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历史的视角——康熙与西方的互动

江海鸿牛

　　这本书有两方面值得推荐，一方面在明，即本书叙述的主体事件，康熙与世界的互动和雍正对互动的切断；另一方面在暗，是作者的历史观。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来看，康熙无疑是一个开放型的君主。他不仅积极参与世界政治和国际事务，与葡萄牙国王交好、利用荷兰来解决与俄国的纷争、通过政治手段使教皇屈服，同时对西学和数理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的康熙，是以一个世界性的、东方帝国的开明君主形象存在于欧洲世界，而当时的中国也确实与世界有着紧密连接。但随着雍正登基，对传教士的态度变化，整个中国仿佛也开始与世界脱节。

　　传统的叙事多从中西文化的冲突来解释禁教，但作者证明了，禁教不过是雍正的个人喜好，传教士的遭遇也更多是受政治斗争的影响。历史的各种细节证明了当时朝廷上下根本没有共同认可的原因来禁止天主教。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后世所谓的历史趋势、潮流来决定当时禁教。禁教就是雍正的个人意思。对这一点，当时的王公大臣都看得很清楚。哪怕在雍正禁教以后，也没有任何传教士认为这是中西文化冲突所致。一切不过是皇帝的个人喜好和宫廷政治罢了。

　　这种注重偶然性和个体选择对历史影响的历史阐释方式无疑与普遍的“大历史”叙事有着极大差别。作者在书末的跋中说：“长期以来，写史的人都希望妙笔生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逻辑井然，头头是道，同时还希望自己能发前人之未发，概括出事件背后的大势。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18-19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历史规律主导了现当代历史研究，同时也支配了现当代的历史书写。这一影响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史家热衷于讲抽象的“大”历史，而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和那些有血有肉的细节，以及个体生命轨迹中展现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但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历史并不抽象，它就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共同演绎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历史中的个人，以及接受个人命运及其带有的偶然性和不可测部分都可能会影响到历史。”

　　越读历史，越会发现许多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必然，也没有确定的规律。历史的发展也没有什么明确且确定的目标，也不是一定会不断向好的。许多历史不过是一些偶然和巧合导致的结果，它们可能受到当权者个人喜好、或是万里之外的一次斗争的影响。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一些政策措施或是变故，在历史上看来却是影响深远的变革。作者将视角放置于皇帝个人，强调历史中的个人和个体生命轨迹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给历史带来的变动，但也应看到，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社会风潮的，恰恰不是个体，而是个体构成的群体。阅读历史，不能只看到宏大叙事而忽略时代中的个体，也不能仅仅聚焦于个体而放大其对整个时代的影响或代表作用。

　　历史是确定的，但对历史的叙述却各有各的阐释方式，每本历史著作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各自切入点不同，历史材料选取不同，讲出的故事也不一样。历史更像是一个素材库，无论什么理论，在其中总能找到所需的材料。一个叙述者只需要看符合他们理论的那一面历史，就能够论证自己要论证的理论。

　　对于这样的历史叙述方式，作者无疑是不认可的。他说：“历史应该最少有两次评判。一是当时的人——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觉，这可以算作一种评判。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这两种评判可以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评判不能无视当时人自身的感受。”从实际写作手法看，作者显然更侧重于第一种评判，即将历史置身于它本身存在的语境中去分析。这种研究方式让我想到了王明珂提出的反思性研究。

　　反思性研究，即通过表相去探究历史本相。对于历史的反思性研究强调质疑典范历史的取材、解释与构成，批判典范历史简化了“过去如何造成现在”，因此让人们难以察见社会现实本相。反思性历史研究之目的仍在探索真实的过去，并希望人们对“现在”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让人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处境，以及当前社会情境、本相在历史长流中的位置，均有深入且透彻的了解——也就是剥去脚底的皮茧，让人们能深切体认、体验社会现实本相。

　　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王明珂认为，不只是历史事实造成“现在”，而应是历史事实造成部分人掌握社会权力及历史记忆，历史记忆让人们生活在“现在”之社会现实中。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构成我们所信赖的“历史”，而是当前的社会事实（或社会现实）使得我们选择某些历史事实，或创造些对过去的想象，以某种方式来建构我们所相信的“历史”。

　　回到本书的内容，作者将传教士与西方科学的传入相统一。但也要注意到，宗教与科学，或者说宗教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理性观念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更方便地传播信仰，而不是传播科学。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因为康熙对西方的数理科学有很强的兴趣，而传教士为了更方便地传教，所以才投其所好。而之后的雍正皇帝的喜好转向了佛教，对西学无甚所好，传教士们为挽救在中国的传教自由只能凭借人脉关系，用西学去叩开紫禁城的大门更是天方夜谭了。

　　科学作为传教士“投其所好”的一种工具，如果仅凭康熙个人的科学素养和国际化水平，就可以断定当时中国的科学没有落后于西方、清朝也作为世界性帝国存在于东方，是相当武断的。一方面，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当时的社会中能够自由印刷流通的西方科学著作有多少？每接受到新的理念或理论，康熙有没有借助官僚体系去推广传播，而不是仅仅作为个人兴趣的独享之物，将传播局限于自己周边的小圈子？当了解了西方先进技术后，有没有想过通过制度的变革来推动整个社会科学理念的变革，而不是无动于衷？另一方面，从世界性帝国的角度，当时的商人能不能自由与外国通商？沿海的百姓能不能自由入海？对外的口岸为什么仅仅只有广州？

　　此外，清朝的国家建构也与之前的王朝不同。 许倬云将清朝视为具有二元统治机制的帝国。在这个二元体系建构的帝国中， 康熙作为“皇帝”存在于汉地十八省体系，又在汉人以外的体系中是蒙满藏回等草原民族的“天可汗”。西来的传教士作为康熙的“包衣奴才”，自然属于后一种体系，再加上他们主动接触的重心也是满人贵族阶层，与汉人士大夫相交甚少，那么他们附带而来的“科学”，对于真正代表文明历史进程的前一体系又能产生多少影响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整个社会能够包容得下一个外来的信仰，但能包容得下一整套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理念吗？儒家文化可以兼容天主教，但天主教可以与西方文化这一概念替换吗？一种文化包容另一个外来的宗教可能相对容易，但如果要包容一种外来的新的文化，而这种外来文化是会对现有文化造成影响甚至较大冲击的，还会相对容易吗？即使权力大如帝王，也无法改变礼部“三跪九叩”的文化规章和被传统文化浸润的官僚士大夫对外来文化观念的抵触，只能通过内务府将“国事”变为“家事”，以非常规手段接待外国使节和传教士。更不用谈从1840年开始的思想变革、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它们致力的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至今仍在进行的路上。当一个封建王朝的制度是封闭的，文化传统是内向的，即使其中有个别人能睁眼看世界，对整个社会的大势又能有什么影响呢？接触到西方先进科学和思想的人，真的能够意识到这些事物能够在未来引发翻天覆地的变革吗？又或者即使能够意识到，但出于统治稳固的考量，刻意没有让它们广泛传播呢？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只会给你展示事实，却从不会告诉你真相。

　　字数：2701
　　转自：摸鱼是打工底线
　　原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43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