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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局存在中枢意义上的南北之争吗? ——读《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是林文仁教授的硕士论文，整书内容并不复杂，主要以辛酉政变、南北派系、甲申易枢这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线索，讲述了“辛酉政变”后，军机处的汉族官僚之间分裂为南北两派，两方势力此消彼长。但晚清政局似乎并不简单是满汉之间、南北派之间的派系斗争，背后深藏着上位者间的权谋，譬如慈禧太后“倒恭用醇”的用心……这些内容在晚清政治舞台上都占据重要分量，以往对于晚清政争研究多关注满汉矛盾或地方督抚的权力斗争，而本书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深入探讨他们在南北之争中的角色，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2025年1月，该书再版，有幸拜读，受益良多。
一、研究动机 林文仁教授认为派系斗争一般较容易出现在内外交困之际，嘉庆道光年间清廷中央控制力虽已式微，但尚能维持基本局面。进入咸丰年间，国家政局不稳，汉士派系之争再起，举例同为汉士大夫的山西寿阳祁寯藻排挤有军功的汉员曾国藩，致其“不得其志七八年也”[①]。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封北士多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为汉士大夫间的南北之争创造了机会。林文仁教授以辛酉政变为起点，一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为讨论时段，通过对作为决策中心的军机处的权臣研究来阐述“南党”“北党”的真实面目以及晚清政局情势。
二、研究材料 基本史料包括官书、档案、史料辑；年谱、日记；私家笔记、文集。当然，还有中英文的专著、论文和工具书等参考文献。作者挖掘了大量未充分利用的档案和文献，特别是军机处档案和汉大臣的私人信件，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三、研究结论 同光时期的南北派系之争缘于内忧外患之大环境，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汉士大夫集团地位因现实需要而上升。然历代以来，汉士相沿成习的地域成见、政治理想差异或人情来往都将汉士大夫推向 “党同伐异”，逐渐形成派系，加之上位者的有心运用，斗争更不可避免。辛酉政变以恭亲王奕为首的阵营在南士的支持下获胜而结束，北士被作为肃清的对象，势力受到打击。政变成功后，为了清廷中央权力的制衡，北士们在慈禧的操纵与利用之下再次被扶植起来，主要体现在军机处的人事兴替中。军机处一般设有六大臣，四满两汉。辛酉政变次年，江苏江阴曹毓瑛、河南河内李棠阶入枢，形成军机汉员南北各一的格局。然而在直隶高阳李鸿藻丁忧之际，江苏吴江沈桂芬竟召南士王文韶入枢，加剧了南北派系间的斗争，使其进入白热化阶段。24年间，从南北之争局势的浮现到瓦解，本书以天津教案、沈桂芬简黔抚案、崇厚使俄案、云南报销案，将同光年间一些重大的人事兴替、派系斗争串联起来，严谨而又生动地刻画出南北两派在原有的势力版图上的消长变化，同时也牵引出“倒恭用醇”的这一场政治阴谋。林文仁教授熟读史料、洞察人心之能力无不让人钦服。
四、基本框架 全书除了绪论与结论外，主题内容分为五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将南北派系的产生、发展与瓦解做了分段剖析，具体如下： 第一章《辛酉政变与南北派系的浮现》，作者认为辛酉之事乃南北派系格局论之起点，所以从两个方面来介绍辛酉政变如何影响历史走向，一为辛酉政变的基本因素，二为南北士人在政变中的角色。 第二章《李、沈入枢与南北派系的发展（1865——1867）》，以南北核心领袖由过渡到确立及其间得几场政治纠纷为主要内容，尤其着重论述恭王与李鸿藻无法亲近得初因，相对于此，沈桂芬的个人特质及识见能力，更加大了天平两端的落差。 第三章《南北之争的白热化（1870——1878）》，主要讲述沈、李二人成为汉士大夫在决策核心的代表，久居其位，政见对立逐渐明显，其背后的南北派系由幕后逐渐呈现到幕前，斗争进入以具体政策差异展开权力对抗的阶段。 第四章《派系对立的再升高（1879——1882）》以著名的“崇厚使俄案”“云南报销案”为观察点，来回顾南北派系对立情势的扩大。光绪三年（1878年），李鸿藻丁忧，军机汉员大臣的位子空了出来，原应是北士汉员入枢，没想到沈桂芬召王文韶进军机，为了和沈桂芬为首的南派抗衡，清流党的势力被慈禧默许做大，所以才有了“崇厚使俄案”。