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笔记

江海鸿牛

　　门阀士族：首先关于士族，本书中所谈到的士族有三类，第一类侨姓士族，永嘉之乱后随司马皇族南迁的北方世族，他们是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也是本书所谓的门阀士族，琅琊王氏、谯郡桓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第二类本土士族，他们并没有在东晋政治中发挥太大作用，但是司马睿建立东晋也需要得到这些士族的支持，他们可以不要政治权力，但是经济上的权力不容侵犯；第三类次等士族，包括北府武将、旧族门户之晚渡者以及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类本土士族也可归为此类，即次等士族分为侨姓次等和本土次等，代表人物郗鉴、刘裕。区分门阀士族和（侨姓）次等士族的标准也据九品中正而来，一般来说，一些在魏晋连续几代多人被评为上品，并因而担任高级官员的家族才能称为门阀士族，没有获得上品的士族即为次等士族，这也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次等士族历代为官掌握权力后能否成长为门阀士族，刘裕取代桓玄之后会不会有“刘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答案是不能，因为在东晋时，士族格局已经趋于稳定，门第之间同样也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在东晋前期门阀势力正当强盛之际，郗鉴哪怕再有功勋和能力都无法进入东晋政治高层。其次关于州郡，为何东晋会有青州、兖州？侨州，南迁后出于北方大族利益计，亦出于政治与经济需要计，乃置侨州郡县，北方州郡沦陷后，在南方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他处（正统、收复、管理），而无实地，安定之后实行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

　　定义与特点：东晋门阀最大的特点就算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它不再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是以皇权政治的变态出现。不同于历史上的权臣专权，在皇帝与权臣这对组合中，以前的臣子是不敢侵犯皇权的，皇权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权臣侵犯的只是皇帝个人，借皇权以令天下，权臣专权专的是皇权，这是对皇权的窃取而非否定，比如东汉末年的曹操，从势力上来说，他比王导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没有分割皇权本身，他只是把将皇权为己所用，在名义上，曹操的地位肯定是低于汉献帝的，而东晋的门阀政治中，皇权被门阀士族分割去了一半，甚至更多，此时皇权小于等于门阀士族权，王导这样的士族和司马皇族是平起平坐的地位。

　　纵观东晋史，门阀政治下可以暂时允许某一家门阀势力稍强，可以是王与马共天下，也可以是桓与马共天下，或者庾与马、谢与马都可以，只要这项制度还在，那么其他门阀大家也有崛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本身的势力并没有受到侵犯，他们会对这家稍强的门阀起制约作用，比如庾氏对王氏，谢氏对桓氏，但是有两个情况是不可以的，第一“没有马”，就是要废皇帝自立，这是不能允许的，皇权只能属于有司马家皇室血统的人，尽管皇权本身没多大权力，但名分很重要，其他人都不行，无论是王敦还是桓温当他们想要夺皇权时，其他门阀大家都奋起而反抗，因为一旦某家门阀士族与皇权完全结合，门阀政治也就到头了，结合后的皇权重回至高地位，其他门阀大家再无发展可能；第二种情况是“马与王、马与桓...”在那句话中，王在前，马在后，这已经说明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独特性，门阀主导，皇帝只是傀儡，如果皇帝想要从门阀士族夺权，抑制门阀发展，这也是不能允许的，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势必会做出一些伸张皇权的努力，比如用近臣、外戚、纵使等抑制士族专权，但是门阀士族就会放弃内斗，转而群起而反皇帝，比如王敦第一次起兵建康，许多门阀是欢迎的，因为王敦是以“清君侧”的名义实则是在保护门阀士族的特殊地位，再比如庾亮与王导联手对抗皇权的攻击，也是如此，东晋门阀政治是一种门阀主导、皇权旁落的政治，这与历史上其他朝都不一样，与之相对的是皇权政治，在此政治下，其他权力可能会起到制约皇权的作用，比如相权，但不可能平行于皇权，更不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

