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权利斗争的新局

江海鸿牛

　　本书由田余庆先生所作，他通过旁征博引，详细严谨的历史考证，再现了东晋门阀的权力角逐。通过截取了五个家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片段与典型，从细节出以窥探整个历史时期的全貌。

　　本书主要分为序、目录、正文几部分。在自序中作者主要写了这本书与其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书籍的区别，认为他们大多都受西方古史概念影响，不太注重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较少从发展中考察门阀政治。本书的核心思想在于说明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之后的南朝也不是。门阀氏族存在并起着不同作用的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正文主要以一些政治集团、人物、事件为框架，以这些门阀士族和皇权的关系为主线，串联全文。本书主要讲到了曾经在东晋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郗鉴、庾氏家族、桓温、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刘裕和孙恩等人，将东晋历史中几股重要力量的相互作用清晰的展现出来，并且关注到了流民以及流民帅在东晋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简单的说就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的模式。下文将大致概括本书主要内容。

　　八王之乱，引来五胡南侵，西晋骤落，士族为避战乱，争相南渡，司马睿一支，势单力薄，在琅玡王氏王导、王敦等人的协助下，于建康建政，开创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建政后，士族为维护家族利益，司马睿为享受帝王之名，双方一致采取拖延北伐的姿态，行偏安之实。

　　东晋初建的对北政策为“不与刘石通使”，其原因有三：一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期，匈奴刘渊、羯人石勒协助成都王司马颖对抗东海王司马越（与鲜卑段氏、鲜卑拓跋汇兵），司马颖死后，刘石杀进邺城，诛杀司马越众部将领，诛司马越之弟司马腾，后东追攻杀王衍及大批名士，焚司马越之尸。作为东海王司马越一支的东晋政权，建立时自然不会与仇敌相往来。二是东晋南渡后，北方五胡争权，民族战乱纷繁，刘石政权不仅内部不稳，而且还要面对外部战争，无暇抽身顾及东晋。三是基于现实考虑，东晋初年，南渡北士多有追怀之心，憎恶刘石昔日作为，士族势力强劲的政治力量也不允许东晋与其交好；何况，东晋建政的一大理由便是对抗北方刘石胡族，若与其交往，便是动摇政权建立之基。此后，南渡北士逐渐安定，南北割据局面为人们所接受，一批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协同其代表的家族角逐轮番登台，推动东晋门阀政治不断发展演变。

　　东晋初期，郗鉴为维系东晋门阀政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东晋之初的变乱与冲突，在国家体制上表现为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表现为上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表现为士族门户之争。东晋由于皇权不振，士族专兵，造成了多如王敦之徒的强藩。而东晋初年，如果仅靠南方军队，其势力不足以维持门阀局面，北方的战乱导致大批的流民向南方流转，这些流民在流民帅的统领下到达南方，为东晋士族军队补充兵力。出于身份认同、政治猜忌等问题，东晋朝廷拒接流民帅携流民一起渡江，但是朝廷使用羁縻之术，受封流民帅，作为防卫北方政敌的一股重要力量。

　　王敦之乱，起于皇权对于士族权力的试探与挑战，当司马睿想要用刁协、刘隗驾驭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造成了他的反叛。王敦第一次反叛时，遭到众多士族的反对，而后出于形式考虑暂还武昌。当明帝继位后，再次起兵造反，明帝忧惧派出北来的流民帅郗鉴坐镇合肥，依据流民之力以作外援。随局势的发展，朝廷本就微薄的兵力日益竭尽，面临此困局，流民被朝廷采取措施安定，并最为兵力征发。也正以为此，流民帅势力被认可，但是相对于士族，流民帅的出身低微，注定不能融入东晋政权上层。但是郗鉴既有较好的出身，又以流民帅身份统领流民力量，自然多了出入门阀政治的机会。在平定王敦之乱后，大多流民帅被士族大家力量所消灭，唯剩郗鉴一支，在其苦心经营之下，将高平郗氏逐步上升为江左一流侨姓士族。

