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与死之外，几无路退——读郭松义的《伦理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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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下行的后疫情时代中，婚育率走低，而婚姻相关话题的讨论却从未停息。理想的人会认为婚姻是纯粹两个个体的结合，现实的人会认为婚姻牵扯到两个家庭，而人类学学者则将婚姻置入社会维度去考虑。

　　正如卢克·拉斯特在《人类学的邀请》中所说的：婚姻是关于创造并保持社会的关系，它涉及建立和维持更大的社会网络。

　　郭松义的《伦理与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中，以一种深描历史肌理的方式重回清代婚姻制度，使读者得以审视当时婚姻制度的运作逻辑并重新思考当下的图景。

　　读完这本书确实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近600页的厚重分量足以说明它是一本主食型史学书目。

　　扎实的饱腹感来自于三方面：

　　一是结构规整，论述有序；

　　二是考据扎实，旁征博引；

　　三是话题广泛，从地域差异到阶级分层，从童养媳到再嫁妇，从婚前礼俗到离婚程序，几乎囊括了清代婚姻实践的所有面向。

　　郭松义为此书翻阅了数千种地方志、档案、族谱，又翻检了几十万条史料，书中可见大量的表格及数据。

　　令人意外的是，这么一本从厚度上就令人有些发怵的书竟称得上好读。

　　作者列据严明，但遣词造句不爱掉书袋，既有宏观制度梳理，也有微观个案剖析，甚至还附上真实的聘书与回聘礼单影印件，有趣有趣。

　　全书的核心视角，在于揭示“婚姻作为社会制度”的本质。

　　“所谓婚姻的社会性，系指这种行为无不受到当时的道德、法律、传统习俗，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清代的婚姻制度，一方面由官方法律提供框架，一方面则深受儒家礼教与地方习俗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时有矛盾的实践场域，其中常常有法理与实践的脱轨，郭松义着力阐述论证的便是这种脱节。

　　在阅读过程中我总感到沉痛，纵观全书援引的真实判例，被吃干抹净、敲骨吸髓的受害者大多数都是女性。她们在伦理与生活之间承受了最多撕裂，甚至常常让我觉得在婚姻与死亡之外，并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以离婚为最具代表性的一点，根据清律规定，男性出轨的情况下妻子亦可提出离婚。

　　然而在实际实践中，由于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中地位也较为低下，“从一而终”的道德思想也如钢印般束缚着女性，妻子就此向丈夫提出利益，较之在同样情况下男方休弃女方要困难得多。

　　离婚后女方要求再嫁，还常常会受到官府的奚落，不少女人因压力太大、无法承受，只能选择自杀。

　　在实际婚姻之中，女方也常常被极度物化，由此产生许多恶风恶俗。

　　广西贺县有“寄肚”一说，意为男性将妻子租赁出去生孩子。卖妻的行为也很常见，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无法洗脱女人被当成物件随意转手售卖的事实。

　　“贞节”则是女性脖颈上又一沉重枷锁，清朝政府对节妇烈女的旌表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有许多恶性事件，在《福建省例·禁止殉烈》中就记述了一桩：

　　男方意外死亡，家族集体出面，打着殉烈美名逼迫寡妇“盛服登台，亲戚族党皆罗拜活祭，扶掖投缳。此时本妇迫于众论，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最后所得遗产划归家族，被少数人瓜分。

　　同时，女性往往在同一件事上受到双重压迫。

　　丈夫早逝后，儒家伦理要求寡妇守节，不得再嫁；而现实生活则因为生计所迫，逼迫她们寻找新的依附，这种无处可逃的困境常让我如鲠在喉。

　　官绅家庭的女子大多温饱无虞，但必须对道德教化绝对服从，多的是守寡守了一辈子的案例；

　　而中下层阶级的女性看似拥有一定的“自由”，却面对更为直白的生存压力，常常沦为被买卖、逼嫁、逼死的对象。

　　作者不仅关注制度如何压迫人，也关注人在制度中如何调适自己。

　　本书最让我撼动的案例是广东许氏，因为亲眼目睹自己的姐姐婚姻不幸，主动要求做慕清女，即与死者结冥婚。最后嫁入许家，在她的影响下许家女儿也做了慕清女，从此姑嫂两人“同居一室，相互依依，直到白头”。

　　郭松义认为这有同性恋倾向，我却觉得解读为两位女性的互相帮扶也未尝不可。

　　婚姻作为宗族工具与伦理象征，具有无法自洽的裂缝，我们恰能从这种罅隙中一窥个体的真实感受与意愿，但个人的挣扎反抗决不能为系统的狭隘压迫做借口。

　　读完此书不禁感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对于婚姻的争议与思考同样不是新鲜的，而是千百年来累积的问题。

　　理解历史，是为了在制度与个体的关系中，更清楚地看见权力是如何运行的，又如何在不被觉察的日常中，塑造我们的命运。

　　——值得庆幸的是，过去这么多年，女性在婚与死之外有了新的存在方式，但这并不足以被称为真正的、全然的自由。

　　如德博拉·列维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更多生活，与婚姻无关的生活。



字数：1771
作者：乘风破浪的饼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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