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康雍两朝天主教传教士在华际遇升沉变动述论稿

江海鸿牛

　　按作者致敬再三的陈寅恪的风格，可总结命名为康雍两朝天主教传教士在华际遇升沉变动述论稿，也就是从康熙荣宠到雍正禁教这一段历史的细腻呈现，摧破了以往华夷之防文明冲突的宏大叙事，服用后祛魅解气提神。

　　之所以说历史走向雍正禁教的原因并非文明冲突，作者着力于两点阐释，一是用作禁教理由的天主教与中华礼仪争端其实主要是天主教内部不同派系的争论，二是中方皇帝和士大夫们从未认为礼仪争端是一个严肃到禁教的问题，雍正本人也只是以之为借口而已。作者附带驳斥了以杨光先和汤若望天文历法案作为文明冲突论据的观点，杨光先作为一个投机术士，其人其学从未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只是其背后是鳌拜代表的满洲保守势力，杨汤一案是政治路线之争而非文明冲突案例。揭底杨光先的同时，作者大力表彰了与其同时代的西学先驱薛凤祚（青州人），为什么后人以杨为文明冲突的论据，却无人以薛为文明交流的典型，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力量的反问。

　　天主教士地位升沉，依作者看来，是君主集权下的历史偶然性造成的。康雍两朝政治特点，比中央集权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皇帝个人集权，在这种体制下，皇帝的好恶决定了传教士的命运。明清之间曾经历旷日持久的战争，满清从中发现以大炮为代表的西洋科技很有用处，所以设立汉军旗组建炮兵部队，并由外戚佟氏负责火器研发制造，这一段历史在冯文鹏《逐北征西：清帝国的大一统时代》书中有更详细的介绍。入关以后，豪格从张献忠军中虏获天主教士安文思、利类思，隶于其正蓝旗下，这与成吉思汗西征南讨屠城时留下匠人是同一逻辑。安文思、利类思后来转隶康熙外祖佟家，抬旗镶黄旗，成为康熙的旗下包衣，从此内务府开始负责天主教的事务，安、利二人甚至参与过诛锄鳌拜一党的事件。

　　康熙有包容宇宙吞吐八荒的胸怀，对新知有好奇心，热爱西方科技，身边一直有传教士侍从，如汤若望、南怀仁、张诚、白晋、巴多明，既研讨知识，又用其办事，如张诚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议约定约。康熙视传教士为自己人，所以两次接待教皇使团均避开朝廷，由内务府操办，在华天主教士与教廷及其他教派有争议时，康熙也谨慎支持了前者。

　　但雍正继位后，因个人好恶及政治原因，立即疏远贬抑了传教士乃至演变为禁教。雍正是虔诚且修为高深的佛教信徒，信仰有殊决定了在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中传教士无法站队佛教居士雍正，而马努、穆经远等传教士与皇八子、九子派系过从甚密，在雍正初年酿成大案，信仰有殊外加政治歧途，雍正在清洗内务府时也就把传教士一并扫地出门了。

　　与中国历史中关陇贵族、唐宋变革这一类解释范式比较，文明冲突更宏大也更通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过广泛应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更把视角扩展至全球，易学易懂易用，问题是大而化之，否定了历史的偶然性，掩盖了历史的幽微曲折，罗素曾大致表达过，如果牛顿童年夭折，科技与社会的发展路径会不一样，作者在书中也以《柳如是别传》能挖掘历史细节向陈寅恪致敬，康雍两朝传教士命运也是这样，如果继位的不是雍正，而是皇三子或者皇八子，大概不会走向禁教，后来人就不会有机会给禁教找一个文明冲突的宏大原因了。

　　字数：1149
　　转自：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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