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摩西走出平原

丑土妹

　　一，批评界与《平原上的摩西》：基于一种外部视角

　　随着班宇《冬泳》，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和郑执《仙症》的出版，评论界已经敏锐的捕捉到了一个信号：这三位作家，全部来自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中，三位作家俨然成为了东北精神的某种代名词，他们“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这篇评论甚至还赋予这三位作家“铁西三剑客”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名称。[1]事实上，在被主流媒体密切关注前，学界对双雪涛及其《平原上的摩西》已经有了很多讨论。

　　李雪在2016年就关注到了双雪涛，其时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在《收获》上发表不满一年，但李雪已经高度赞扬了这篇小说。李雪认为，这篇小说是一篇带着“乡愁”的“城市小说”，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城市的乡愁，一种远去的历史经验。李雪还提出“东北—沈阳—铁西区—艳粉街”的更为具体的地理结构，来概述双雪涛小说这种强烈的地域性。[2]

　　黄平是另一位常年关注双雪涛的学者，在2017年，黄就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这一批评。这个标题是如此的宏大与高蹈，让人不禁怀疑《平原上的摩西》能否担得起这份殊荣。黄在他的批评中，认为《平原上的摩西》是80后文学的成熟之作，是这一代文学真正成熟的起点。并且，黄平特别的论述了小说中“下岗潮”的重要性，认为下岗潮是一代人精神的创伤，是一个神话性的时刻，经由这个时刻，过去某种群体性的认同发生了断裂，催生了80后主体性的诞生[3]。因此，这篇小说不仅仅是关于“地域”的小说，在一次对谈中，黄平认为“我不认为‘东北’是一个纯粹的地域范畴，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被地域所遮蔽的‘阶级’范畴”[4]。黄平之所以这样阐述，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为广大的评价体系，也即“新东北作家群”。以地域来概括一群作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史话语体系，当代文学中，“陕西作家”就是地域性作家群体的典范。黄平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中，不仅仅指认了以双雪涛为代表的作家和他们小说中浓郁的“东北”风味，并且认为这种地域性，更是东北作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牺牲品的“后遗症”，因此这种地域性又是时代性的，阶级性的[5]。总之，黄平的一系列论述，其基本理念是通过双雪涛创作的外部环境，也即辽宁沈阳铁西区为抓手，分析其背后可能潜藏的时代精神与隐喻。

　　刘岩是另一位双雪涛的重要批评家。刘岩细读了《平原上的摩西》，其主要抓手是双雪涛采取的“悬疑故事”形式，与东北老工业区的衰亡史暗合。因此，这个寻找真相的“悬疑故事”，同时也就成为了对东北的历史记忆的一种重建。刘岩将《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意象与其认为的指示一一对应，认为双雪涛的这篇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暗喻，他暗喻了随着老工业区被纳入消费社会的空间生产,废墟表象被资本逻辑的霸权叙事重重编码,悬疑这一悬置霸权符码的表意实践,成为使历史重新寓言化的关键，因此双雪涛的书写，是一种本雅明的历史寓言书写[6]。刘岩没有止步于此，他在随后的批评中，应用了“80后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并对以双雪涛，郑执和班宇为代表的作家叙事模式进行了细致分析，提炼他们共同使用的主题与意象，从而认为，这些作家的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对城市的，对东北的书写[7]。在这里，东北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同时兼具了厚重的历史伤痕与历史诉求的神话性概念。在这一篇中，刘岩概括和总结了这些东北作家常用的意象，以及他们的历史来源。

　　著名的海外文学批评家王德威同样对《平原上的摩西》采取完全的外部批评策略。王德威极为详细的分析了铁西区的历史，从东北重工业区共和国长子地位，到如今被广泛嘲笑的一种刻板印象，东北天然的带着一种伤痕记忆。王德威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东北遭遇种种挑战，不仅产业下滑，民气积弱，甚至人口不断外流，成为亟待振兴的区域。从“时间开始了！”到时过境迁，双雪涛在纸上重访艳粉街，有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感触。然而面对故乡困境，他无意感时伤逝而已，那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路径。”，因此，王德威认为，毫无疑问的，《平原上的摩西》以完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回应父辈的历史，李守廉视点的缺失代表的就是父辈的失语，而里边的年轻角色就是摩西的象征，他们就是“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于你”的现代代言人。王德威认为，双雪涛用向下超越的方式，完成了城市书写[8]。