屋漏偏逢连夜雨，光绪六年，也就是崇厚案后不到半年，沈桂芬与世长辞，王文韶成为北士和清流的靶心，“云南报销案”随之而出。可以说1879——1882年这段时间，南派几乎处于被动地位，北派则以近于在野之利，“不断为攻讦行动加温”。 第五章《南北派系格局的瓦解（1882——1884）》以中法战争的和战决策为主线，引出主战主和决策过程与内部政治斗争互为表里。林文仁教授认为慈禧有心运用清流，任凭其势力在南北之争中做大。清流与李鸿藻为首的北士关系密切， 他们都对于一主求和的恭王一派嗤之以鼻，所以倾向主战。然而，中法越战情势并不乐观，盛昱一纸奏折将朝局颠覆，倒恭用醇的目的最终达到。“利用北派，放纵‘清流’大张言路，以行搏击之实，也不过视在位者运用之妙而已。”林文仁教授认为慈禧支持清流和北派的主战也是为了倒恭用醇。全篇采用半文言的叙事形式，语言简练，主旨和观点明确。林文仁教授为文，浑然天成。五个章节将1861-1884得晚清政局梳理清晰，南北派之间的斗争过程也讲得精彩而不失逻辑，选取史料不失真实性的同时还极具趣味性，十分佩服林文仁教授洞察史实的能力和文笔！几乎每个章节结尾都有林文仁先生自己的总结性见解或说感叹。其中，于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对宝廷结局的解读以及对甲申易枢的感叹。
五、宝廷结局与甲申易枢引发的思考 宝廷，隶满洲镶蓝旗，是郑亲王齐尔哈朗的八世孙。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和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同列“翰林四谏”，是“清流”要角。光绪八年，1882年，“云南报销案”和法越事宜仍甚嚣尘上，宝廷奉旨典试福建。返程途中，纳妓买妾，因同妓女一条船，消息走漏，被人弹劾。宝廷也不是第一次买妓为妾了，同治十二年，宝廷到浙江乡试监考也曾买妾北归，为保密，让其先行坐船至通州会合，“不料一去人船俱杳，宝廷就吃了哑巴亏”[②]。所以这次，宝廷不令分道而行，虽抱得美人归，消息却走漏了。 李鸿藻在其出发福建前就曾好生叮嘱：“谂其好色，谆勖自爱”[③]，宝廷回李：“竹坡必载美归矣”[④]。心直口快、坦诚得不像我印象中的清朝人。“东窗事发”后，宝廷认为与其由人整肃，不如自劾，于是上奏：“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屡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⑤]。自劾行为直接让慈禧和南派傻眼了。光绪九年正月，宝廷正式被革职，从此闲散宗室，贫匮以终。宝廷个性洒脱，面对京朝热议，甚至作诗回应：“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峨眉不爱官。”[⑥]此外，他还有两句著名诗作“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衩皆祸水。”[⑦] 这些诗句让宝廷这个尘封在书本上历史人物活了过来，不仅凸显其潇洒豁达之态度，似乎还隐有深意，而不可明言。彼时的清流与北派势力如日中天，很多人对宝廷的自毁前程感到不解，但两年之后军机罢尽、清流溃散，才恍然大悟，自污之举原是先见之明。如何看待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就是一场上位者的政治博弈，此后慈禧扶植一些更易于操纵的官员，这导致官场更为腐败，贿赂公行，府邸戏曲音乐不绝，士风糜烂，而慈禧则贪婪地独享着权力带来这种掌控感和优越感！甲申易枢可以说是辛酉政变后的权力再分配问题，辛酉政变的成果并没有结束权力格局的盘整和争夺。以恭亲王为首的南派扳倒了以肃顺为核心领导的北士势力，并逐渐占据上风。直到1865年，直隶高阳李鸿藻和江苏吴江沈桂芬入枢，南北派系相互博弈的局面最终确立。党同伐异的激烈，让上位者有了更多的利用空间。在李鸿藻丁忧期间，王文韶的入局，让慈禧利用南北派之间的嫌隙，放任清流攻击北派，最终达到南北两派瓦解，以汉族士大夫为权力中心的恭亲王倒台。书中评判北派和清流沦为慈禧倒恭路线的工具而不自知。慈禧并不是一个不懂朝政的笨女人，怎会不知中法之间的实力差距以及当时中国国内外环境下，中法不宜发生冲突的道理。她任由清流炒作，如果恭亲王不积极主战就让清流弹劾，逼其隐退。主战的清流与北派安排到边境担责，若有败绩就革职清理干净，手段之高明，可见一斑。甲申易枢后南北之争就此消失了吗？并没有。 甲午之后，翁同龢和李鸿藻重返军机，翁同龢因未受及多大影响，一直积极在朝廷活动，拥有了很多人脉和门生。单凭李鸿藻一人之力难以与其抗衡，于是李鸿藻密结荣禄和与南派对立的李鸿章之北洋派，最终又走向了戊戌之悲剧。这是后话，也是本书的姊妹篇——《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的部分内容。总之，汉族士大夫在清廷朝政的气数几尽，之后回到了重用亲贵的老路。
