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周密考证，高屋建瓴

江海鸿牛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的代表作。本书用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对东晋时期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关系演变做了深入的探索。

　　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从东晋的来由说起。西晋的八王之乱发展到永嘉之乱，基本上成了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对峙。司马越与正统的惠帝血缘疏远，所以需要依靠门阀大族提升力量。他选择了琅琊王氏的王衍，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初始形态。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司马越和王衍派琅琊王司马睿和琅琊王氏的王导到江左发展。司马睿年纪轻，根基浅，即使在即位成为晋元帝之后，依然需要依靠王导的力量，这就奠定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即使在中后期琅琊王氏失势之后，东晋政坛依然由其他的门阀大族如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把持。

　　东晋的政局能够保持稳定，主要依靠雄踞上游的门阀士族与据守建康的门阀士族之间的均势。早期的郗鉴驻守京口，起到控制三吴，抵御海寇，拱卫京师的作用，并且对门阀大族之间的矛盾起到平衡作用，避免东晋陷入内乱。后来的庾亮出镇荆州，并使庾氏的势力范围连成一片，形成了上游对下游建康的军事优势。永和年间，桓温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借北伐之机清除朝中异己，最后实现了对所有方镇军事权的控制，甚至威胁到了司马家的皇权。这些都与上下游实力的平衡或失衡有关。

　　在桓温与朝廷的角力过程中，谢氏获得了发展，并在淝水之战中达到了权力和威望的顶峰。然而，淝水之战的胜利使谢氏的代表人物谢安功高不赏，也为谢氏带来了安全隐患。谢氏凋零之后，太原王氏成为最高门阀。但是，太原王氏的两系分别成为后党和相党，卷入主相之争。此时的门阀士族已经不再具有制约皇权的实力，而成为皇权的附庸，这也标志着门阀政治走向了终场。

　　此时的皇帝是孝武帝，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孝武帝有伸张皇权的愿望，但是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是乱臣，司马政权无力实现皇权复兴的历史任务，而只能由下层士族，出身北府兵的刘裕来完成。

　　北府兵最早由郗鉴创立，主要成分是北方流民，主要作用是维持门阀政治的平衡。在淝水之战时，谢氏领导下的北府兵是东晋一方战场上的主力。后来，谢氏旧部刘牢之等人成为统帅，此时的北府兵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但是政治上目标不明确，在朝廷和士族之间朝秦暮楚，东倒西歪。直到刘裕重新组织北府兵，击败桓温之子桓玄，并最终代晋为宋。

　　在田先生的梳理下，这段发展过程脉络非常完整和清晰。在《后论》中，田先生对门阀政治做了精辟的总结：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但是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这本书，既有细节的周密考证，又有高屋建瓴的大历史观。读下来酣畅淋漓，击节称叹。不过，阅读门槛还是有的，好在我之前读过刘勃的《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世说俗谈》，算是有点儿基础，没被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绕晕。

字数:  1400
原作者：里托·贝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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