　　而北京大学丛治辰则从整体上分析了对于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和东北作家群的各种话语的运作体系。丛治辰考辨源流，将东北、文艺、复兴三个词语做出了考证，并对整个批评场域做出了细致的整理。从他的研究中心，也可以看到，目前对于双雪涛的所有探讨，最后几乎都导向了与东北地域，与计划经济解体的时代之间的关系。[9]

　　然而，尽管批评家们全力的讲述着“东北作家群”，讲述着东北的时代创伤，并希望借着这些宏大话语，将《平原上的摩西》推入当代文学殿堂，但双雪涛的一次访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那是2018年北京大学文学社组织的，题为“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的一次访谈讲座。与会者有北京大学学生和双雪涛、鲁太光和刘岩，这次讲座非常耐人寻味。鲁太光率先发难，说“我们两个的任务是“绑架小说家”。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双雪涛把他创作中的“真金白银”交出来，我们俩才“释放”他”。鲁太光和长期研究双雪涛的刘岩，已经做了准备，希望从双雪涛那里得到些印证自己想法的证据。双雪涛首轮发言，只讲了讲自己的创作缘由，鲁太光明显对此不满足，他说“双雪涛讲的比较简短，比较有意味，但还没有放开，一会我们继续追问他。下面我们请刘岩谈谈他对双雪涛、对东北的认识。”鲁太光非常有意识的，希望双雪涛谈论其写作的地域性。刘岩也接着发问“怎么进入你笔下的东北？”。这时双雪涛的反应非常有趣，他说，自己早期因为太较劲，所以带有明显的时间和地域特征，颇有“悔其少作”的意味，接着谈现在的创作，已经有意识的避免过于具体的地域元素了。在这里，双雪涛第一次明显的显示出自己对于地域化标签有意识的反抗。刘岩接着继续向这个方向提问，他用强大的理论背景，从双雪涛在小说中将艳粉街移到了城市的最东区这个细节出发，认为双雪涛是用自己作者的特权，做出了一种悬置，从而突出了地域的特殊性；并且，刘岩注意到了在双雪涛多篇小说中父辈的沉默，他问道，“无法直接呈现的父亲的声音和消失的北方、消失的社群的关系，在你的小说创作里，是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连接”。而双雪涛这次更为坚定的回答，自己这么写，只是因为自己更加熟悉北方；事实上，自己更享受一种虚构的快乐[10]。

　　双雪涛的这次访谈非常有典型性。面对批评界一直试图挖掘和建立他与东北地域性之间的关系，双雪涛则不断的逃避小说与现实建立过于坚实的联系。显然的，双雪涛更欣赏高度虚构的小说。而这场南辕北辙的对话，正如其题名所示，“纪实与虚构”，正是批评家与作家面对作品截然不同的一种态度。批评家试图用左翼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暗示双雪涛小说的现实面向；而双雪涛则更倾向于于用自己的生命经验，搭建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虚构世界。双雪涛的这种倾向，即使我们考虑诸如“作者已死”，“意图谬误”等理论框架，依然撬动了评论界的普遍批评模式。也许双雪涛的这篇小说，并非那么的“贴近现实”，并非那么反映了“东北”及其“时代”。因此，本文将采取完全的内部批评的结构，通过分析双雪涛如何建立他的虚构世界，来展现《平原上的摩西》巨大的延展性和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是无法被“现实主义”所容纳的，而这个部分，也许才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

　　二，《平原上的摩西》的内部研究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内在的解读这篇小说。首先，笔者将探讨《平原上的摩西》中的虚构与真相问题：哪些是虚构？它如何虚构？它这样虚构是为了怎样的真相？其次，笔者将探讨《平原上的摩西》中的视角选择与记忆：POV的写法所选取的这些视角，如何与这些人物的记忆发生了关系？作家处理的到底是一种私人记忆，还是一种公共记忆？借此，笔者试图揭示，这部小说的本质是关于记忆的，关于人如何处理记忆。最后，笔者会探讨《平原上的摩西》中出现过的其他文本材料，如《乡村医生》，《出埃及记》等，通过对双雪涛引用文本的写法的探讨，这部小说的虚构本质将更加清晰，这实际上是一部充分自足的虚构作品，并不适合大张旗鼓的社会历史批评。

　　1，虚构与真相：小说的叙述本质

　　小说，既是一种努力虚构的文体，同时又是一种努力去寻求真相的文体。小说的起源之一，就是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故事。这故事一定是非比寻常的，最初，它可能由亲历者讲述，然后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这个故事会越来越传奇，越来越虚构，同时也就离真相越来越远，例如，为了一个女人，两个国家交战（《荷马史诗》，《封神榜》）。但同时，为了让这种虚构被信服，它的语言会越来越精细逼真。小说在远离原初真相的同时，又不断试图用语言去逼近一种真相，这就导致，小说总是很困难的去说出真相，这种困难来自于语言[11]。

