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什么冷对萨特、波伏瓦？——读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清算已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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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是3月讲话的原因，作家同盟大会的开幕式开得让人如坠云雾。苏联作家们一上来就鞭挞西方文学，特别是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的作品。他们批判西方的颓废，歌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没法指望这种狂热能引出什么有成效的“交流”。

　　后面几场会的气氛比较温和，但东方和西方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双方各说各话。西方这边，主要是法国人发言，他们宣传了新小说派；东方阵营除了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另外两三个作家，其他所有发言者都主张一种能够“使生活更美好”的文学。费定把作家比作飞行员，必须把乘客送到正确的目的地。罗伯-格里耶回应道，“小说不是交通工具……从本质上来说，作家不知道自己会到达哪里”。可是苏联作家们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个飞行员的比喻。最激烈的言论来自莱奥诺夫，他控诉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腐朽的西方，他宣称：“西方已经完全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的阶段：无恶不作。”他接着批判西方文学人物退化，社会上犯罪增多，社会原则败坏，传统禁忌衰败，腐朽的犬儒主义盛行。他把我们的恶习拿来统统批判了一遍，特别提到我们对脱衣舞的迷恋。

　　为了避免大会无果而终，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苏科夫临时请萨特做总结。最后几位发言的时候，萨特—他就待在自己座位上，只是摘掉了耳机—匆匆写了一篇发言稿。他讲得很好，得到了全场掌声。这匆忙的和解于事无补，苏联作家的态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强硬许多，这或许是上层的指示。

　　不过，苏科夫还是争取到了一个机会，让赫鲁晓夫在他位于格鲁吉亚的私邸接见了作家同盟代表团。在莫斯科待了两天后，我们一大早就登上了专机。一行有萨特和我、乌卡莱迪、维格莱利、安格斯·威尔逊、雷曼、爱森思博格、波兰的普特拉门特、一个罗马尼亚人，很多苏联人，有苏科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肖洛霍夫已经在赫鲁晓夫家里等了。

　　我们早上七点就出发了，肚子里空空如也，飞机上连杯咖啡都没给，在机场也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们被塞进一辆汽车，沿着一条全是急转弯的海边公路颠簸。我意外地发现南方居然那么热，草木那么葱茏，一直蔓延到蔚蓝的海边。我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将近十一点的时候，车停下了。在一家大酒店的餐厅里，一张餐桌上面摆满了熏鱼、冷肉和软饼。想到我们快到目的地了，很快就要吃午饭，我就只灌了几杯咖啡了事。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赫鲁晓夫的私人属地。那是一片很大的树林，种的是全苏联最美丽、最稀有的树。赫鲁晓夫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穿着浅色西装、乌克兰式高领衬衫，带我们参观了他让人在海边修建的游泳池。泳池一望无际，四周围着玻璃墙，按下一个按钮，玻璃墙就会收起，他开心地重复展示了好几遍这个操作。接着我们进了会议室，在一张张小桌子旁就座，赫鲁晓夫开始讲话，我们越听越吃惊。既然他邀请我们来做客，我们以为他会表现得热情亲切。完全不是。他把我们痛骂一通，仿佛我们都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他讴歌了社会主义之美，声称对苏联出兵布达佩斯负责。完事之后，他挤出了几句客套话：“再说了，你们也是反对战争的，我们还是能一起喝酒吃饭的。”过后苏科夫私下里对他说：“您讲得太棒了。”赫鲁晓夫干巴巴地回答道：“得让他们明白状况。”

　　我们沿着海边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走向他的住宅。泳衣为我们准备好了。维格莱利和苏科夫游了一会儿，其他人都在聊天。接着我们上了一栋漂亮的格鲁吉亚风格老房子的二楼，一顿丰盛的大餐等着我们。赫鲁晓夫脸色仍很阴沉，他大概还没消气。上甜食的时候，应赫鲁晓夫的要求，特瓦尔多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一首诗读了起来。赫鲁晓夫开怀大笑，苏联人都学他的样子笑了。

　　所有的朋友跟我们说起特瓦尔多夫斯基时都怀着极大敬意。他脸颊红扑扑的，有着清澈的蓝眼睛，有点娃娃脸。那年他五十三岁。他的幽默和抒情长诗为他赢得了斯大林奖。他的成名作写于1942年，是歌颂好战士丘尔金的。丘尔金相当于我们的好战士施韦克。斯大林去世时，他为这首诗写了续篇，《丘尔金在天堂》，当局认为不宜发表。一些朋友觉得当时是个机会，正好念给赫鲁晓夫听，我猜后者心照不宣，所以答应了。译员在我耳边解释说，诗歌是讽刺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刚唱完社会主义的狂热颂歌，接着就听这首诗听得那么开心，我们觉得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后来我听说特瓦尔多夫斯基那首诗主要讽刺行政体系的拖沓作风，但他也把苏维埃宣传的那一套老生常谈尖刻地恶搞了一番。自由派阵营为赫鲁晓夫对他的友谊欢欣鼓舞，因为他在文学上的影响力很大。他主持《新世界》杂志，那是当时最有趣、最开放的文学刊物。他极其勇敢地支持自己喜欢的作家，其中就有多罗奇他们都对农民问题特别关注，他会为任何写得好的文章摇旗呐喊。

　　朗诵持续了四十五分钟，我们一个字也没听懂，觉得乏味至极。饭后我们向赫鲁晓夫告辞，他与苏联人拥抱告别，并赐以其他人一个微笑。肖洛霍夫不跟我们一起走，他在萨特上车之前热烈地拥抱了他。此人比任何人都热衷于批判“颠覆性”文学，他的旷世才华已成昨日记忆。我们一点都不喜欢他。

　　在莫斯科，一个朋友向我们解释，赫鲁晓夫为什么用那么冷冰冰的态度对我们：见我们的那天早上，在附近度假的托莱兹去拜访了他。托莱兹提醒他，他即将接待的是些危险的反共分子。他们越是自称左派，越要对他们多加小心，赫鲁晓夫记住了这个警告。我们还发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报纸对这次会面做了热情洋溢的报道。难道到了晚上赫鲁晓夫又受了别人的影响？我们最终也没搞明白风向是怎么转的。

　　——摘自《清算已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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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迷墙迷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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