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它的勇气超越纯文学

牛妞

　　在所有文体里，我最钟情长篇小说，具体地说，是那类有俄国气息的长篇作品。每当精神因现实崩裂而惶惑，它给予我坚定的力量，它让人明白，生活中还有人和事值得热爱，存在一种不屈的品质，令我们坚守和相信。长篇小说犹如信徒写给命运的交响曲，是文学对人世间的总体性阐释，它令人安定，使人重新燃起坚持一项长期事业的动力。

　　《生活与命运》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此书乃是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代表作，被誉为苏联版本的《战争与和平》，记录了纳粹德国与苏联对抗时期，人民在战争前方和后方的生活。格罗斯曼在叙事结构上也模仿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从家族入手，以战争开启故事冲突，用平易近人的笔调描写一幅社会长卷。但作者并非托尔斯泰的简单模仿者，而是在继承托翁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思考。

　　比如格罗斯曼在当时舆论普遍把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归功于领袖的背景下，坚持“历史属于人民”的认识，把平民百姓作为故事的主角，而非英雄领袖。因此，小说并没有一个光芒万丈的主人公，而是类似如今家喻户晓的《冰与火之歌》一样，采用的是一种群像式写作。作者的叙事并非纯粹的全知叙事或者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而是灵活地在二者间切换，虽然偶有拖沓，但在整体上积蓄了一股浑厚的力量，只要读者能耐心读下去，在后半程就能体验到这种力量感。

　　在写法上，格罗斯曼尤为关注战场前线和人民生活间的对比。在战场前线，士兵们随时处于生死一线间，说话反而没有顾虑。他们连生命都豁出去了，也就不怕因为说话而掉脑袋。但在后方，也就是人民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政治风险反而堵住了大家的嘴巴，让他们即便在家里也小心翼翼，生怕走漏风声招惹来杀身之祸。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正是苏联肃反运动的高潮，成千上万军官、科学家、知识分子及其家属被逮捕、流放乃至被处决，寒冷的西伯利亚土地上，埋葬着一具具冤死的肉身。

　　于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在战场上的人反而比和平中的人更自由，更接近一种“言论的真实”。格罗斯曼把这些真实记录下来，冒着被当局秋后算账的风险，他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前线士兵的对话。

　　比如军官诺维科夫的自白：

　　“我要坦率地说：我们杀自己人，消灭大量干部，我们的厄运就是这些事造成的。”

　　诺维科夫一下子就对格特马诺夫产生了信任感，说：“是啊，这些同志杀害了不少有才能的好人，政委同志，在军队里造成的不幸的事太多了。就比如军长克里沃卢契科在审讯中被打坏一只眼睛，他又用墨水瓶把侦讯员的脑袋打碎。”

　　还有这段关于克雷莫夫的描写：

　　“克雷莫夫经常嘲笑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嘲笑叶尼娅和维克托·施特鲁姆一听到富农分子在集体化时期遭殃就唉声叹气。他常常对叶尼娅说起一九三七年的事：‘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格罗斯曼擅长通过日常的对话，揭示出宏大问题。他不仅描绘了高压政治下人们心里的恐惧、苏德战争对士兵思想的影响，也在一些小事中，表现出人在被某种环境驯服后的状态。

　　例如在古拉格，有一天深夜，一个犯人被杀死了，在场几十个人都听到求救的声音，但他们全都装睡，都没有伸出援手。事后，一个叫阿巴尔丘克的人想：“如果有人一下子爬起来，把全屋的人喊起来，会怎么样呢？几百个强壮的男子汉团结起来，两分钟就会把凶手制服，会救活一个同伴。但是谁也不抬头，谁也不叫喊。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头羊一样。大家都躺着，装作睡着了，拿棉袄蒙住头，尽可能不咳嗽，尽可能不去听受害者在昏迷中挣扎。多么低三下四，多么驯顺啊！可是他当时也没有睡着，也没有作声，拿棉袄把头蒙住。他很明白，驯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驯顺来自经验，来自对劳改营规律的了解。如果大家都起来，把凶手制住，带刀的人还是比不带刀的人厉害。全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而刀永远是刀。”