　　《平原上的摩西》乍看之下，仿佛非虚构作品一样，具有高度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首先就来自于它所有的视点，都是第一人称展开。第一人称，就像亲历者在与你面对面谈话，他还原了一种交谈的“在场性”，因此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次，这位讲述者的语言，又是如此的的平实，日常，细节准确，让读者不得不相信：这就是一位亲历者。例如，我们来看开篇第一章，庄德增的视角叙述：

　　“1995年，我的关系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离职之前，我是供销科科长，学历是初中文化，有过知青经历，返城之后，接我父亲的班，分配到卷烟厂供销科。当时供销科是个摆设，一共三个人，每天就是喝茶看报。我因为年轻，男性，又与厂长沾点表亲，几年之后，提拔为科长，手下还是那两个人，都比我年岁大，他们不叫我科长，还叫我小庄。”

　　在这里，这位叙述者（庄德增）以“我”自称，又直接点明了时间1995年。这位叙述者的语言非常简短而日常，比如，“我因为年轻，男性，又与…”，这是有意与书面化语言做出区分，因此，读者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的讲述。这位叙述者制造了类似于“说书人”的效果，但由于“说书人”声称这段故事是亲历的，因此其说服力就尤其的巨大，仿佛他在讲述一段自己的日常，那么这段日常自然是真实的，可信的。事实上，这篇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视点，都是以这样的自述开场的，所有都显得非常生动。

　　但在这里，文本就第一次自我显示了它的虚构性：庄德增声称的这段经历，是1995年，那么，庄德增现在处于哪一个时间段呢？细读这一章会发现，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清晰的指明了，1995年就是庄德增所处的现在的“时空”，反而，庄德增是以一种事后回首的语气来谈论这段故事的。然而，这个“事后”，究竟发生在多么遥远之后，却是无从得知的。庄德增仿佛来自一个“乌有之乡”，来与我们交谈。意识到这一点后，所有日常用语刻意制造的近距离感就瞬间拉远，因为讲述者与讲述事件之间，存在着无法被探知的距离，这种距离，削弱了其真实性。

　　这种叙述者本身所在时间的不确定，并不足以完全解构掉由语言和视角带来的真实感。但双雪涛还不断地在文本内部，安排着这种对于“真实性”的自反。例如，这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李斐的第一次登场，开篇第一段话是：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开始清晰可见，并且成为我后来生命的一部分呢？或者到底这些记忆多少是曾经真实发生过，而多少是我根据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以自己的方式牢记的呢？已经成为谜案。父亲常常惊异于我对儿时生活的记忆，有时我说出一个片段，他早已忘却，经我提起，他才想起原来有这么回事，事情的细枝末节完全和事实一致，而以我当时的年龄，是不应当记得这么清楚的；有时他在闲谈中提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可能就在一周前，而我已经完全忘记，没有任何印象，以至于他怀疑此事是否发生过，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问题，是谁正在老去。”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质疑了自我的“记忆”。由于所有的视角，都来自于第一人称，那么这种讲述如果是真实的话，那么它必然来自于叙述者的“记忆”。但李斐一开头，就质疑记忆是怎样形成的，并且进一步质疑，哪些记忆是真实发生的，哪些又是自己虚构的呢？笔者看来，这完全是文本内部的自反。通过李斐本人的怀疑，暗示出这些基于叙述者个体的回忆，都有可能不是可靠的，从而解构了小说的真实性，将小说的真相推得更远。

　　此外，在北京大学的访谈中，刘岩问过一个重要的问题：父亲视角的缺失，是不是代表着父辈的失语？刘岩的这种提问思路，建立于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路径之上，李守廉成为了宽泛的父辈的代言人。但其实，作家的思路并不复杂。之所以李守廉视角是缺失的，是因为李守廉是目睹了最多真相的人，他是雪夜案件的参与者，是庄德增暴行的目睹者，是2007年袭击城管的参与者。如果存在李守廉视角，那么真相就会过早的暴露。李守廉的缺失，不是因为他失语，而是因为他太重要，离整个事件的真相太近。

　　这还不是双雪涛设置的全部自反情节。在孙天博一节中，双雪涛甚至直接改变了整个小说存在的现实基础性，孙天博一节的第一句话是：

　　“我爸去世之后，我又见过他两回。”