六、晚清政局真的存在中枢意义上的南北之争吗? 2024年6月22日，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开展了“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学术工作坊的活动。张晓川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了题为《光绪初年枢译情形与甲申易枢》的报告。他指出，光绪初年没有政局尤其是中枢意义上的南北之争。他认为李鸿藻和王文韶关系不错，本无攻去王文韶之意，更非南北对立派系首领。入总署之后，王文韶兢兢业业，为沈桂芬分担不少。当时的总署统领洋务事业，洋务又分为自强洋务和交涉洋务，其中交涉又分日常交涉和大案交涉。王文韶在内的总署大臣基本上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日常交涉上，大案交涉只能磕磕绊绊勉强办妥，自强则完全无暇顾及，而不自强又只能每次大案都面临被军事威胁。因为这个原因，沈、王被冠以“敷衍”“应付”。同时，光绪五六年，由于洋务知识的积累和伊犁、琉球等案的刺激，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黄体芳等人，从传统议题的一般清议中脱胎换骨而出，成为光绪初年独特的“清流派”。 他们上以李鸿藻为人事上的奥援，又以条陈上疏促进自强事业。张佩纶认为一支强大的舰队虽然未必能做到制胜，但起码可以不败，御敌于国门之外，再缓图其他，因此将海军事视为当日最重要之务。他寄希望于李鸿章，尽管李鸿章实际上和清流派在大多数外事甚至人事上的意见都不一致。正因为张佩纶重视自强洋务，尤重海军，陷于日常交涉泥潭的王文韶根本无暇或没有意愿推进此事，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张等人必要攻去王文韶，罪名为“敷衍”“应付之法”；另一方面，光绪初年，恭王年岁增大逐渐消极，枢垣常受到弹劾且有处分。王文韶在八年因云南报销案，被清流派攻去，反而致使枢译更加显得缺人。八到九年，恭王结石尿血还瞎吃药，几乎不测，长期不入对，病好后也无甚斗志，宝鋆请假亦多。军机处靠李鸿藻和翁同龢撑着，总署经常只有排序品级最低的陈兰彬、周家楣和吴廷芬。在中法越南争端愈加紧急情况下，枢译却呈现出这般景象。慈禧在光绪初年对于军机处已心生不满，伊犁案时启用惇、醇王和翁、潘，即是先兆。甲申易枢其实更多是枢译不力、战事不利而水道渠成的事情，不能过分夸大盛昱一折的戏剧性效果以及慈禧专权和恭醇矛盾的权谋猜测。晚清政局中的“南北之争”是否具有中枢层面的政治意义，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首先我们要明确何为“南北之争”，其本质是林文仁教授书中常提到的“党同伐异”。历代政争的成因逃不过地域因素，北朝至唐初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对抗、唐中叶的“牛李党争”、北宋初期的庆历党争及中期的“熙宁党争”、南宋绍兴前期的和战之议，下至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地域因素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宋代以后，地域因素的主线由原来的东西对抗转为南北竞争，[⑧]这种南北分野并非孤立现象，而是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文化话语权重构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延续性。林文仁教授书中所涉及的南北之争展现的是并非仅是地域差异导致的斗争，或是来自不同地域处于权力中心的核心人员的抱团行为。他还强调处于权力顶端的核心人物之间存在思想及认识等差异而导致的派别明显界限。本著作主要以军机处汉大臣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参与政局影响时局的行为和事件揭示权力斗争的激烈。在书中，他提前在绪论中说明道：“同光之际所谓之‘南北之争’，绝非后人归纳史事所径造之新词，而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政治现象。尤其，此时所谓南党北党云云，已非过往历朝一种较抽象之概念，易言之，这不只是一种文化或价值观差异所带来的历史成见。因此，本书的写作动机，与论析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和政治认知关系者的用心不同。” 