　（三）传统儒学充满生活的智慧，尤其强调于百姓日用、洒扫应对中实践“德性”为“德行”；也充满对现实的关怀，“内圣外王”是其基本预设，由“正心诚意”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是其“整体规划”。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儒学的空间可以说多留存于知识、思想领域，已悄然隐退到历史幕后，这是令人叹惋的。而如何发掘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资源并赋予其现代意义是现代哲学家，甚至知识人的应负之责。

　　再梳理下本书的内容结构。

　　书的全名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本著是关于有宋一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综合研究，焦距集中在以宋代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和以改革为基本取向的政治动态。包括三个互相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部分：

　　上篇《绪说》概说儒学整体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交涉。1.北宋儒学分为两阶段：（一）宋初古文运动，柳开、孙复、石介、欧阳修等承接韩愈“道统”以“排斥佛老，匡救政治之弊害”，“因文见道”，“说经”在于“推明致道”。（二）北宋中期，王安石为进行改革运动而发展了“内圣”和“外王”互相支援的儒学系统，作《三经新义》、《易义》把经学推上了“义理”阶段，“致君行道”由议论转为政治实践。这是王安石的重要贡献。到南宋发展出宋代儒学的第三阶段，以程朱陆为代表的新儒学——道学或理学。三阶段之间贯穿着一条主线——儒家要求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2.北宋佛教僧徒与士大夫交游密切，佛教的儒学化与僧徒的士大夫化互为表里。佛教解说《中庸》的内圣含义开创一特殊的“谈辩境域”，此要求道学家重建儒家“道德性命”以取代禅宗在“内圣”领域的独尊地位。3. “治统”相应“道统”而生，治统的合法性依附于道统。4. 道学与政术是一体之两面。“道”与“治”必须合一。5.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君道”思想都含有消减君主绝对权威的政治意义。

　　上篇第一至七章，通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形态。由古文运动倡导者提出的“三代”论开启宋代“回向三代”的序章。宋“以文立国”，“士”享有其他朝代不可比拟的政治地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谓高度概括了宋代“士”的政治主体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具体形态表现为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王安石与神宗的千年遇合是“同治天下”的具体实践，然也不可复制的理想范式。少年神宗第一个提出“国是”，表达他对“同治天下”以回向三代的美好愿望，由王安石和神宗发动的熙宁变法使“国是”法度化。“国是”相当于现代专制体制中所谓“最高国策”，“国是”由宰相与皇帝商定，宰相与皇帝对“国是”负责，“国是”变则宰相易人，并有损皇权威严。“国是”固然在王安石的变法时代有利于其政策的推行，然而在其后的朝代里却成为权相“劫制士大夫不齐之口”的武器。宋代党争就是以宰相为首的执政党持“国是”之名打击反对派。朱熹时代的党争跨越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朱熹本人及其道学都是风暴中心，三次反道学运动使道学扩大为一切与朱熹气类相近的士大夫的政治概念。反道学运动以禁伪学为号召，其实关系学术思想争议者少，职业官僚的真正目的是阻止朱熹及其同类道学型士大夫进入权力核心。

　　下篇第八至第十二章，专论朱熹时代理学集团与权利世界的关系。就理学家个体而言，“内圣”或“外王”，不免偏于一面。将理学纳入儒学系统考虑，它“鞭辟向里”，讲求“内圣”之学，是理学家的特殊立场；在推动“外王”事业时，他们回到一般儒家的立场，其精神是向外发舒的。由“内圣”转出“外王”是他们面对的新课题，《大学》这一经典文献则被发现在“内圣”与“外王”之间提供了一往一来的双规通道。朱熹的时代在承继“回向三代”、“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上而言可谓“后王安石时代”，而对《大学》八条目的发掘、破“皇极”为“大中”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朱熹解“皇极”为人君当以身作则，正心修身以立大中至正之标准，这也多出了一层“内圣”的曲折。南宋理学家“得君行道”的独特方式表现在“登对”、“轮对”活动，但由于官僚集团有预谋的一系列的打击，理学家往往难以施展其道。在孝宗一朝，理学家重建秩序的理想与皇帝的“恢复”冲动相契合，孝宗晚年在摆脱高宗的约束后将自己的改革构想赋予落实，表现为两部署：任用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相，擢用理学型士大夫；三部曲：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内禅。两套行动呈现相反态势，一是欲积极作为，一是放权。这里作者运用心理分析论证此源于孝宗深刻的内心冲突：孝宗三十年“动心忍性”，度过了“心理延展期”突破心理危机建立了最后的认同——恢复之志，而高宗退位后仍参事不少，以至于孝宗在高宗去世后有“为家老子误我不少”的不合礼的言辞。他对高宗既敬又畏，既感恩又有怨气。所以他将恢复之志寄托于光宗，而去为高宗守三年之丧，以自己的苦行来安顿内心冲突。然而，孝宗与光宗这对父子的关系就如孟子所说的“责善则离”，光宗并未承父之志。

　　作者在回应评论之文时引用韩愈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说明“钩玄提要”始终是他的最高指导原则，而作者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于“殊相”的考证以建构宋代政治史、文化史上若干被忽视而相当重要的“共相”。这可以看做是作者对哲学与史学之分疏的理解，也是对写作旨与归的自我辩白。因个体化的读书关怀，我显然犯了“钩玄提要”、“抽离”的错误（在我言为错误），我对于“共相”分析、思想文化、心理分析等的兴趣较之于对“殊相”的考证、对史料的旁征博引的兴趣为大。读书中有时觉得问题与结论都很清楚了，作者还在用一条条的史料来拉长战线。这是我的浅陋。“钩玄提要”符合我的口味，有利于我把握问题脉络并发现问题，而缺乏真材实料的填充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此书使我认识了一个完整的朱熹、一个完整的士大夫群体。而就个案言，我不认为对朱熹或其他士大夫的认识已经完善，关于个人性格、生活和人生经历等因本书要旨的要求限制固然不适合一一挖掘，而我认为，这些部分是认识一个人不可阙如的，或靠文学来诠释，或与史学、心理学等交相为用。

2580个汉字，原作者：方塘，链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314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