　　王敦之乱后，成帝即位后，对于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于是亲庾亮、疏王导。这种变化也导致了王、庾倾扎的公开化。政治局面上出现了庾氏专权的势头，王氏为了保证自己家族地位的不衰落，开始在实力朝臣中寻求支援，当时流民帅领袖郗鉴便成为不二人选。郗、王两家势力通过婚、宦为主的多方式联合，保障了王氏地位、约束了庾氏专姿、稳定了东晋门阀政治。

　　当时的流民帅郭默看清了朝中庾、王矛盾，在江州滋事，以图获利，这一变故搅动了东晋政治的波动。另一个流民帅苏峻也领兵作乱，而后被陶侃、庾亮领兵平叛，这一次联合出兵，缓减了陶庾二人的矛盾，为两人联合对抗王导形成了一定共识。陶侃策划了废王导之谋，郗鉴出于联合利益考虑，反对此计划；庾亮虽与陶侃有共识，但也存在矛盾，并且两者属地位置之故，害怕废王导后，陶侃势力做大，威胁自己利益，也就从中斡旋，对此不做充分的支持。王导为抗衡庾亮、陶侃，在郗鉴支持下，以降将为爪牙，组建对抗势力。而郗鉴坐镇京口，拥兵力拒庾亮，协助王导，保障了咸康政局之稳定。而这一相互倾扎的局面，终于咸康五年至咸康六年一月，王导、郗鉴、庾亮相继死亡而结束。东晋初年政局的变动以门阀士族势力的斗争为基，士族斗争消解了抗击北方胡族的实力，他们以内争朝廷势要、外据形胜方镇的形式所展开，某一士族若可聚此二者为一身，便可做大势力，破坏权力平衡状态。而郗鉴一人努力，使各方势力在角逐中向前平衡驶行。他引流民帅抗王敦，助力王导抗衡陶侃、庾亮，而其经营京口，控制三吴要地、稳定政权根基、抵御海盗而拱卫京师，维持了东晋社会的稳定，使其70余年无内乱，积蓄了拒胡于淮汉的力量。

　　庾氏家族在江左兴起，缘起于庾氏联姻帝室。在东晋初期，司马睿面对士族势力的巨大压力，想要张伸韩申之法学思想，抑制琅玡王氏。庾亮出于维持门阀政治格局及家族利益考虑，始终是反对法家思想的崛起。在用人方面，早期庾亮还反对朝廷用刘隗、刁协来钳制琅玡王氏，这时琅玡王氏中王敦谋篡之形未定，当王敦狼子野心显露后，庾王开始交恶。后流民帅苏峻作乱，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后来又迁至荆州，豫州作为建康的肘腋之地，而荆州作为上游重镇，对建康城造成了巨大威胁，这促使了京口重镇的催生。庾亮在外，而王导在近，开始围绕江州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多年之后，随着琅玡王氏中最后拥有军事实力维护家族利益的王允之死去，江州最终被庾氏以强硬手段所取得。而襄阳重镇，也在庾氏兄弟多次以北伐之名兴兵占据，这时颍川庾氏将江、荆、梁州牢固联系在一起，并以襄阳之地稳固荆州势力，为之后谯郡桓氏的崛起作了铺垫。