张晓川教授对书中所提及“南北之争”之内涵或须更深入究之，以明其经纬。李鸿藻与王文韶之关系如何，我们先得理清李鸿藻与沈桂芬之关系。帝师出身的李鸿藻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荣禄向来亲近，而沈桂芬与荣禄交恶是公认之史实，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有详细记载。左宗棠的幕客——翰林吴观礼，喜以词章隐喻朝中大佬，曾在诗中以“育南士”的用词点出沈桂芬培养南派人马之用心。李、沈同效军机，因为政见、权力、地域等长期龃龉，关系对立毫不意外。沈桂芬作为王文韶的良师益友，关系公私皆最为亲密，“自沈发告假，王几乎逐日探视，日记中每日见沈之病情如何，具有记录”，在沈桂芬去世不到半小时，王文韶便闻讯赶来，为其后事操劳。[⑨]那李、王背后是否有各自的关系网络，进而形成派系对立呢？我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论是沈、荣之争中李鸿藻的表现，还是李鸿藻丁忧期间王文韶的入枢，都指向政争派系的客观存在。被认为是李鸿藻门下的“清流”如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邓承修等人对南派主要人物也常封奏攻讦。当然，二者关系既存在政治立场的对立，亦有基于士大夫传统伦理的复杂互动。沈桂芬曾为李鸿藻之父撰写墓志铭，称其“理学传家，足为士范”[⑩]，显示对北方理学传统的尊重。1879年“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事件中，沈桂芬默许李鸿藻门生张之洞上疏弹劾，借清流舆论迫使朝廷改派曾纪泽重谈判，体现南北派系在特定议题上的合作。林文仁教授书中所讲“对立”是指政治立场或理想相左，并非指私人关系，私人关系的往来并不能佐证派系斗争的不存在。 最后，按照张晓川教授“甲申易枢其实更多是枢译不力、战事不利而水道渠成的事情”的行文逻辑，似乎甲申易枢没必要罢免全部军机，且从后设的视角看，后来上任的军机大臣如张之万、额勒和布等人亦难以胜任，甚有无能之辈，反而更像是慈禧专权和恭醇矛盾加剧的结果。针对甲申易枢究竟是不是权谋的产物，学界也做了诸多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兼职教孙祥吉认为“甲申易枢事件并非偶然发生的，而是清朝统治阶级上层长期以来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结果。慈禧对奕集团的势力澎涨，久怀不满，早在同治帝在位时，就曾经两次出现过罢黜奕职务的风波。只是由于时机未成熟，无人可取而代之，奕才得以保全。同治帝以天花病故后，慈禧又公然违背祖制，成功地确立了奕譞之子载湉为皇帝继承人，接着又是慈安太后的“暴亡”，所有这些深宫内部扑朔迷离、凶狠残酷的斗争，愈来愈使奕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11]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认为“这次她借北宁战败、众口悠悠之机，下决心开除奕一切差使，确实有点像再次发动政变，顺利地把军机大政转移到自己手里。为了避免过于露骨，她把其他军机大臣也搭了进去，让他们成了牺牲品。”[12]“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太后为了打击恭亲王奕䜣，更换军机处人员，利用战争失利，发动‘甲申易枢’这场政变。”[13] “辛酉政变之后历经20多年的慈禧太后和奕的政争以甲申易枢为标志宣告结束。这场政争以慈禧太后、奕和奕譞三股势力的争斗为主线，夹杂枢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慈禧太后的胜利告终。”[14]可以看到，多位学者文中用词都明确传达出对甲申易枢缘于权争这一观点的认同。最后，《却将谈笑洗苍凉: 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一书中，篇名为《邯郸一枕笑匆匆：“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明确指出甲申易枢是权谋的产物[15]，作者姜鸣更是将其形容为慈禧为巩固个人权力而发动的政治清洗。当然，回顾晚清政局，不难发现其政治上难解的结构性困境：个人权欲与国运的冲突。慈禧的权谋手段虽短期内稳固了统治，却牺牲了国家改革与抗敌的机遇。《却将谈笑洗苍凉》若以“谈笑”比喻权谋的轻巧与历史的苍凉，或许意在揭示：权谋斗争虽能左右一时政局，却无法扭转历史大势。甲申易枢的“笑匆匆”，正是晚清在权力游戏中走向衰亡的缩影。