　　这宛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开篇的一句话，直接将此前现实主义的作品调性，改为了魔幻现实主义。为何孙天博的父亲去世后，孙天博还能见到两次？文中没有给出任何说明，仿佛这是自然而然的，仿佛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更吊诡的是，这种魔幻的情节，本文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如果不仔细看，很快就会被翻过去。但如果注意到了，这一处就会显得无比另类与突兀。仅这一句话，就会让读者产生巨大的疑惑，并且意识到，这是一个小说的世界。事实上，孙天博出现在整篇小说的中间位置，这种安排，是双雪涛刻意的一种间离效果：在前半段非常流畅的叙事中，阅读者几乎完全陷入了这个故事；但在中段，由于这一个不大不小的情节，阅读者会放慢速度，开始思考。而这个思考的瞬间，才是让文本光芒真正绽放的瞬间，因为双雪涛并不仅仅满足以制造一个足够致幻的，足够逼真的故事，他在引导读者注意到，这种致幻性，来自于自己的叙述，来自于这种叙述产生的虚构的真相。

　　那么，为什么一方面，小说采用大量第一人称与生活化语言，从而产生无限逼近现实的效果，另一方面，小说又暗中不断地自反这种现实性呢？这需要回到开头提到的小说的本质。小说是一个通过制造虚构来追求真相的文体，在古典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小说的标准都是“无限接近于现实”。但到了当代，这种对现实的追捧却遭到了现代主义作家的有意识的自反。现代主义作家不在关注那个“真相”，而更加关注如何去讲出这个真相。我们以博尔赫斯的名篇，《小径分叉的花园》为例。这篇小说，采取的是侦探小说的形式，看到最后才会发现，这个故事讲的是余准如何通过枪杀艾伯特，向德军传递一个军事机密，即英军的基地在哪里。这个故事，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自反。余准的使命，是传递一个机密，就如同小说，是为了传递一个真相。但这个真相是如此的复杂，我们几乎没有手段向目标传递这个消息，所以，余准选择了枪杀艾伯特。这一行动，让余准登上报纸，而艾伯特所在地区，正是英军基地的名字。这正像，小说为了传递一个真相，不得不大量调用其他信息，才能逼近这个真相，而无法直接传递真相，因为真相是无法被语言规训的。并且，博尔赫斯这篇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但讲述非常复杂，其主要篇幅，是讨论余准祖父的一篇小说。事件与叙事话语的不对等，则是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征。类似的，《平原上的摩西》同样是一个侦探小说的结构：蒋不凡雪夜身亡，是整个故事的钩子，其他人物最终都汇聚到了这一条线索之上。但同时，《平原上的摩西》传递的信息量，却远非一个侦探故事所能容纳。事实上，这种差异就是为了显示，真相不重要：蒋不凡因何而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为了讲出这个真相的过程中，讲出的其他内容。正如余准通过枪击艾伯特上新闻而传递消息这个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者谈论关于那本小说的内容。

　　因此，双雪涛的虚构，并非为了还原某段历史或某个地域，双雪涛把这个时间还原的越精致越写实，反而越不重要。参考双雪涛的访谈，以及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的后记《我的师承》，双雪涛更加倾心于村上春树那样在现实描写中加入纯虚构内容的写作方式，因此，这样虚构的处理，也是双雪涛个人青睐的写作方式。

　　2，视角与记忆：声音的权力

　　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所有的视角，全部是第一人称的。这其实非常奇怪，因为在广泛运用了POV写作手法的小说中，第三人称才是主要写法。例如《冰与火之歌》，拥有数十个人物视角，但所有视角都是第三人称。因为POV写法的优越之处，正在于写作者兼具了第三人称的自由度，和紧密跟随人物保持的事件紧密性。而双雪涛放弃了这种写法带来的自由度，完全采取第一人称，是为了什么？

　　首先来看第一人称的效果。第一人称叙事者总是在“自言自语”，所以，他是在“说话”，在发出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又来自于他的记忆。事实上，能够通过声音，来说出自己的个人的记忆，就是一种权力。个人的记忆是对抗历史书写最重要的力量和权力，因此，即使讨论双雪涛小说中可能存在的社会历史批评，也应该从个体记忆的角度进入。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处，来自于蒋不凡回忆“东北二王案”：

