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王与马，共天下

丑土妹

　　“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贵为东晋皇族，何至于与异姓分享特权，甚至被置于王氏之后？司马氏与王氏的共分天下，这种御床与共[1]的关系，并非发生在王朝末期国主羸弱之时，而是出现在元帝壮年时期。读罢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及陈寅恪先生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王与马共天下”并非如《晋书·王敦传》所言，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同心翼戴”的结果。田先生将“王与马共天下”的组合追溯至西晋惠帝末年及怀帝时，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八王之乱，司马越取得胜利告终。司马越非宗室近属，号召力有限，力求利用关东士族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魏晋时期，名士难以保全自身，大多消极避世。最终，司马越选择与当时的名士首领、琅琊王衍共同把持西晋的末代朝廷。“司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

　　司马越通过王衍、王导的关系对琅琊王司马睿进行影响，司马睿在王导的说服之下，接受了司马越的号令。三代琅琊王与琅琊王氏家族交好联姻达数十年之久。司马睿在自述与王氏兄弟的关系时，经常称之为“义同于交友”、“管鲍之交”等。司马越启用司马睿驻军徐州，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任用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司马睿与王导奉命渡江，来到江左（司马睿在是否渡江这件事上并无决断权）。司马越在北方与胡人作战中病死，后王衍被石勒所杀。东方士族在胡人的铁蹄之下被迫南迁，尽归司马睿府。东晋门阀贵族，大多出自昔日司马越府。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不仅仅击垮了西晋王朝，也毁灭了绝大多数司马氏皇族。长安落入外敌之手，晋室仅司马睿在徐州尚有根基。皇族衰微，司马睿不得不依傍于具有士族号召力的王导，甚至在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

　　《世说新语·言语》：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田余庆先生认为，《世说新语》的故事情节不可信，但其中反映的当时江左政局是近实的：司马睿得以过江两个月后回琅琊国操持葬礼，是因为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笼络人心，主要是依靠政治经验丰富并且家族势力强壮的王道。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西晋末年北人被迫南徙孙吴旧壤，当时胡羯强盛，而江东之实力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之手，一般庶族势力微薄，观陈敏之败亡，可以为证。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之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陈寅恪）。

　　东晋之所以能立国，可以说是全靠南下的中原门第，即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四大家族（樊树志）。王与马的结合发展到了江左，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田余庆）。东晋王朝建立后，王氏家族所拥有的实际权利绝对不在司马氏之下。据《世说新语·仇隙》，谯王承为王敦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承妻泣谓子无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以避祸耳！”

　　在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中，王导是出于强势的一方，司马睿在宗室中并不出众，王导的能力足以将司马睿纳在自己的影响之下。《晋书·王导传》中可知，司马睿在北方的所有重要决定几乎全都出在王导的谋划。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但不仅仅如此，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互相利用的政治关系。当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可以不予考虑。司马睿后来忌惮王氏家族大强，试图用亲信以打压王氏，但遭到了王氏家族的极力抵抗。甚至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谋反，以一代名相称著的王导，实际上是站在王敦（王氏家族）一边，但当世并未非议王导。元帝不敢以君臣名分责备王敦，反而说“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

　　这种“共天下”并非列土封疆，而是一种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士族与皇族异于君臣的关系。士族权力并非从皇族派生，它来源于本身的实力。在战乱的时代，由于中央朝廷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国家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皇权必然遭到严重的削弱。而世家大族虽然同样不能逃脱战乱的影响，但为了自保，此时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往往会增强，从属于世家大族的人口也会转变为军事力量。因此，相比于皇权而言，士族实力显得更加强大，独立于皇权的作用也更加突出（骆玉明）。

　　西晋后期以来，皇帝都是宗室强王的掌中物，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们才能起作用。东晋则不然，士族名士就是权臣，宗室王公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司马睿一马之外，其余四马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门阀政治的矛盾是拥有实力的高级士族为了门户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但在涉及门阀士族的共同利益上始终保持一致。并且司马家取得天下的历史并不光明，世族与功名之士皆不能忠心翊戴。世家大族只为保全家门而拥戴中央，并不肯为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的利益（钱穆）。如果说西晋，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钱穆）。东晋皇权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仅仅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

　　“共天下”，并不是王氏与司马氏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王氏认为自己足以自立时，会抛弃司马氏；同样王氏衰微，会有其他氏族来取代王氏。士族权臣之间彼此均衡、互相牵制，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共天下”的局面。门阀政治的终场是太原王氏，依附于司马氏。“王与马共天下”，东晋门阀政治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始，也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终。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东晋政局的发展，就是门阀士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经过复杂的演化又进入新的平衡。与此相应，东晋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回复新的稳定。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门户代替。士族专兵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不允许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在皇权不振、士族专兵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将一直进行下去。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

　　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在北而不在南。

　　字数：2521
　　转自：玖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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