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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红票》:以传教士为窗口看中西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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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4 2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本书绝对是今年的惊喜之作。他让我意识到有温度的历史书写和流畅的社科书写是存在可能的。作者孙先生选取了传教士在中国的这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以极其流畅和毫无门槛的语言进行了阐述。

  为什么这么高地评价这本书,除了流畅的表述和自洽的逻辑以外,它为我们提供了对明末清初历史的新理解。一直以来我们的印象里这两个朝代都是以闭关锁国著称的,塑造的是闭门造车的历史形象。在孙先生此本书中,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直观地带来了3种感受:1.中西对话早已出现,传教士如何融入政治体制从而产生政治影响;2.传教士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呈现出了文化互化(引自《维米尔的帽子》)的情形;3.大环境对传教士的宽松与包容等。中国早已在全球的脉络里出现,并成为重要的一环。特别是2次教皇使团和1次俄罗斯使团来访,确实令人惊奇。特别是本文中塑造的康熙形象格外光辉和宽容,作者没有以高居庙堂的笔触去描绘康熙的官方形象,而具有极强的生活气息和“人”的气息去讲述了一个满清“包衣奴才”眼中的“主子”康熙,他会为曹寅的疟疾连写4个“万嘱”,会出面为传教士的内部问题做协调,还会为传教士去解决在地方遇到的各种事情,为他们背书。看完能不爱上这本书里讲述的康熙呢?

  就本书的观点而言,孙先生令人眼前一亮之处主要围绕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则历狱案为满汉之争而非中西之争。“由于风水对错、安葬时间等都涉及历法计算,历史上又称此案为‘清初历狱’ 。”作者指出,该案子长期以来被视为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案例,因主角汤若望洋神父的身份和杨光先汉人士大夫的身份。进而论述“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的案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中国人在参劾一个西洋人,但本质是当时朝堂上的满汉之争。”脱离宏观中西文明冲突而将历狱案定性为满汉之争是孙先生与其他观点较为不同之处。为了更好地论证这一观点,孙先生花了整个第一章节的篇幅来讲述传教士是如何进入满人朝廷和得到康熙的青睐与庇护的,特别是就满人“主奴关系”是如何成立,相互之间又怎样的权利与责任,从而得出传教士是康熙的“包衣奴才”的论点。作者特别点出了杨光先背后是鳌拜势力这一点,及汤若望测算风水时依据出自《灭蛮经》这一发现,均让读者理解这一段历史有了全新的视野和角度。

  其中一位还说《灭蛮经》是中国人所编写,而传至外藩, “使彼用而断根绝后” 。这就使整个案子急转直下,刑部看完卷宗后,给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建议是所有钦天监参与占算的人都以“大逆之罪”论处。

  二是康熙多次绕过朝廷以“私事”的形式处理传教士问题。即以内务府而非礼部来处理传教士的有关事务,内务府是满人入京前就有的机构,分管皇帝的宫内事务。

  康熙决定要规范传教士,要求他们登记,算是常规操作。他真正史无前例的操作是让自己的内务府来管理发放印票,而不是把管理传教士的事交给管理僧侣的礼部。这一做法相当于公开认定了传教士在内务府的地位。

  包括教皇使团的2次访华,传教士请康熙为自己出面接待,用的是私下直接上呈天听的渠道,而康熙也未指定礼部进行接待,而是以满人待客之礼在皇室自己的区域而非朝堂上接待访华使团,因而官方史书中甚至没有见到该有的历史记录。

  雍正、乾隆朝编撰的各种官方史书都不知道教皇在康熙年间就派了两个使团到中国,而是一直以为教皇的第一个使团是雍正年间才入华的。

  在多罗访华中,康熙就中国礼仪问题给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参与到争论中,但他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扩大,并派出另外一个使团去罗马,让欧洲广泛知道北京所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些都并非是在礼部指导下的清朝官方行为。

  三是雍正禁教不应当忽略他作为佛教高僧的身份。在第七章,作者详细阐述了雍正在佛教上的成就以及其在佛教中的地位,以从侧面论证其对天主教与其他宗教一视同仁的看法。同时,作者也指出“传教士的命运其实是和当时的皇位之争紧密相连的”,雍正的登基充满了历史的偶然,那么传教士的鸡蛋恰巧没有放到雍正这个篮子里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其禁教却并不偶然。从南怀仁为所有传教士指明了在清朝开展传教事业的方向——就是要像包衣奴才一样与皇帝和满人权贵建立关系开始,改变了汤若望和之前明代入华传教士希望通过在朝廷做大臣来接触皇帝的策略,也同样为传教士的命运埋下了隐忧:因为一直以主奴关系推进工作,绕开官方部门礼部,所以传教士实则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虽然有康熙奴才的身份以保证他们拥有活动的特权,但是康熙的寿命必然是有限的。康熙朝能这么顺利传教,主要在于康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人,但很难保证康熙的继任者也是一个兼容并包且没有明确宗教偏向的人,直接可以预料到传教士的命运会因庙堂变化而发生变化。哪怕不是雍正也有可能是下一个人。其最终走向雍正时期的衰亡在于没有看到满人主奴关系映射出“人治”因素过强,始终没有得到朝廷官方的认可又如何长久,被禁也在情理中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是从博士论文转写而来的著作,不应当过于苛求其中的内容,而更应关心其研究的方式与创新所在,更为可贵的是在改写时保留了博士论文“小结”的体例,从而让章节阅读更为顺畅。同样,也要看到本书在第一章与第四章存在部分论述的重复,也需要辩证看待学界对此书的一些争论。

  最后,便以作者致谢的一段话作结,希望这样谦虚而有趣、叙述有温度的历史著作越来越多:

  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字数:2098
  转自:阿鱼鱼鱼
  原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63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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