　　“没想到两年之后，就有了“二王”，大王在严打的时候受过镇压，小王在部队里待过，和我驻扎的地方离得不远，属于蒙东，当时我就听说过他，枪法很准，能单手换弹夹，速射的成绩破过纪录。两兄弟抢了不少地方，主要是储蓄所和金店，一人一把手枪，子弹上千发，都是小王从部队想办法寄给大王的，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一封家信里夹着五发子弹。他们也进民宅，那是后期，全市的警察追捕他们，街上贴着他们的通缉令，俩人身上绑着几公斤的现金和金条，没地儿吃饭，就进民宅吃，把主人绑上，自己在厨房做饭，吃完就走，不怎么伤人，有时还留点饭钱。再后来，俩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向警察反击。我们当时都换成便衣，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如果穿着警服，在街上走着就可能挨枪子儿。最后，那年冬天，终于把他们堵在市北头儿的棋盘山上，我当时负责在山脚下警戒，穿着军大衣，枪都满膛，在袖子里攥着，别说是有人走过，就算是有只狍子跑过去，都想给它一枪。后来消息传下来，两人已经被击毙了，我没有看到尸体，据说两人都瘦得像饿狗一样，穿着单衣趴在雪里。准确地说，大王是被击毙的，小王是自己打死的自己。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描述，因为直观的显示了个人记忆与历史书写的记忆的不同。在蒋不凡的回忆中，“二王”显然是具有传奇色彩，甚至英雄色彩的，所以蒋不凡才会讲他们不但不伤人，还留点钱，并且二王死后，自己还喝了不少酒。但在现存的报刊与报道中，二王就不是这样的形象。例如，有相关研究认为，是二王的凶残，催生了防暴部队的诞生[12]；而人民网在当时的记录中，自然而然的将他们形容为“残暴的凶手”，最终“落得了可耻的下场”，且群众“欢呼雀跃”[13]。这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裂隙，而这裂隙，正是被历史书写所遮蔽的。因此，采取社会历史批判视角，更应该从文本内部出发，来探讨双雪涛如何处理了个人记忆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就是处理了公权力与私人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王德威的论述是站不住脚的。王德威认为，蒋不凡已经站在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劳动人民是城市的异己者，而蒋不凡则成为了城市规则的捍卫者。事实上，从蒋不凡的这段话中，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蒋不凡对于二王的同情，同时也就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将蒋不凡粗暴的进行阶级的定位，是对人物的一种矮化。

　　但《平原上的摩西》的精彩之处，并不在于仅仅处理历史书写与私人记忆之间的矛盾。他没有将二者放在一种对立面，从而催生出一种批判基调。双雪涛更为隐秘的探讨了在历史书写之下的个体之间记忆与话语的矛盾，从而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张力。

　　第一对个人记忆之间的矛盾，就来自于庄德增与李守廉。庄德增是小说所有人物里，最成功的的一个，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厂里的小领导；下岗潮来临前，他就抓住机遇，南下云南做卷烟生意，一路顺风顺水，成为成功企业家。但庄德增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遗忘。庄德增与傅东心第一次见面，面对傅东心询问读过哪些书，庄德增说《红楼梦》，但主人公“不记得了”；后来，庄德增有提起李守廉，说“从小我就认识他，他们家哥三个，不像我是独一个，老李最小，但是两个哥哥都怕他，“文革”那时候抢邮票，他还扎伤过人，我们也动过手，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事儿忘了。”此处就非常耐人寻味，庄德增何以判断出“我们”都忘记了在文革时期大打出手的事情呢？实际上，只是因为庄德增的圆滑，让他主动选择了忘记，因为唯有忘记这段记忆，人才能没有负担的前行。正是因为庄德增毫无历史负担，他才能毫无愧意的扎身于改革开放私营的浪潮取得成功。庄德增的视点只有两个，第二个视点中，实际只有一件小事，就是庄德增和戴着口罩毁容的李守廉，在出租车上去看被拆掉的主席像。在这里，李守廉与庄德增之间发生了另一段重要的对话：

　　“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我一边拿钱包，一边说，什么？他说，主席像的底座，那些保卫主席的战士有多少个？我说，我记得我数过，但是现在忘了。他接过我的钱，没有说话，等我拉开门下车，他从车窗伸出头说，三十六个，二十八个男的，八个女的，戴袖箍的五个，戴军帽的九个，戴钢盔的七个，拎冲锋枪的三个，背着大刀的两个。”