　　东晋谯郡桓氏崛起于桓彝平反王敦之乱，当时桓氏族单力薄，难以和琅玡王氏、颍川庾氏相比。当桓彝死于苏峻之乱后，桓氏家族的地位再次提升，这为桓氏继庾氏之后居位奠定一定基础。永和时期，出现了持久的安定局面，这促使了名士大家们崇尚清谈，而不追求武功政治，这一局面也为政治尚在的桓氏提供了一定机会。永和后期桓温出镇荆州，太和时期总览北伐之任，以外围兵力逐渐做大，多次采用欲取先与的策略，一步分多步走，完成了多项对内扩张活动，并以静观持重之姿调荆州、豫州之兵引朝廷北伐，达到消耗朝廷之实。纵观桓温三次北伐，前两次的胜利为其积蓄了声望，但他以谨慎性格未插手中枢政柄，并不做夺取豫州、徐州之态。第三次北伐虽败，但未重伤其筋骨势力，反而转变地位，之后，他夺取了豫、徐两州，贯通进入建康之路，造及了“政由桓氏，祭在寡人”的朝廷。司马皇室完全屈服于桓氏家族，使门阀士族的地位达到了最高点。当桓温想要取代司马氏时，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地位显赫的门阀士族开始抗衡，最终挫败桓氏，维系司马氏与门阀士族共天下局面的继续保持。

　　谢氏在东晋时地位的提升，最早应该是由谢鲲由儒入玄开始的，但其不费事工，为其子侄谢尚兄弟居豫州发展力量、积蓄实力提供了机会。庾亮之子庾冰死后，朝廷借此机会将荆州、江州拆开，并任谢尚为江州刺史，以此抑制荆州的庾氏势力，庾氏以其居主身份排挤驻守江州的谢尚，导致谢尚在此无立足之地，后谢尚退守豫州，以故地历阳发展方镇之力，而后谢奕、谢万继任豫州，以此囤积实力，树立威信，并成为维系上下游平衡及各士族之平衡，特别是与桓氏家族形成对立之势。谢尚与殷浩挥师北伐，进攻中原邺城获得传国玉玺后，更是获得朝廷倾爱。谢万被废后，出于维护家族利益的目的，谢安从幕后转向政治舞台前。当时，南北危机日益严重，桓谢之争让位与外部矛盾，谢氏与桓氏实现了斗争中联合。谢安才德出众，与其侄谢玄等人为解决北侵危机组建北府兵并在淝水之战中战功显赫，而后刘牢之为将统领的北府兵也为缓解桓氏问鼎危机提供了一定推力。谢安建内外事工，于太元年间一举将谢氏一族发展到顶峰，使其成为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当南北危机解除后，东晋内部的斗争又成为焦点，此时谢氏不仅要面对桓氏，还要面对司马氏以及地位显赫的太原王氏势力。淝水之战后不到两年，谢安便让出中枢之权，外驻广陵，三年之后，在司马氏及其他宗室压力下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后谢玄解驾东归，谢氏亦从顶峰逐步下落，逐渐退出军事、政治实权中，转而追求其社会、经济地位之巩固。谢氏快速退出中枢以及让出北府兵权导致北府兵解体的这些事件对于门阀政治的消亡影响重大，成为皇权重回轨道的前哨。

　　太原王氏于陈郡谢氏后居位，伴随着孝武帝以及司马道子的主相斗争，包含着以孝武皇后家太原王氏王蕴之子王恭以及司马道子妃家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忱、王国宝等的王氏家族内部斗争。淝水之战几载后，曾经显赫的门阀士族再无杰出人物，士族势力式微，提供了皇权复兴的良好环境。但是以孝武帝昏庸之君，以及司马道子最乱之臣为首的司马氏，在权力斗争中丧失皇权的机会，反而加剧了东晋整个政局的矛盾，使司马家天下尽失。前期司马道子以王忱为荆州刺史坐镇江陵，孝武帝以王恭为青、兖州坐镇京口，形成对立，而后王忱死，孝武帝得势，以郗恢为雍州镇襄阳，以殷仲堪为荆州镇江陵，以名士镇名藩，打压司马道子势力。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暴毙，白痴安帝即位，朝中大权被司马道子所掌握，主相矛盾结束，转而中枢与藩镇矛盾成为焦点。王恭上结荆州夹击建康，并以王导之孙为吴国内史，起兵三吴，胁迫司马道子杀王国宝、王绪兄弟，此后十载，太原王氏王坦之一支覆灭。后司马道子与王导之孙密谋并反叛征讨王恭，王恭命北府兵将刘牢之对击，解除危险，此时又激起东方之乱。尔后，朝廷中枢权力转移会稽王司马元显之手，其利用王恭内部矛盾策反刘牢之，生擒刘恭并诛杀其族，太原王氏王蕴一支于此消亡。太原王氏政治力量的消失，实际上打破了门阀政治中士族专兵、皇权不振的基本条件，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至此消亡。

