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nebejoy 于 2025-9-1 18:11 编辑
就理性行政而言，立足于社会分化的汉官僚帝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分化的行政领域，其对于效率的追求反映到选官制度上就是理性化的倾向与效率的追求，其通过实践也证明了察举制相对于之前的选官制度在选贤任能上具有重大的进步。但是，以孝行天下的汉帝国注定不是完全按照理性化的理念选官，其只能代表其中一部分。儒家所提倡的以德取人，崇尚选官人格化以及对人整体人格的追求降低了选官制度理性化的效度，这为后面士林崛起后，选官制度日趋“以名取人”埋下了隐患。
相比察举制，后来的科举考试取消了举荐环节，采取考试的方式并与学校培训相结合使得人的能力可以量化不再简单依赖于对人格的估量，这种规范化、程序化、非人格化的特征是察举制难以比较的。
统治阶级具有身份上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行政系统需要理性与效率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利益集团需要对权益进行巩固与维护，由此在选官层面产生了一种促进社会流动性与抑制社会流动性的张力。在选官制度上，察举制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各权益集团的利益，帝国存在着一些“非正规”渠道，而后者以及察举制自身的不足使得统治阶级积累着特权因素，最终逐渐形成了特权阶层，其对于官位的垄断抑制了阶层流动。这在察举制上所体现出来就是“以名取人”以及“以族取人”的倾向。
但是，官僚集团日益特权化与贵族化毕竟难免会对皇权利益产生争夺乃至于侵蚀，因此尽管皇权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与其进行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抑制其过度膨胀的倾向。但是这种抑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皇权势力大小，因此阎步克老师将选官制度看作是皇权势力的一把衡量尺。在南朝，察举制度经历了“马鞍形”的发展，后期复兴的同时却因士族权势的强大而似乎走到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平衡”，而北朝皇权的强大与士族的衰落对于察举制向科举制的发展则贡献了相当的力量。而科举制似乎也汲取了先前选官制度的教训，采取“投牒自进”的方式促进阶层了流动，同时取消了举荐环节，消弭举主与被举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发展。但是中央集权是否就是进步与对的，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帝国自身的成分。
在这一因素的阐述中，阎老师仍然立足于官僚身份的二重性，如果前一个对于官僚身份的二重性是立足于功能来说，那么这里主要着眼于官僚的个体身份而言。汉帝国时代汲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在选官层面，将知识群体纳入其范围。从察举制科目设置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文吏与儒生二者并进的局势（按照法家基于社会分化的思想，儒生只有从事与其相关的文化事业），后来随着汉代中后期儒学神道化并由此引发王莽变法使得西汉灭亡，后汉统治者则崇尚吏治，在选官层面对吏能较为重视。但从西汉以来儒生的发展并没有使得其因此而渐趋衰落，从长时间来看，其与文吏合流最终形成了士大夫阶层并在曹魏时期正式得到制度上的确认。这一阶层的日趋贵族化，逐渐超出官僚政治所能承受的范围，而其对选官制度的影响就体现到了“以名/族取人”这一层面上。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政治的发展、对于官僚体制的正常运作与皇权利益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皇权只要有了一定的复兴就会通过对察举制的改良对其进行有意识的抑制。但士族在南朝时期毕竟积累了深厚的基础，在察举制度之下仍然能够阻止社会阶层的流动，其与皇权最终达成一个难以突破的平衡。但察举制最终能够走向科举制，其原因则在于北朝强大的皇权拥有足够的能力驾驭士族使之最终回到官僚政治的正常轨道，而科举制以自由投考的方式打破了士族垄断。
但仅采用文辞等方式是否就能够选拔到符合官僚帝国行政需要的官员的确使得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也是古人往往对察举制更为灵活化的选拔方式的推崇与赞美的原因所在。作者认为，察举制中“以能取人”的方式固有其优点，但其成本过大时难以实现，以知识选拔的官员在读写能力方面有显著的优越性，所考察的文辞中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上的理念与经验教训，且在任官期间辅之以考课等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文试的不足。因此，科举制虽然是察举制演变而来的产物，但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能够优于察举制。相比于察举制，科举制更能适应官僚帝国的需要与取向。
| 
发表于 2025-9-1 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