　　这段话清晰地展现了庄德增与李守廉的本质不同。这二者都是文革的亲历者，也都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主席像底下的那些卫士，既是二者青年时代的象征，也是二者青年时代所捍卫的精神的象征。但这一切，都被庄德增“忘了”，正如庄德增可以毫无负担的让主席像被拆毁一样。可李守廉不同，他对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无法逃脱自己记忆的束缚，也无法逃脱历史话语的束缚。因此，在下岗潮后，二者的命运截然不同。由于抛弃了历史的重担，庄德增可以没有负担的追求利益；但李守廉仍然是个老派的工人，他为小摊贩打抱不平，让自己陷入了犯罪的深渊，并且最终因为又一次为小贩打抱不平，而让行踪败露。二者之间的不同，表面上看是个人因为记忆的选择，产生的不同；事实上，却是两种历史书写之间的本质差异。但庄德增的视点，在看过主席像后，也就戛然而止。之后，他仅仅在其他人的口述中出现。视点的结束，同时也是声音的停止，也就意味着权力的终结。庄德增尽管仍然处于财富的顶峰，但他已无力参与历史，因为也失去了对历史开口的权力。庄德增在2000年就失去了声音，代表着其所代表着那一种历史书写，在新千年后逐渐失效。

　　第二段记忆的冲突，则来自于傅东心。傅东心的视点虽然与庄德增一样有两个，但傅东心的两个视点全部来自于1995年。她全部自由的声音，她自我意志的彰显，只发生于1995年。因为这一年是变革的一年，这一年，她不得不离开视如己出的李斐，并且，她还有一桩心事放不下。直到第二章的结尾，傅东心向李守廉讲出那个真相，我们才明白了一切，明白了傅东心为何如此重视李斐，已经傅东心内心的挣扎。

　　“我说，李师傅过去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你搬到这趟房才认识你，知道傅老师有知识。我说，我认识你。他说，是吗？我说，68年，有一次我爸让人打，你路过，把他救了。他说，是我吗？我不记得了。他现在怎么样？我说，糊涂了，耳朵聋，但是身体还行。他说，那就好，烦心事儿少了。顿了一下，他说，那时候谁都那样，我也打过人，你没看见而已。我把茶杯举起来，喝了一口，温的，我说，我爸有个同事，是他们学校文学院的教授，美国回来的，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聚会，朗诵惠特曼的诗，听唱片。他说，嗯。我说，“文革”的时候，他让红卫兵打死了，有人用带钉子的木板打他的脑袋，一下打穿了。他说，都过去了，现在不兴这样了。我说，当时他们几个红卫兵，在红旗广场集合，唱着歌，兵分两路，一队人来我家，一队人去他家。来我家的，把我父亲耳朵打聋了，书都抄走，去他家的，把他打死了，看出了人命，没抄家就走了。他说，是，这种事儿没准。我说，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结婚之后，生下小树之后。他说，嗯。我说，打死我那个叔叔的，是庄德增。”

　　傅东心也一直挣扎于自己的记忆中，甚至其实已经在这段记忆中死去。对她影响最大的父亲，在文革中失常，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庄德增。然而，为了生活，傅东心隐藏了这一切，嫁给了庄德增。在这平静的生活之下，傅东心始终在挣扎，所以她常常念着《摩西五经》，对救命恩人李守廉家的女儿多加疼爱，并且对庄树打人表现得非常激动。在即将与救过自家的李守廉分别时，她终于无法独自保守这个秘密，选择将其和盘托出。李守廉亦无法承受这种沉重的记忆，只能告诉傅东心，要向前看，要不太累了。李守廉劝她选择用忘记的方式来摆脱历史的重量。但傅东心最后却说，“日子“嗒嗒”地响着，向前走了。我留了下来。”。留下来，就是傅东心面对记忆的一种选择，她选择停留在这种记忆中，不在向前，因此她死在了这段记忆中。之后的傅东心，不仅再也没有视点，不再发出声音；并且，傅东心在其他人视角中，也屡屡缺席，总是在外云游，或常年睡觉，也即封闭了与外界的沟通，完全的停在历史中。

　　但关于记忆最重要的情节，仍然来自于李斐和庄树。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李斐不断地质问自己，这些记忆来自于何处，是何时形成的。记忆似乎对于李斐有特殊的意义，在结局之前，阅读者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为判断为，李斐在残疾后的胡思乱想。另一个谜团在于，李斐父女为何要在十余年前的平安夜独自出行？这一切，都在结尾李斐与庄树在船上相遇，李斐将记忆和盘托出时水落石出：