　　司马元显身死前后，不仅太原王氏两支在斗争中覆灭，桓氏一族在桓玄被刘裕反叛后也尽遭屠戮。402年，司马元显讨伐桓玄，以此扩张皇权。桓玄在兼并上游杨佺期兵力基础上，乘机东下，逼迫北府将刘牢之投降，北府兵力尽归桓玄，上下游兵力尽掌手中，而后攻进建康，诛杀司马元显，并趁卢循泛海南下之机代晋为楚。404年，刘牢之手下刘裕在京口，以次级氏族武装重建北府势力，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所组成的回光返照式的门阀政治。东晋朝廷从一开始依靠高级士族专兵逐渐演变为仰给次等士族力量维持稳定，最终被刘宋皇权所取代。

　　东晋出现的门阀士族，并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宦官外戚以皇帝名义专权之势。东晋司马睿一支与西晋掌权正统关系疏而又疏，在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司马睿受东海王司马越之命南渡,以江南之粮备北方战事之需，哪料北方形式骤变，五胡所侵，司马越身死及北方西晋朝廷崩塌，仅以南渡势力做西晋遗存。如果仅凭一己之力，司马氏无法在南方立足，此时，只有结南渡士族，方可建立根基。南渡士族，为躲避北方胡族南下风险，保障家族利益，必须凭借司马氏的名义维持政权稳定，于是，两方势力找到利益相接处，建立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相互保障支持，形成皇权与士族结合的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是在特殊政治形势下出于特殊利益考虑形成的特殊关系，在这一整体框架下，蕴涵着皇权与士族利益的相互斗争。在东晋前中期，司马氏若有恢复皇权独尊的倾向，手握兵权的士族便会采取行动，打压警示。而一家士族势力若有独大趋势，也会受到其他士族以及司马氏的打击，双方群体的这种斗争，维系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持续发展。但到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与司马皇权双方的衰落，底层士族掌握兵权，最终导致了维稳条件的丧失，这种特定条件下皇权政治的变态，也最回归正常，门阀政治至此崩溃。

　　以大历史观来看，东晋门阀士族的形成，涉及两汉世家大族，三国魏晋南北民族关系、汉晋儒玄文化、以及朝廷入仕政策等多方面；而门阀政治的发展，同样涉及南北民族、君相斗争、中枢外镇、流民安置等多重矛盾；门阀政治的终结，对士族权力的废留、南北局势演变、江南地位变迁、儒学文化复兴、以及封建皇权回归发展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纵观门阀政治始末，其演变轨迹不脱离群体权力及利益的搏斗，其在权力演化中孕育生长，亦在权力演化中凋零，其形态虽偏离正统皇权政治，但其逻辑不偏离权力争斗，其内核仍是封建王权下利益群体协调与破裂的演变历史。

　　读罢不禁再一次感慨此书不愧为历史佳作，引人无限思考，思考之余，不禁产生两处疑惑：一是关于“门阀士族”一词的使用是否合理。“门阀”与“士族”是有区别的群体，“门阀士族”的使用是否符合历史事实需要说明，而其形成发展应当作为本书开始探讨的重要观点，但遗憾的是作者未作出相关解释；二是本书缺少南北士族斗争的叙述。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作为南迁朝廷，南北士族的斗争应该占据重要地位，但本书展现的政治斗争主体一直是以北迁侨姓大族为重心的，忽视了南北士族斗争，使得本书论述的东晋门阀制度显得片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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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濯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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