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个人奋斗VS历史进程

江海鸿牛

　　汉五年刘邦击楚,诸侯约而不至。 张良曰：“楚兵且破，〔韩〕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人情如此）

　　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王衍于西晋末年宫廷倾轧中（通过政治婚姻）既结后党，又结太子，两边观望，期与不败。

　　中原已乱，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洛阳）（外可建霸业，内可匡帝室），足以为三窟矣。”（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令王衍没想到的是，日后他设想的霸业却实现于“三窟”之外、扬州江南部分的王导，可以说人算不如天算，时局复杂，其中之人常常并不能完全认清）

　　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 （二者很早就发生联系了，而非过江后；对人的投资）

　　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王导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亦无法统凭据。（权力的名义来自上级，实质则来源于下级的支持）

　　陈敏被江东士族推举出来保障他们家族利益的，但陈敏过江后既排斥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又与想拉拢自己的司马越抗衡，结果被他们联合消灭。

　　司马睿固然需要南渡士族的支持，南渡士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这同样是政治条件使然。后来司马睿和王导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许下过江，而过江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

　　王敦第一次叛乱，得到了士族的普遍支持，这说明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是不容皇权侵犯的。

　　（不要把利益从关键支持者手上拿开，损害谁的利益谁都不乐意，并且他们有能力反抗；一个大的事件中，大家都有自己的诉求，也在寻求诉求的满足，这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便导致了当时的局面，合力的方向可能就是所谓的趋势；要尊重趋势，顺应趋势；另，打击时注意打击的范围，量力而行；人都处在一定条件之中，有个词叫形格势禁， 即使皇帝侵犯了世家大族的利益，他们也会搞或支持叛乱（王敦、桓玄事）

　　一些故事性的描述未必可信，但其中所反映的人物关系、地位以及心理，可能是近实的。

　　门阀士族互相牵制；南北民族矛盾；流民帅（担心被朝廷夺兵）与朝廷（既不得不用流民帅，又对他们深有疑虑）的矛盾；次等士族与门阀士族的矛盾；

　　郗鉴自不愿置其所统部曲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本人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频繁地往还于合肥、建康之间。（流民帅如此、世家大族如此、皇权也如此，想要扮演角色，就要有实力支持）

　　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物，而重在持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的以生存。

　　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但同时或稍后、虞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闿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兵；桓彝则兴兵于宣城。温峤则更不顾制书所禁，早在苏峻济江之前一月，即咸和三年(328)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以江北流民盟主地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周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郗鉴与起兵叛乱的祖约、苏峻身份地位相似、与其他诸公身份背景的差异，决定了其反应的不同）

　　在“清言”的背后，存在着与名士风流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其残酷性丝毫不亚于其他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王昶曾戒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这是多位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那些但求放达，不婴世务，以虚誉为荣之辈，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能运转门阀政治。（ 经纶事务，世俗但绝不庸俗，事实上，没有办事能力的清谈名士常遭鄙视）纯粹的玄学家遗落事务，鄙视事功，无助于维护门户势力。要维持并增进势力，还必须靠事功。（门资不足的桓彝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留心时用，志在立功，以图找到上升的机会。）

　　看不清时局，就容易在时局造成的迷宫里跌跌撞撞，有力量而不知如何运用，即使只是为了自存，也未必能自存。（刘牢之）

　　人各有所长，放错位置，既浪费了才华，又搞砸了事情。如果要进入游戏，务必精通规则。

　　（谢万）

　　各种矛盾在局势的演化中都起了自己应起的作用，它们的发展又都受着这个时代主要矛盾的制约。主要矛盾解决后，次要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要分清主次矛盾，并要看到它们的不断变化，以采取适合当时的行动。

　　（1、长江上下游的桓氏和谢氏虽然还存在某些冲突，但是主要的一面却是相互支援以抗符坚之军。桓冲闻淝水大捷，发病死，“谈着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因为其死，避免了桓谢矛盾酿成的大乱，也保全了桓冲令誉；2、淝水之战后，南北矛盾大为缓和，南方内部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性。因此，谢安的功臣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来了某种不安。）