　　“然后她说，我爸什么也不知道，他以为我真的肚子疼。当时我的书包里装着一瓶汽油，是我爸过去从厂里带回来，擦玻璃用的。那个警察应该是闻着了。那天晚上是平安夜，白天我一直在想去还是不去，因为我有预感，你不会来。但是到了晚上我还是决定去，可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你说你总会有办法，可是我想不出来。孙叔叔的诊所离那片高粱地很近，我可以想办法下车，跑去用汽油给你放一场焰火，一片火做的圣诞树，烧得高高的。我答应你的。我说，现在那里已经没有高粱地了。她说，那天你去了吗？我说，没有。她说，是傅老师不让你去吗？我说，不是。我忘了。”

　　这是一桩记忆带来的悲剧。这二十年来所有的悲剧，所有的仓皇与不安，所有的分离与追寻，堕落与救赎，都源于一对少年朋友的约定，来源于一个朋友的忘记。庄树像他的父亲那样，轻易地失忆，轻易的忘记，最终导致了一连串的悲剧发生。而李斐不得不质问自己，当时那段记忆，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因为自己虚构了记忆，导致了自家数十年的境遇？时至今日，庄树轻易的当上了警察，仿佛得到了救赎，但他却忽然发现，自己所为正义做出的努力，他所希望揭发的罪恶，确是自己一手导致的。这是小说最为动人的一刻：多年未见的青年好友，终于在湖心相遇，恰似庄德增与傅东心在湖面上的初次约会。但他们却各自怀着沉重的心事，和两把枪。然而，童年和青年的真挚情谊，终于让他们坦诚相待，彼此才发现，由于其中一个人的失误，造成了其中一家永久的悲剧。李斐说：

　　“小时候，傅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如果一个人心里的念足够诚的话，海水就会在你面前分开，让出一条干路，让你走过去。不用海水，如果你能让这湖水分开，我就让你到我的船上来，跟你走。”

　　这实际上代表李斐认为，已经不存在救赎的可能；但庄树说“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他掏出印着李斐的香烟盒子，这个盒子随着风漂到岸边，“李斐”就这样“走”到了岸边。庄树代表了仍然存在着救赎的可能性。

　　但这个事件，存在着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当下”的时刻。在当下，李斐和庄树直面了各自的记忆。面对记忆，庄德增选择失忆，傅东心选择沉默，李守廉隐藏在历史中，他们都失去了发出声音的力量，也就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影响。但李斐和庄树，则代表着未来，尽管他们各自都有着那样沉重的历史记忆，但庄树仍然相信存在着超越个人记忆的可能，存在着救赎的可能。那盒“平原”，就有了高度的隐喻性，当李斐和庄树走过“平原”，实际上也是走出了那一段悲痛的，个人的记忆，而这段记忆，由于其与历史话语间紧密的关系，实际上也意味着二人走出了东北往事的记忆。庄树告诉李斐，她无需为父辈负责，她可以走出去。笔者认为，这是这篇小说最具力量的瞬间，它完全不是批评界普遍认为的那样，在讨论东北地域性和东北为市场经济所做的牺牲的时间；实际上，这篇小说包含着一种超越性，它并非王德威所称的“向下超越”，而是走出那段伤痕记忆，走出对父辈沉重历史的负担。因为，唯有走出这种记忆，东北才有可能拥有未来。因此，庄树与李斐对记忆的讲述，是在现在，他们的声音仍然是“活”着的。庄树与李斐，需要走出记忆，需要承担对于这片土地未来的责任。平原上的摩西，需要走出平原。

　　3，文本间性：作为寓言的叙事

　　略萨在其探讨写作技巧的书《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有一章名为《中国套盒》。中国套盒指的是这样一种叙事技巧：通过一个小故事开场，然后再引入自己真正要讲述的故事[14]。实际上，这个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达，其可能的最早发端，就来自于著名的《天方夜谭》（即《一千零一夜》），通过故事的来回嵌套，形成叙事的迷宫。而《萨拉戈萨手稿》则进一步发展了这样嵌套的故事结构。这种写作方式被现代作家进一步发展，到博尔赫斯手下变得无比炫目。博尔赫斯在一篇作品中，常常引介其他的书目中的故事或见闻，将一个故事的内容延展到无限大，事实上，他发明了一种文本的间性：一个作品的意义不是自足的，而必须通过发掘在这个作品中提及的所有其他作品的意涵，这个作品的真正指向才能被清晰的感知，作品成为了一种寓言。于是，作品的主体性被消解了，意义只能在缝隙中产生。