七、结语 汉大臣是满族统治者为了实现统治而迫不得已运用的一批人，他们往往需要依赖一些权贵的帮助才能获得登上权力舞台的机会。晚清政局给了汉士大夫一个这样的舞台，然而，汉大臣的宦海沉浮预示了斗争的结局。晚清汉人士大夫集团的南北派系分化，本质是经济（小农经济对抗工商业）、思想（理学正统对抗经世西学）与政治（中央集权对抗地方崛起）三重矛盾的地域投射。尽管派系界限因利益交织而存在一定模糊性，比如“清流”张之洞投身洋务、李鸿章和张佩纶的特殊关系等，但南北分野作为一条隐线，深刻影响了晚清政治走向，甚至为辛亥革命的南北对峙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一、论文[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34, 4(2).[2]孙祥吉.甲申易枢与中法战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01.[3]沈渭滨.慈禧在中法战争中的作为[J]. 探索与争鸣,2007,11.[4]徐燕、胡雁.论“甲申易枢”后的奕主政[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08.[5]朱晓博.清流派与甲申政潮[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 36(05). 二、文集[1]吴相湘.《晚清宫廷实记》[M].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2]郭则縕.《十朝诗乘》[M].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影印本.[3]黄濬.《花随人圣庵遮忆全编》[M]. 许晏骈、苏同炳合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4]王伯恭.《蜷庐随笔》[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 三、著作[1]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 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M].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记》，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第4—5页。[②] 黄濬著，许晏骈、苏同炳合编：《花随人圣庵遮忆全编》，第205页。[③] 郭则縕：《十朝诗乘》第四册，卷二十一，第2125页。[④] 郭则縕：《十朝诗乘》第四册，卷二十一，第2126页。[⑤] 黄濬著，许晏骈、苏同炳合编：《花随人圣庵遮忆全编》，第206页。[⑥] 黄濬著，许晏骈、苏同炳合编：《花随人圣庵遮忆全编》，第205页。[⑦] 郭则縕：《十朝诗乘》第四册，卷二十一，第2127页。[⑧]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⑨] 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49页。[⑩]王伯恭：《诰封光禄大夫追赠大学士谥文勤李公墓志铭》，《蜷庐随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1] 孙祥吉：《甲申易枢与中法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01期，第89-90页。[12] 沈渭滨:《慈禧在中法战争中的作为》，《探索与争鸣》2007年11期，第21页。[13] 徐燕、胡雁：《论“甲申易枢”后的奕主政》，《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08期，第29页。[14] 朱晓博：《清流派与甲申政潮》，《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36卷05期 ，第18页。[15] 姜鸣：《邯郸一枕笑匆匆：“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却将谈笑洗苍凉: 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 字数：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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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7 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