　　产生的原因：首先门阀政治肯定是和曹魏实行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有关，这促使门阀大家掌控政治实权，本书所描述的是这种独特的门阀政治如何兴起：从八王之乱开始，八王之乱的最终赢家司马越本身不具备皇室近亲的名分，所以需要王衍这样的名士支撑自己的统治，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因为这其实是马与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真正的门阀政治起于司马睿和王导，司马睿不同于司马越之处，首先他的皇室血脉更为疏远，其次他没有势力，司马越的统治是靠自己打下来的，他和王衍是互相利用，互帮互助的关系，而司马睿除了皇族血脉之外，没有任何优势，他能在江东立足完全是靠王导，东晋朝的建立是靠王导的能力以及司马睿的血脉，王导是主导力量，这就奠定了整个东晋皇权不振的形势，其次另一个原因是士族掌兵，王导的弟弟王敦掌兵，两兄弟一文一武，一内一外，彼此呼应，而皇帝本身是没有兵的，他只能靠北方来的流民兵以及其他门阀的势力来抑制独大的那家门阀，但皇帝与流民并互相猜忌，并不是亲信势力掌控，所以皇权本身可依赖的兵几乎没有。我认为士族掌兵这个因素更为重要，兵权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延续的原因：其次，因此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主弱臣强的局势能够维持上百年？按理说臣子强势就会有野心篡位，为什么东晋延续了这么久，最重要的原因是门阀间相互制约相互平衡，此外还有南北民族矛盾。作者在后论中总结的三条延续的原因：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即士族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有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因为门阀间的相互制约，有影响力的士族和丧失权威的皇统同时存在成为可能。首先关于门阀间相互制约，第二章中谈到的郗鉴的作用，他握有兵权，但是出身只是次等门第背景，因此无法参与到东晋政治的核心层，于是专心经营京口，努力缓和上游陶侃、庾亮与中枢王导的矛盾，平衡各大士族的对抗；其次是第三章谈到的庾亮王导联手对抗来自东晋政治内门阀之外的攻击，就是门阀士族自身对门阀政治的稳固，比如皇权想要联合宗室、礼法旧门抑制门阀时，郗鉴是维持门阀间内部的平衡，减缓内部的冲突，而门阀士族维护皇权与门阀士族间的平衡，抵御来自外部主要是皇权的冲击，他们放下内斗一致对外，当然也因为他们有绝对的势力，才能够在与皇权的斗争中屡次获胜。但是假如失败，比如淝水之战后孝武帝有宗室司马道子联手，谢安迫于压力放弃斗争，这对于门阀政治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也像作者所谈的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谢安在淝水之战后理应达到权势的顶峰，为什么他会毫不反抗？没有搜到相关论文，但搜到一个说法：谢安不反抗的原因是当时东晋的其他门阀都不再支持他继续执政，因为首先他们怕出现第二个王敦和桓温，其次谢安在执政期间不断排挤其他门阀，但没有史料支撑，按这种推测来说，此时门阀士族在面对皇权的进攻时没能团结一致对外，这才让门阀政治走向了末路。在此之后权力主要矛盾由皇权与门阀士族的矛盾转变为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虽然桓玄时期出现了回光返照的现象，但长此以往，门阀士族就会被排除出政治核心。第二种原因是因为有来自北方民族的威胁，东晋内部必须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不能给外族趁虚而入的机会，所以受到民族矛盾的制约，门阀之间的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终结的原因：从延续的原因倒推，首先是谢安对皇权的不反抗使得权力的天平开始倒向皇权，再加上淝水之战后，司马皇室开始改变皇权不振的局面，第二条条件开始动摇，此外，此时门阀士族相继没落，专政的门阀士族太原王氏手中也无兵权，也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第一个必要条件也就逐渐不存在了，门阀政治就走向了末路，严格意义上从太原王氏开始就已经不算真正的门阀政治，而是开始回归皇权政治。这其中，关于兵权，原先被士族掌控的流民兵，比如刘牢之的北府军此时已经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与次等门阀刘裕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最终葬送了门阀政治；关于人才，门阀士族到后期却掌握实权的人才，尽管他们重门第兼重人才而不重嫡嗣，但一个家族内的人才毕竟有限，门阀士族势力的减弱，以及皇权的渐兴，颠覆了东晋门阀政治主弱臣强的格局，最终由掌握实权的次等门第与皇权结合，使皇权回归至高无上的地位，使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再无翻身之日，当然为了获取士族的支持，他们也会给予士族相应的经济和文化上的权力，但不足以影响政治。

　　最后谈点关于北伐，按理说北伐在东晋这样一个抗胡王朝中天然具有正义性，但北伐被一些士族用以争权的工具，不仅东晋，南宋也是如此，比如权臣韩侂胄的北伐，我要说的是南北统一战争，书中第241页说到：“由于中国历史具有统一的传统，凡是统治北方的势力，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暂时现象，都不自安于南北分裂状态，都企图南进以求统一。反过来南方政权也大体如此。”我补充一个不一样的观点，为什么中国的统一战争除了朱元璋外，基本都是北方统一南方而不是南方统一北方，这也许和南方政权究竟是否有意统一相关，葛剑雄老师在《统一与分裂》这本书中谈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有利于统一，当经济重心南移后，建立在南方的偏安朝廷，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合二为一，他们占据着江浙地区，不愁吃不愁穿，干嘛还要费劲去统一战乱不断的北方？而对于北方而言，他们羡慕南方的经济，想要尽快占有南方，所以从统一的决心上来说，北方有着比南方政权更为坚决的统一信心，其次一个大一统王朝假如把都城建立在北方，首先它会沟通南北交通促进运输，其次会用心经营都城周围的边防，抵御少数民族的进攻，所以有利于维护统一，所以明朝朱棣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当土木堡之变后群臣商议要南迁，于谦自主对抗，一旦都城迁到南京，那就只能和南宋一样，从统治者来说就丧失了坚持北伐的决心，所以书中谈到桓温在收复洛阳后想把都城迁到洛阳，当然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争权夺势，但是假如桓温真的有意统一，迁都后用心地经营洛阳边防，也许是有统一北方的可能。

字数:  3972
原作者：书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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