　　做事情是有步骤的，有时难免采取一些权宜措施，而非一蹴而就。（谢安借重后父王蕴人地以代替桓冲，又以桓温旧部、出身低微的朱序暂时刺兖州镇广陵，表示对桓冲的怀柔姿态，桓冲既然离开徐州赴上游之任，朱序迟早也会离开兖州，这样兖州北府就可留待谢安从容部署，从长考虑。）

　　桓温做事，亦是如此。从策略上来说，桓温一生持重，在夺取权力时也往往是欲取先与，一部分作几步走。他蓄意消灭对手，却不单纯诉诸战争。以对付殷浩为例，先是一再逼殷浩北伐，待北伐失败后表而废之。以夺取徐州为例，废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后才从郗愔手中取得。（提前谋划，通盘考虑，有方法，有步骤）

　　淝水之战前夕，前秦军事形势虽与晋灭吴之战前夕西晋军事形势极为近似，但前秦国内政治形势，由于民族因素的存在，却与西晋很不相同。符洛、符重之叛，说明氐族上层中秩序很不稳定。（氐族贵族内部矛盾、氐族统治者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

　　前秦军事准备的周密性、所恃的政治力量均与发动战争的司马氏不同，吴与东晋的国势差别也很显著。淝水之战与瓜步之战相似性更大，结局也相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相似之事注意从内外部分析其异同。（杨朱泣歧路，墨子悲丝染。）学习经验要注意经验的适用性（苻坚师法西晋灭吴之战），分析具体条件的差异，看是相似条件还是相异条件起着更大的作用。（矛盾的主次方面）攘外必先安内

　　十六国各个民族政权，其统治者特别是其创业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往往崇尚儒学，联络士人，以求创业成功。但是不要很久，其民族内部的守旧势力抬头，影响这个政权的政策，这个政权就会出现倒退的趋势。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归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的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升平二年“豫州刺史谢奕卒，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简文曰：“人有举桓云(恒温弟)者，君谓如何？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今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颔曰：‘君言是也。’”卒用谢万。简文所说“人有举桓者”云云，举者自然来自桓温阵容，简文何尝不明桓氏意图所在？既明桓氏意图，又得商榷于王彪之，只能解释为就此探询门阀士族对桓温的态度。（明知故问，探询态度）

　　桓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劳。桓温达到了增益声威的目的，不愿继续消耗实力，因此临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温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是有识的。但桓温部将薛珍却不明桓温意图，咎责桓温持重不攻长安，终于触及桓温忌讳，被桓温诛杀。（识别只可意会的意图；见识问题）

　　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太守耽上列，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继而贼骑不多，又以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初看上去，好像袁耽昏庸、胆小，实则是袁耽亲附王导，且二者关系极深，袁耽上列不实，不过有意为王导提供一个兴军的机会。王导因功晋位，且进一步占据建康上游各地，势力扩大；有意为之，袁耽也先贬后用；庾氏成为最大输家）

　　王恭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身怀耻恨。（怀才不遇就容易心里不平衡，心里不平衡就容易出来搞事情） 杨佺期等

　　形形色色的次等氏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政治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上升渠道不畅，一群人的怀才不遇）

　　“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他们参加起兵，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刘裕）还必须物色随同造宋的人物” （因为共同的阶段目标聚在了一起，又因为后续目标不同而各觅他途；目标或说矛盾的阶段性，让关系也具有了阶段性的，他们是前进路上一时的朋友；帮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部分人物也是如此）

　　刘牢之的反复无常，看来是他个人的失算，实际上也是次等士族的将门这一社会阶层在门阀政治的变化中茫茫然无所适从的必然表现。高氏将门的表现，何尝不是如此？

　　（相似的背景条件，让人面临相似的选择，无论或成或败，相似背景之人的际遇都更值得反思；刘裕从刘牢之、高素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清了道路，便发生了后来的事情，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是失败和成功未必属于同一个或同一批人）

　　信仰是个人的，宗教是社会的，有些人为着个人私利，用宗教来煽动人。

　　“衰至便骄，何常之有”，不衰便无须骄矜作态 （没有什么，便力图展示什么）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发展的成果很难一次就巩固下来。从全局来看，有些局部的变化只是一个回流，一个片段、一个侧面。（可对于挣扎于回流中的人，这个片段足以决定他的一生。）

　　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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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永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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