　　比《日瓦戈医生》更具反思性

　　格罗斯曼对战争和苏联政治的反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部巨作《日瓦戈医生》。它的作者是苏联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因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苏联文坛的压力，他不得不放弃领奖。《日瓦戈医生》通过西伯利亚富商之子尤里·日瓦戈的一生，细腻地描绘了俄国晚期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长卷，其中涵盖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等重大历史事件。小说整体的基调是厚重、哀伤的，主人公时常被笼罩在一层化不开的浓雾中，仿佛有巨石压在他身上，让他喘不过气，而他在政治变迁中小心生存，最终仍难逃猝死的命运。相比起《生活与命运》，《日瓦戈医生》把叙事焦点放在了日瓦戈这个典型人物上，它的笔调更诗意感伤，是一种社会长卷描写结合伤痕文学氛围的尝试。

　　翻译家力冈曾先后翻译了《日瓦戈医生》和《生活与命运》（当时的译名叫《风雨人生》）这两部作品，他说：“帕斯捷尔纳克是真诚的，是有良心的作家，但他写作《日瓦戈医生》，只是一种叹息和悲伤，谈不到反思。格罗斯曼则不仅有真诚和良知，而且更有勇气，更有认识的勇气、面对现实的勇气。他写作《风雨人生》，不仅旨在创作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而且旨在进行深沉的反思。在所有的反思作品中，《风雨人生》是最应该称作反思作品的。”

　　格罗斯曼生前是苏联体制内作家，此前入围过斯大林奖名单，他过去写的几部小说，多少仍受意识形态影响，有歌功颂德的意味，但《生活与命运》是一本大胆的、甚至让苏联审查员脊背发凉的小说，因为它一方面歌颂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业，另一方面却提出了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眼中的正义，真的是正义吗？如果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士兵们，都在为他们心中的正义而战，那么这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格罗斯曼的小说立场并不是中立的、不提供价值判断的。在一种经典小说理论里，好的文学似乎应该放弃价值判断，保持不偏不倚的叙述姿态。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做到的。高明的小说家不是在避免价值判断，而是拒绝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转而使用更亲和、更有沉浸感的方式。在《生活与命运》中，格罗斯曼采用的就是这类叙述，关于政治和人生的议论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军人们谈论1937年的冤狱，回忆起多年前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方的人民则在日常对话和身体感受中传递自己的恐慌。我们从中感受到时代如何影响到一个人，看见高压、管制的环境如何把人的思想驯服。格罗斯曼不是哲学家，他不提供生活的答案，面对这些问题，他和读者一样也是焦灼的、矛盾的。他热爱苏联，忠于这个国家和政党，但他无法对斯大林时期国民生活的问题视而不见。

　　但是，如果《生活与命运》仅仅是一部批判性作品，它就还无法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而至多是一部《古拉格群岛》的加长版。格罗斯曼深刻的一点在于，他既做到了批判，又对他批判的对象保持悲悯，他没有为了批判的意图而去扭曲人物，把他们矮小化或崇高化，而是尽着一个人的本分，努力去还原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情味，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士兵、医生、科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即便是勇敢赴死的英雄，也有对子弹射击的恐惧；即便是犯下累累恶行的屠夫，也会在面对家人时流露出恻隐之心。小说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在一间毒气室里，医生索菲娅本可以得到活命的机会，可她却选择了放弃，陪伴一位叫达维德的男孩走进毒气室，为的，只是陪伴这个善良的孩子走完最后一程。

　　向赫鲁晓夫抗议

　　格罗斯曼写完《生活与命运》时，正是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文学解冻时期。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一场内部讲话中批判斯大林，指责这位前任领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由此掀起了一场反思个人崇拜、纠正官僚主义问题的热潮，苏联文学随之迎来“解冻”，诞生了一批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作品，格罗斯曼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他的创作。

　　他并不是大无畏的英雄，生前，他也是体制内的一员，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文学解冻的形势，让他产生幻觉，以为从前不能说的话可以说，不能指出的问题可以揭露，这才有了“不怕死”的《生活与命运》。

