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笔记总结

江海鸿牛

　　田余庆老师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认为门阀政治严格意义上只存在与江左的东晋时期，其他时期存在门阀士族但并不代表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是琅琊王氏与晋琅玡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奠定东晋皇业和琅琊王氏家族在江东的根基，从而开启“王与马，共天下”的百年门阀政治格局。

　　那为什么是从东晋时开启呢？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体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八王之乱之前，宗族力量以及其他一起社会力量都在皇权控制之下，即时出现皇权旁落，也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否定。在八王之乱中，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最后对决，最终东海王越取得最终胜利。在对决中，双方都勾结胡人以为助力，其中支持成都王颖的匈奴刘渊、羯人石勒发动永嘉之乱，歼灭晋军主力，杀晋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十万余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在建邺的司马睿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琊王导，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甚至超越与皇权。（司马越、王衍组合，掌握实权的时司马越；而司马睿和王道，王导却起主导作用。司马睿为一般宗室成员，既无威望也无实力，而王导家族势力和影响已极大，所以在南渡问题上司马睿只有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司马睿以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国土”，因此皇权极弱；而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现象，士族拥有大量流民和部曲。晋元帝曾实行给客制度和发僮客为兵，都被士族视为不可再的弊政，并引发王敦叛乱。

　　在东晋百年，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以及太原王氏，先后你方唱罢我登场，进行中激烈而又暗涌的角力，书中都有详细阐述。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郗鉴以及流民帅在东晋的作用。

　　东晋之初，有大量流民以及流民帅抵御北方胡族，比如赫赫有名的祖逖。他们是东晋唯一可用的兵力，但是朝廷又不能完全信赖，通常拒绝他们过江，并且大部分流民帅最后结局都是被消灭。

　　郗鉴也是流民帅之一，他为晋明帝擎划用流民帅以灭王敦获得极大成功，遂跻身江左门阀政治之中。他既支持东晋，也没有党同其他士族与琅琊王氏为敌，并折冲与士族诸门户之中，以求政局之稳定。（从而也有了东床快婿之说）江左政局相对稳定，无内战七十年，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极大的。

　　郗鉴有此能力，与他具有京口并经营京口有极大关系。后京口成为东晋南朝系健康安危的重镇。郗鉴在京口的军事力量就是北府兵的前身，谢玄重建后在淝水之战中发挥最大作用，后又解决了桓玄问题。

　　田余庆老师在书中阐述了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认为它具有统一战争以及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十六国各个民族政权，其统治者特别是其创业人物，往往有较强的汉化倾向，但整个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所以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还不可能，一定是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苻坚之败就在于民族矛盾还未消弭，所以侵略战争性质大于统一战争。到最后，民族大融合大体完成，南北政权民族对抗性质淡化，隋灭陈之战也就完全是统一战争了。然而这种民族融合、这种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都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到太原王氏，它所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统治的过渡一步，是门阀政治的终场。门阀政治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但太原王氏始终依附与司马氏皇权或相权而发展，而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另一条件是士族专兵，王氏并无无兵权在握；北府重镇落到了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刘牢之之手。（这与士族几代发展，已无优秀人才能掌握朝政也有关）最终太原王氏覆灭，虽出现桓玄的兴废，但这已是回光返照，最终被刘裕击败，百年门阀政治结束，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恢复了常态。士族虽保有社会政治影响，但已无实权。

　　东晋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中的一部分，而那段分裂时间，民族融合、胡族汉化或汉族胡化，南北朝思潮、曲折反复中涌入统一大潮，浩浩荡荡，以无数人民的血汗和苦难，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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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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