　　双雪涛有着巨大的阅读量，因此他更加熟悉的运用了这一手法。要拆解双雪涛的创作意图，就必须了解他提及的所有其他作品、报纸、录音等。在他引入的所有外部材料中，有两个最值得关注，其一，是傅东心转述的《县里的医生》；其二，就是贯穿全文的《出埃及记》。

　　傅东心与庄德增第一次在湖上约会，傅东心向庄德增讲述了《猎人笔记》中《县里的医生》的故事，她是如此讲述的：

　　“一个人溺水了，有人脱光了衣服来救她，她搂住那人的脖子，向岸边划，但是她已经喝了不少水，她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她看见那人脖子后面的汗毛，湿漉漉的头发，还有因为使劲儿而凸露出来的脖筋，她在临死之前爱上了那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你相信吗？”

　　这是傅东心完全的对《县里的医生》的改造。《县里的医生》讲述的是医生得利丰•伊凡内奇去医治一位病人，并告诉了他自己一段悲痛的往事：他曾经去乡下治疗一位病种的姑娘，并爱上了她，这位姑娘也爱上了伊凡内奇，但病的太重，最终离世了。傅东心向庄德增做的是一番“曲解”，是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傅东心认为，这位姑娘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她只是因为快死了，所以爱上了这个奋力救自己的医生。傅东心之所以要对这个故事作个人化的解读，是因为这个故事就像她对自己的自况。傅东心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快要死去的人，但自己遇到了庄德增。因为庄德增的坦诚与努力，自己在心境将死之际爱上了他，这太荒谬了，因为庄德增同样也是自己家庭悲剧的始作俑者，所以傅东心要问庄德增“你相信吗？”

　　这个例子典型的暗示了解读《平原上的摩西》，不能够按照将其视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那样，将作者使用的所有信息都当做是真实的反映。正如刘岩也注意到了，在双雪涛笔下，艳粉街到了沈阳的东区，这是不符合现实的。然而，为了使其贴合自身的现实主义理论，刘岩将其解释为一种“悬置”，进一步突出了现实主义。这样的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只有从虚构性，从双雪涛将“艳粉街”抽象为一个文学意象，在其与王兵《铁西区》等作品的互动中，才能读懂其意蕴。

　　同样重要的，还有双雪涛对《摩西五经》的运用。这篇小说题目即为《平原上的摩西》，因此大多数批评家聚焦点在于：谁是摩西？但他们忽略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是“摩西”？双雪涛选择摩西，是因为摩西代表着救赎。摩西是以色列人的先知，带领以色列人逃出了残暴的埃及，前往了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平原”，自然是东北平原，也是庄树家生产的烟的名字。所谓“平原上的摩西”，首先指的就是印在“平原”香烟盒子上的李斐；其次指的是东北人如何逃出荒原，逃出被历史诅咒的土地。这种逃走，并非地理意义上的逃走，而是正如第二小节分析的，只有摆脱父辈沉重的记忆的束缚，这片土地才能真正的获得新生。

　　文本中已经有多处暗示。在《出埃及记》中，耶和华是“在火中现身”。火，在这篇小说中有重要的作用。庄树一家与李守廉一家发生了命运的联系，正是因为李斐小时候喜欢玩火。傅东心在李斐对火的爱好中，看到她身上存在的希望与可能性。因此，傅东心开私塾教学，这就宛如一场布道；而后，李斐因为想要燃烧一场大火给庄树看，让自家陷入了困境，这宛如摩西经历了长年的困顿。而庄树与李斐最终在船上的谈话，则更加具有强隐喻性。李斐质问庄树能不能让水分开，在这里，李斐已经认为救赎不可能；但庄树却更加巧妙的用烟盒上的李斐飘过湖面，来说明救赎是可能的。

　　这个故事，从庄德增与傅东心在船上约会开始，到庄树与李斐在船上谈话结束。随着李斐在“平原”烟盒上飘过湖面，摩西也走出了东北平原。

　　三，结语

　　从内部视角分析，双雪涛的这篇小说显然远远不止是描述了一个地域，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一群“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人。双雪涛更加提出了一种救赎的可能，东北这篇苦楚的土地因为历史的诅咒，因为记忆的诅咒，已经沉沦太久。但救赎依然是可能的，如果放下那些沉重的历史负担，摩西就能够走出东北的平原。因此，《平原上的摩西》不仅仅面向历史，它更是面向未来的，而这，是超越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更加重要的文学价值。

字数：11923
原作者：Nccrri
原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222772/

小风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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