　　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鼓励揭发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问题，却绝不容许《生活与命运》出版呢？因为《生活与命运》的力度已经超越了批判斯大林本身，它投掷的冷枪对准的不是斯大林个人，而是整个苏联的政治。换言之，《生活与命运》揭示出，当时爆发出的种种问题，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它必须纳入整个苏联的官僚运作体系中。它展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如何被官僚主义取代，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政体，怎样在繁琐、森严、鼓吹人人崇拜的政治改造中渐渐腐朽，尽管格罗斯曼没有明说，但他的小说预言了这种苏联乌托邦的破灭，也就是说，他批评的已不再是斯大林主义，而切切实实是整个苏联的官僚集团，这是当局所无法容忍的。

　　当局同样无法容忍的，是格罗斯曼在小说中对人道主义的思考，他通过回顾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回归到“文学即人学”，在那里，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而不是牺牲人去追求伟大的理想。

　　在苏联的语境里，这部小说可以算大逆不道了。但是在出版前，格罗斯曼满怀信心，认为这部自己耗尽毕生心血的代表作，可以在社会上掀起一场风暴。

　　然而，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没收了《生活与命运》的书稿。对于这本书的价值和出版前景，作家的敌人看得更明白。当时，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总指挥苏斯洛夫对格罗斯曼说：“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生活与命运》）在两三百年内都不会有出版的机会。”

　　格罗斯曼天真地给赫鲁晓夫写信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直到临死之前，他都期盼《生活与命运》得到“解冻”的机会。他并没有像索尔仁尼琴那样走向一条决绝的批判道路，也不似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幻灭后选择自杀。他重病缠身仍乐于自嘲，即便不再是当年入围斯大林奖呼风唤雨的文坛领袖，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和朋友去亚美尼亚旅游，写下一些优美的杂记。那时，他罹患胃癌，死神就在身后。有一天他在朋友的车上突然腹绞，他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疼痛万分，可他不好意思让朋友担心，觉得能忍就忍，直到朋友中途停车加油，他才逃命似的赶去厕所，等疼痛缓解，又变回个没事人。格罗斯曼后来回忆道：“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

　　格罗斯曼到死也没等到《生活与命运》出版的一天。1964年，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临死前，他以为小说已经出版无望（在此之前，小说书稿已被销毁）。所幸，他的一位朋友冒死保留了复本，制作成微缩胶卷偷运出国，才有了《生活与命运》的重见天日。

　　1980年，《生活与命运》在瑞士出版后，一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当时索尔仁尼琴风头正劲，而格罗斯曼这个体制内作家的标签，又让西欧媒体对他产生了一些偏见，误以为他的作品不过是歌颂之作或者对索尔仁尼琴的老调重弹。然而，在文学角度上，《生活与命运》是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更浑厚的作品，它对苏联社会各阶层真实的记录、对人世间的热情和悲悯，让它站在历史的边上，最终回到人的本位。

　　格罗斯曼是一位谦卑的作家，他的小说也具有谦卑的品质。作家的坚定和执着，让小说不拘泥于特定的情境和问题，而是深入到历史的纵深部位，以一种看似留情又毫不手软的方式，把苏联的政治制度、人民的真实生活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读到主持人梁文道写给《生活与命运》的序。道长纵横江湖数十年，写过的文章很多，但这篇，是我读过的他写得最用情的文字，那是一份写书人、爱书人的惺惺相惜。而《生活与命运》也值得他这篇序，瓦西里·格罗斯曼不为大众所知，但仅凭此书，他足以传世。1989年，翻译家力纲译了这本书，译者序言写于当年6月10日，他在序言最后一段恳请道：“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理解了力冈和梁文道的感动，他们的一字一句都不是奉承之词，而是借助序言，对自己所爱之书真真切切的一场告白。《生活与命运》完全值得他们的褒奖，甚至这部书的价值绝非三四篇万字书评可以概括，书评人在此做的不过是抛砖引玉，用最谦卑的姿态，希望正处于快速时代的读者停一停、看一看，摁下暂停键，在这如今看来似乎有些老气的文学世界里走一遭。它不会使你成功，也不会带给你财富，但它会诚诚恳恳地告诉你：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才成为今天的自己。它所说的不是生活虚妄，而恰恰是人间值得。人间值得，生活的意义在一代代人的负重前行中传递。在这个意义上，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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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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